光武帝刘秀及其功臣集团,几乎都是地主豪强出身,而且他们普遍接受了较为完整的儒学教育,故而在言行举止与所定国策等方面都迥异于西汉开国君臣。其中,最鲜明的差异就是东汉士族集团崛起。
东汉中晚期的官僚,大多出身于地方豪族,就算偶有寒门小族出身自然,也几乎都是儒家学说的信徒。当时的人,要么拜儒者为师学习儒家六经,要么游学京师洛阳,做太学博士的弟子。他们在宗族乡里时,以儒家三纲六纪做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曾经主导秦、西汉的文法吏集团在东汉中晚期时,已经被儒家贤良势力所取代。许多地方豪族世代学习儒术,又世代有人入朝做官。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和文化群体——士族。
东汉士族并非只有儒学世家一种,也有凭经济、政治力量跻身门阀者。到了魏晋之时更是如此。
“巨族”指的是门阀士族;“小族”指没有权势的普通百姓家庭(也称寒族、庶族,但不一定是贫苦的贱民)。魏晋之交时的不少“名士”出身寒门,以才华器量著称当世。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与社会地位,丝毫不输给那些士族门阀子弟。尽管当时已经有看“门第”高下的风气,但相对于以祖宗官职高低为联姻、做官唯一依据的后世士族,这个时代的士族还比较重儒学礼法。寒门女子若是具有良好的礼法素养,也会成为士族高门迎娶的对象。
汉魏时代的士族不仅是看家世是否位高权重,还论儒学素养的高低。而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渐渐与儒学分离,不是儒学、玄学兼修,就是儒、玄、佛三家合并。他们表面上尊周孔之道,实则以佛道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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