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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贸易打造的世界》
八十年前，史学家阿什顿（ T.H.Ashton ）就已称工业革命为“榨了三次汁的橘子”，意即已几无汁液残余的东西。但他仍另外写了本书谈工业革命，引发新的辩论。所谓工业革命，指的是大部分劳动力走出农、渔、林业，投入使用愈来愈强的机械装置以改造物品的行业。
现代工厂的原型，乃是有大量工人非常专注且分工明确地在工作（而非在同一屋檐下工人一个挨一个但各忙各的），并且根据大量运用燃料的生产过程生产出标准化产品所需的体力，制定工作时间。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地方，可能要到一个跌破众人眼镜的地方才能找到，那就是拉丁美洲的糖厂。糖厂将（若不尽快加工处理很快就腐败的）甘蔗压碎，烹煮，制成糖，以便运往大西洋彼岸
就此而言，不只最早的工厂出现于欧洲以外；最早适应工厂生活的工人，也不是靠工资生活者，而是奴隶，不是欧洲人，而是非洲人。
老实说，工业时代初期所涉及的，远不只是纺织品。但从几乎所有记载来看，棉织业一直是最重要的工业化产业之一，因而，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里，对外贸易一直是极关键但有时遭低估的环节。审视其他产业，我们往往再度发现，自外进口初级产品是关键因素。
对某种进口品乃至某类进口品的倚赖，很有可能是短期现象。例如欧洲在 1830—1950 年间进口了数量前所未有的粮食，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差不多恢复自给自足。但有些产品的长期进口却是不可避免。这就引发一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如果工业化国家（通常是强国）需要某些国家一直以农、林产品和原材料为出口大宗，他们是否采取了行动来防止其他国家工业化？如果有，这些行动有效吗？或者说，相反的，其他地方因为与已工业化国家往来，加速了当地的工业化，至少对那些未面临特别严重之内部阻碍的国家而言是如此？
即使在众所认定自由贸易的黄金时期，美国、德国都是靠着高筑关税壁垒，取得 19 世纪末期、 20 世纪初期的惊人成长；当时其他许多国家也有某种保护措施。
许多新设备，需要学习许多技巧才会操作，但那些是重新发明的技巧，记录于书上，无法隐藏不让人知。但如果说这些科技转移障碍正逐渐销蚀，新的障碍却正继之而起。
科技愈来愈体现在昂贵大型的机器上，于是，对于欲迎头赶上的国家而言，取得科技的成本愈来愈难以负荷；科技愈来愈倚赖多种网络，而这些网络有时极昂贵。电脑、调制解调器或许相对来讲不贵，但稳定的电力和不受静电干扰的电话线路则颇昂贵。
17 世纪时，一座甘蔗园可能已动用两百名奴隶和自由人，加上压榨机、蒸煮室、加工处理室、朗姆酒蒸馏室、仓库。这不只要用到一部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大批人力，还要投入数千英镑的资金。
我们把糖当作娱乐消遣性的产品，当作从风光宜人之加勒比海岛屿进口的东西，但它其实是最早的工业产品，是奴役数十万奴隶，驱使他们将汗水化为甘甜的残酷主子。马克思论道，“以领工资的工人为幌子的欧洲奴隶制，是以新世界赤裸裸的奴隶制为基础的。”照他的思路，他很可能还会说，加勒比海的工厂正握着一面镜子，让欧洲能从那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工业化未来。
两千多年前，印度人已知棉花，也懂得使用一种很近似现代轧棉机的机器；然后，棉花慢慢往东、北、西方散播。棉花比亚麻纤维更容易纺成纱，且织成的衣物穿起来更舒适得多。到了约 1300 年，棉花已散播到从西非到日本的广大地区。
欧洲人不遗余力想学会将丝纺成纱，以自行生产丝织品，相对的，棉树却从未大规模进口欧洲。对欧洲而言，这或许是万幸之事，因为亚洲多个地区，为了在棉花纤维上达到自给自足，生态环境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在日本，种植棉花所需的生态救济物来自大海。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期，日本渔业大幅增长，特别是在库页岛海域（为此与正往东扩张的俄罗斯发生多起激烈冲突），但渔获大部分不是拿来吃，而是用作肥料，且大部分用在棉田上（中国、日本产量最大的粮食作物稻米，只要一点肥料就有非常高的单位产量）。
18 世纪的诸多发明，使欧洲人得以用机器将棉花纺成纱，将纱织成布，成效惊人：每小时的纺纱量，在短短几十年间增长了约百倍。用机器将含油而坚韧的亚麻纺成纱，较为棘手，欧洲人花了更久时间才解决这问题。
事实上，直到 1860 年代时，埃及的棉花栽种都只限于穆罕默德 · 阿里的后代和其亲戚所拥有的土地和附近。即使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埃及棉花输出达到巅峰，也只有两亿磅（约美国 1860 年出口量的 12% ），价格比美国棉花高得多。更重要的，即使是那种程度的产量，都大概无法持续下去，更别提进一步增产。
19 世纪工业看似已臻现代，其实仍属自然界的一部分。英国的富强让它能想办法增加棉花生产；英国的科学却仍无法造出人造纤维，也无法快速生产能在新地方长出棉花的种子，或生产能长出较长纤维棉花以符合纺纱机需要的种子，以取代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短纤维棉花。
《鲁滨孙漂流记》一书，如今常被视作自由贸易的宣言，且反映了日益壮大之英格兰商人阶级的集体精神，但该小说作者笛福，就在这时为保护主义者效犬马之劳，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宣扬反对进口布料的理念。
内格罗斯贸易大为兴盛， 1932 年时蔗糖出口超过一千万吨。如今该省仍为菲律宾创造许多外汇，菲国最有钱有势的诸多家族，大部分仍以蔗糖为家族产业的基础。
靠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无暇东顾，这三个城市的工业利润都大幅增长，但除此之外，孟买和远东那两座同性质的城市，却际遇殊途。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几年，大阪、上海的现代纺织厂，产能都暴增，国内产量的增加，弥补减少的进口量还绰绰有余。在孟买，纺纱机的总数在“一战”期间几无变动，印度境内机器制布料的消耗量掉了超过两成。
上海的工业投资就在 1918—1923 年竞争日益激烈的时期达到巅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孟买纺织厂只增加人力而未扩厂，外国纱和布一度再进口，他们就只能裁员（和降低工资）因应。
一些新的进口品（ 1920 年代后主要是化学肥料），无疑是获致这农业成就的功臣，但关键仍在农民的勤奋和一些较不起眼的科技创新。插秧这项费工的劳作有了新方法，从而提高了产量；收割后，未像老一辈农民放几天假庆祝丰收，而是更勤于收拢、焚烧稻壳，使害虫更难繁殖。这些创新和其他创新，使单位稻米产量从 1870 至 1940 年增长了一倍。但最重要的是，被高税、上涨的地租和其他负担压得喘不过气的农民，想到办法利用同一块田生产蚕丝和稻米，增加了他们所亟需的现金收入（ 1878 年时地租约占平均收获量的 58% ， 1917 年时上涨到占 68% ）。
1870 年后，有了真正的突破：新蚕种问世。这种蚕若照料得法，加上施用某些化学药物，可以使其改在 7 至 9 月间孵化。这所费不赀，也不容易，但奏效。 1880—1930 年，蚕丝产量增长了将近九倍，而农民一年中干活的平均天数却只增加约 45% 。
从大部分指标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日本农民，生活水准和七十五年前的日本农民一样。他们辛勤付出，成果由后面几代人享受，包括那些在新工厂觅得工作的人，那些卖农地给新兴郊区的人，还有那极少数仍在土地上干活，而如今靠着前辈付出无数辛劳所建立的现代部门营生的人。
液态燃料与固态燃料不同，能够用于内燃机，内燃机大约于 1860 年首次风行市场 —— 正好是宾夕法尼亚打出第一眼商用油井一年以后。内燃机不仅比蒸汽机更有效率，个头也小得多，因此它们开辟了一组从汽车和摩托车到电锯的新用途，靠蒸汽不太可能或者说根本不可能有这些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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