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一个亿万中国人都不会陌生的词汇,不知道它诞生于何时,也不知它将荣归何处。在神州大地的这片热土上,无数的国人都在“小年”前后踏入春运的浪潮,不管那浪多高、潮多涨,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归乡。这乡不是别处,正是生养着我的故土,在这乡土间,还有年迈的父老,守土的乡亲以及留守的孩童。
距离高考已经两年有余了,在外上学的我也同样被裹挟进流动人口主力大军,像外出务工在外奔波劳累的人们一样,一年一度的归乡竟也一度成了奢侈品。
春运前后,这座小城忽的一下热闹起来,像一个等待出嫁的姑娘人家。城里的道路变得拥挤起来,上着京冀鲁粤川等各色车牌的私家车一起将城里本来就狭窄的道路堵得水泄不通,电动车自行车无规则的在路上穿梭着,像游离的电荷,见缝插针,偶尔也会听见身后的车里传来一句不痛不痒的牢骚话,汽车也会跟着喘着重重的粗气,仿佛在为车主鸣不平。
城里的人下乡,乡下的人也会在过年前进城置备年货,提前将所需的节日礼品准备好,花生、瓜子、糖果、鞭炮烟花、烟酒饮料以及给孩子们的玩具等等都会被列入年货的清单。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凡事讲求个礼尚往来,逢年过节拜年串亲戚总是要送礼的,人可以不去但礼一定得到,是个传统也图个喜庆。
除夕那一天,村里的人们上午会去赶年尾的最后一个集,看看自己的家中还缺少什么。下午家家户户都回忙着“清理门户”——换门对纸。文艺点的说法是叫“桃符”“窗花”,但在乡下大概都叫门对纸,它是一种粘在大门两侧的对联,古时候贴门神是驱邪保平安,现在则寄予了招财进宝的美好愿望。人们将风餐露宿了一年的已经旧的猩红的门对纸揭去,再用事先熬好的浆糊抹匀了涂在门纸的背面,换上发着亮红的门对纸。换门对纸时一定要说“粘”而不能说“贴”,小时候母亲告诉我说,粘是“把别人钱粘来”的意思,而贴则是“倒贴钱”“贴本”的意思,很不吉利。我虽然记住了,但总以为“贴门对纸”比“粘门对纸”叫着顺口,现在随着人们的钱包都鼓了起来,加上年岁愈久,人们也不是很在意到底是何种叫法了。
还有一种现在也很常见的是张贴在独扇门上的门纸,上面印有一个倒了的福字,小时候我跟母亲说她把福字贴倒了,她说福字倒过来贴是“福到了”的意思,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贴门对纸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男人们在门前窗后忙碌着,女人们则在锅台案板张罗着。村子里吃年夜饭并不会等到零点,也很少有吃饺子的习惯,都是炒了一大桌子的菜和早已腌制好的各种灌肠腊肉。年夜饭要慢慢的吃,即使吃不完也没有关系,碗里锅里总要剩下点什么,寓意是年年有余,来年丰收富足。
饭前人们都有放一挂炮的习惯,饭后更是热闹。孩子们点燃了自家的烟花,放飞孔明灯,拿着擦炮跑到路上随处扔放,偶尔路过的人的身边“啪”的一个火光,会把走路的人吓一跳,人们对这种玩法大多习以为常,不会暴怒多的只是嗔怪。
年夜饭后最重要的习俗就是走家串户的拜年,拜年方式也极有讲究。除夕夜的拜年不叫“拜年”,要叫“辞岁”,大年初一早上的才叫“拜年”。因为乡里乡亲的都是亲戚熟人,挨家挨户的辞岁,所以一次拜年能把一个村子的人都认清楚。辞岁拜年长者大多是要给晚辈压岁钱的,在我的记忆中我是没有得过多少压岁钱的,即使给了父母也会在家提前叮嘱不要要,从小至大得到最多的压岁钱究竟还是父母给的。
生者要庆祝,死者也是要“过年”的。每逢过年,每家每户都会买些纸钱烧给死去的人花,是对逝者的告慰,也是对生者的激励。烧纸钱也是有将就的,纸钱不能捅破了烧给死者,要不然死者是花不掉的;带上的纸一定不能烧完了,要留一些带回去,原因是“留纸”谐音“留子”,寓意多子多福。但烧给死人的纸钱是不能带到信主的人家里去的。
有一些在外务工的人赚了钱是一定要回故土的祖坟看一看的,很多村子里走出去做了老板当了官的,也不忘给死者送钱花,即使抽身不得空,也要托人把事办了。那些富贵人家会把自己的祖坟用水泥包浆起来,垒得又大又圆,活脱脱的乳房形状,再在旁边砌个台立个碑,作为祭奠场地,自己再出资修建一条直通坟堆的体面路,好让十里八村路过的人都知道这村里谁家的儿女显贵了也不忘他死去的爹娘……
“归期九月,故土已老。”在外求学的我也难得回家一次,但每回一次,家乡都有明显的变化。
村子里上学时修的水泥路几十年如一日地任车轮碾压他的脊背变成了老旧模样,道路两旁的土坯房也经风雨侵蚀觉得赶不上时代的步伐自觉退出了队伍,新修的水渠因两颊沾满了淤泥,一幅口渴的模样,而躺在路边的垃圾池却是吃饱了的躺在那里懒洋洋地晒太阳,压水机的呻吟声已经没人在意,自来水管像针头一样插进大地的肌理,穿越每家每户的地基,任凭大地的叫唤,散落在田间地头的那些供抽水用的插销板也因无人种地受了冷落,只有沟塘里的荷叶还在静静地睡着,等待来年苏醒后的再一次梳妆打扮。
现在的村子里再也寻不见童年欢娱的场景了,男孩子们不在玩弹珠、打弹弓、摔泥娃娃,女孩子们也不在跳皮筋、丢沙包、翻花绳了,儿时的玩伴也长成了人形,有的也已结婚生子,相互见面只是点头致意,并无言语,大概是因为言语没有动作意味深长的缘故呵!
村头谁家总是积聚着三三两两的人群,一半是等待安眠者,另一半则是中国老龄化的后继力量,“在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就是他们的大致的精神状态。妇女们吃罢饭后总是像吸毒上瘾一样的习惯性地纠集着三三两两打牌,边打边叙,打的是两包方便面,叙的为家长里外短。要是谁家的小伙未娶姑娘未嫁,这可是聊天的重大话题。我自己也时不时地会被熟人戏谑,“对象可有谈好?”,我也是笑笑,“谈好了,明儿个结婚,争取明年抱孩子。”他们笑得更欢了,仿佛我是供他们逗乐的玩偶一样。
但是遇着的人多了,总得想着法变着话儿搪塞,总使得我想逃离他们。我不知道这种逃离是否是一种厌恶的次生品,但是听得多了,总归是要烦的。
春节前后,不论是城里乡里,结婚的喜事儿都特别多,乡下的婚礼依旧保留着相间的传统,收份子钱、吃流水席、闹新娘、要红包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仪式。我总是觉得,这种仪式可有可无,它说不上好,但也谈不上流弊,总归是一种乡土间习俗的沿袭,图个热闹喜庆罢了。
从初一到十五,人们的脸上都是洋溢着笑容,看起来是那样幸福,而这些与他们穿的深色衣服和那化过雪的泥泞路面及青砖灰瓦显得格格不入,人们总是喜欢将手拢进袖筒,脖子瑟缩着,男人女人插科打诨,笑得极欢,时而路上驶过一辆汽车,也不避讳,迎面看着车来,又目送车离去。
我是喜静的,广阔的稻田就是我的自由地,我总是一遍一遍不厌其烦的转着田埂也觉趣味无穷,总觉得那里好像流失了什么,要去把它拾回来。沟塘里的水经过冬天的沉淀还像小时候一样清冽见底,总使人一见即喜,不忍离去。深冬的沟塘里散落着大片枯黄的蒲草,仿佛里面隐藏着什么不可示人的宝贝,大片闲置的倒茬田里长满了胡须,直耸耸的挺立着,偶见一块四方的地里散发着少许绿色,冬小麦的个头是那样矮,身材也是那么瘦削,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说不定这家田里的主人只是想种一些小麦喂喂牲口而已。
农村广大的自留地已经闲置,人们远离自己的家乡而选择去另一块地域建设别人的家乡,显得是多么的波澜壮阔,但是那里的人们并不会因为你为他建设了家园而过多的感谢你,你取得了报酬人们就会认为你干的事是理所应当的,地域的差距也让从乡土走出去的人们显得是那样的无奈。
初入大学时,我才接触“地域黑”这个概念,一开始听到这个词并不太了解其含义,后来初识便觉得心底阵凉,像三九天倒灌了凉水一样。后来我也确实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它像一颗毒瘤一样存在在那些值得同情的未开化蒙昧人的心中。
我来自豫南皖北,地道的河南话是不会说的,但土生土长,乡音浓重。地理分界线将我划在了河南省境内,我也自然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河南人,谁管你会不会说河南话呢!就像有些爱地域黑的人不会说普通话但我们也把他当作中国人来看,别人也不会认为他是汉奸间谍之类的呵!
“河南”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是由政治划分出来的,如果把河南周边的省市都划入“河南”这个范畴,那么,是不是说之前不是“河南”范畴里的人一夜之间犯了错误也是所谓的“河南人”的错呢?籍贯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朝代可以解决;而污蔑却是道德问题,千百年里都是罪人。
我无法摆脱乡土对我的桎梏,就像婴孩无法摆脱母乳。乡在变,人亦老,变的是乡貌,不变的乡音,是乡愁。
我们不应该“唱衰乡愁”,也不可忽视乡村的凋敝。不管身处何处,无论官居何职,那些在广袤乡土间活动着的土里土气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所在,正是每一个归乡人的情愫拼凑起了无边的乡土情怀,这情怀,沟通着过去,也连接着未来,斩不断,说不完……
初稿于2014年1月
再稿于201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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