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史已成千载业

衢人可载入方志学史册者，其一是龙游余绍宋，其二当为衢县郑永禧。

郑永禧，字渭川，号纬臣，生于同治五年（1866)六月十一日，与余绍宋父亲延秋公余庆椿年龄相仿，余绍宋尊其为世丈。

郑永禧生而颖异，七岁即能属辞，十岁熟读诸经，十二岁成诸生。那时的士人都善制艺，郑永禧却不屑之。他在《顽瞽思存》回忆，余绍宋曾祖镜波公余恩鑅自粤东解组归，侨居于衢城，喜汲引后学，在乐寿堂设社与士子讲习文艺。郑永禧因不喜作八股而不愿入社。

郑永禧师从张松坪、冯梦香先生，他潜心古学，自经义史籍及金石文字，喜推究、校雠、辨析，对于古书雅记有涉及地方文献者则更特别在意。

庚寅年（1890），潘峄琴学使督学浙江时，纂辑《两浙輶轩续录》，郑永禧作《西安怀旧录》投递，多被采入。

郑永禧独好与余庆椿谈经，如“午贯解六甲”“五龙相拘绞说”二题，两人据许书互相辩难，谈笑自若，有旁无人之概。可惜余庆椿英年早逝，郑永禧于许学失一知己。

郑永禧与余绍宋交往，缘于修志。

1921年10月，龙游与衢县同议修志，龙游由余绍宋主修，衢县由郑永禧独撰。郑永禧曾于1916年任恩施知事时重修《恩施县志》，撰《施州考古录》，罢官居衢后，他更是一意纂修《衢县志》。1921年11月2日，郑永禧来到春晖堂，当时余绍宋正在衢为母庆寿，郑永禧与余绍宋谈修志事颇久。

《龙游县志》因有副纂祝劼庵辅助采访，所获颇多，四年即成。而《衢县志》则由郑永禧独力采访，凡街市坊表寺庙题额、衙署碑联、宗谱序跋以及穷乡僻壤之木雕石刻、断简残编，无不搜罗。对那些模糊难辨的，郑永禧或扶梯而上，谛审摸索，以得真象。或多方校雠，必明其义而后已。对此，余绍宋感叹：“其劳乃十倍于绍宋焉！”这足以说明郑永禧修志之辛劳。

1922年，浙江省议会聘郑永禧为秘书长，他欣然应允。因为杭州旧籍多，正方便查阅旧署档案。郑永禧先后考正嘉庆旧志之讹误一百余条。

修志期间，郑永禧与余绍宋交流频繁，两人商榷义例、辨析疑难，函牍往还至多。

1922年11月2日，郑永禧与余绍宋谈修志事，两人相约县志体裁务求其同，记载务避抵触，其他各事也须互商。

1923年1月26日，余绍宋作书致郑永禧论修志事:“顺告以《西安县志》中应补入者数事：一《认字测》三篇，明户部郎周宇撰。《袖珍小儿方》十卷。明徐用宣辑。二《因话录》六卷，唐刺史李璘撰。《读书分年日程》三卷，明教授程瑞礼辑。此两书亦似可收。三龚宗元尝通判衢州，府志失载。四宋濂《余阙传》记燕只台吉在衢肆虐事。”

1923年3月17日，余绍宋又作书附去《西安县志》材料数十则。

余绍宋曾先后给郑永禧寄去道光五年、同治六年《搢绅（录）》所载西安县职官及《搢绅（录）》等，并代抄府志缺页，赠节庵集等。余绍宋助郑永禧修志不遗余力，竭尽所能。

同时，余绍宋对志稿中的不同观点也直言不讳。《余绍宋日记》载：“1923年6月9日，复信郑永禧论府志疑点并指斥《西安县志》人物传之荒谬。”

“1923年9月19日，作书复郑渭川，渭川谓徐可求曾官御史，衢州下营联豸祠即指可求与任道，大误，故详驳之。”

“1923年10月14日，作书复郑渭川，驳徐任道墓志记徐柟、徐杓为以御名扈跸南渡之误，约有三证：一《通志》科分不甚错误，二《河南通志》不载，三果尔则旧志必入流寓也。”

1925年初，郑永禧来信请余绍宋承修《衢县志》。1月23日，余绍宋作书回复。余绍宋在信中问了四件事：一是修志的两种方法,拟采用何种方法？二是龙游修志深赖祝劼老主持，督率各采访员厉行采访，采访、查报，办法甚为严饬，不知衢县是否有这样资望相称之人？三是承修县志，一切去取悉听余绍宋主裁。四是经费上，至少要筹定二万余金。实际上，对于余绍宋提出的四件事，郑永禧是解决不了的。

1926年3月，余绍宋纂修的《龙游县志》印成。余绍宋托吴芷泉由京带新志五部到杭，其中一套送给郑永禧。郑永禧读之，甚加赞许，并说《衢县志》也将据《龙游县志》更改体例。

或是因《龙游县志》先成，郑永禧对《衢县志》结稿之念更加急切，特别是在浙江议会期间，属稿必以夜，抽易增删，手自缮录，电炬炫目，刺激过猛，以至于视力大减，待完稿时，竟致失明。

1928年1月2日，余绍宋回衢省亲，赴后街巷访郑永禧。此时，郑永禧目已全盲。郑永禧郑重地将《衢县志稿》托付给余绍宋订正，并曰：“余目已盲，修正之责，唯君任之。”余绍宋这次不再推辞。

不久，郑永禧命金晓钟送来《衢县志稿》，托余绍宋改订。于是此后的一月余，包括正月初一，余绍宋几乎是全身心在校对《衢县志稿》，并一一批注。

金晓钟第一次仅送来十三册《衢县志稿》，余绍宋校订完毕后，即签出各条关系重者并记录。

关于“总签”，余绍宋是这般批注：“惟仍用古迹、水利、寺庙等名称，与前建置、食货、古迹讲得编子目未免重复，易涉混淆，愚见不如将碑碣考子目删除，采拙志编录掌故之例，仅用数目字。”

关于“卷一象纬志”，余绍宋批注：“星纪一门似宜全删，以凡属衢属俱可用也。”

余绍宋校订《衢县志稿》中，对大多卷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卷二方舆志沿革考证甚精到，卷七古迹志甚好，卷八风俗志甚佳，方言尤好，卷九防卫志兵事纪一篇极精核，卷十四艺文考经、史两部分甚详尽，卷十六至十九碑碣考甚精核，等等。

1928年1月24日，余绍宋以校定《衢志稿》十三卷送还郑永禧，附书云：

大著征引繁博，考证精当，不胜倾佩。丈谓拙志胜于己撰，今读大编亦自以为弗用户也。属为校改，本不敢当，感公厚爱，不揣狂愚，敢贡一得，明知无裨高深，然非直言无以副拳拳之意，愿丈即属金群诵听，一加审察。如须面谈，遣使相招，便当趋候。余十五册如仍须由乙校订者，希即付下，灯节后又须出游，为糊口计矣。

余绍宋认为《衢县志稿》中“清代人物传殊嫌宽滥，至近代尤甚。”附书告戒“且亦须防当世讥弹，后人抨击，务望吾丈权衡轻重，加以考量，笔削从心，慎其取舍，勿为浮言所动，勿为异议所扰，否则此编终恐为全书之累。”

1928年2月1日，余绍宋再赴郑永禧处一谈，当面说其近代人物收得太滥，郑永禧说已删去数十人。

至1928年2月2日，余绍宋校阅完所有的《衢县志稿》，余绍宋评价：“平心而论，征引繁博，考据精细，实亦不可多得。”

郑永禧又属余绍宋作序文，余绍宋再应允。1929年5月17日，余绍宋晨起撰《衢县新志序》。余绍宋在《衢县新志序》中道：“呜呼！若先生者，可谓盲于目，而不盲于心者矣！”时衢人鲜知志书之重要，余绍宋也担心“其书虽成，恐付梓尚有待时日。”郑永禧曾有赋诗寄慨：“方乘编成已六年，梓乡文献未曾作。幸承故友多匡助，欲叩先灵竟渺然。左氏书从盲后出，伏生经待老来传。古人高躅何能及，自怪迂儒命运颠。”

1931年3月19日，筠彦来见余绍宋，告之郑永禧已作古。余绍宋叹道：“衢州读书人又弱一个矣，伤哉。”并撰联挽之云：“盲史已成千载业，垩斤如在两心知。”

1934年冬，衢县创设难民工厂，由郑永禧弟郑锡卿负责，因厂有印工，便开始谋划校刊编印。1935年5月，郑锡卿与余绍宋商量衢志付梓之事。至1936年12月，《衢县志》终付梓印成。

郑永禧读书撰述，有《高密易义家传》《春秋地理同名异名考》《竹隐庐随笔》《不其山馆诗文存稿》；关于志事者，有《姑蔑地理变迁考》《衢州乡士卮言》《烂柯山志》《顽瞽思存》诸编。但所有著作中，唯《衢县志》最为其精力所注。

郑永禧修《衢县志》，正如余绍宋为郑永禧所撰的墓志铭所言：“卓尔一编，踵武盲史；秉期精诚，虽死不死。”

2020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