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两月，看完了何炳棣先生的这本大作，总体感觉何先生功力深厚、考证严谨、史料充实、方法独特。虽然名为社会史论，何炳棣先生研究的却是社会阶层流动问题，而切入点正是科举考试。
长期以来，中西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停滞的，社会阶层之间流动异常艰难，何炳棣先生则用自己这本著作驳斥了这一观点。通过研究反而证实明清社会是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甚至比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还要高。在选取的案例中，有铁匠、佃农等社会底层人士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家族命运，也有世家大族因为各项奢侈的爱好，经营不当，而坠入社会底层，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中国社会均在践行着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即重视凭借个人才能实现阶层的跃升。
在具体的行文结构上，何炳棣先生是这样处理的：首先提出一个悖论：如何保持传统社会并缩小各阶层的差距，然后引入先秦各派思想的解决方案，最终儒家以有教无类的方案胜出，并成为数千年来的主导思想，为了具体实践有教无类，缩小阶层差异，必须让社会阶层自由流动，相继出现了孝廉、举荐、科举制，最终因为科举制的优越性而胜出。科举制胜出之后，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需要奖学金制度、书籍、学校等配套，这些只有在明代才成为了现实，也就引入了本书要讨论的问题：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社会促进社会流动的制度。为了论证，何炳棣使用了统计学的方法，从家谱、进士题名录、方志、文集、小说等史料进行抽样，得出社会底层有大量人士跃升上层社会。为了增加结论的说服力，又从史学的角度，论述政治、经济、教育、思想诸方面加以证实，最后共同证明了结论。后来随着人口的激增和技术水平的停滞，科举在促进人口的流动作用日渐下降，但仍高于同期的其他社会，直到清朝灭亡。
本书中处处能看到何炳棣先生对于社会科学方法的重视，尤其是统计学的方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无异于开天辟地的创举，这套研究范式完全不同于乾隆学家以降考据式的治史方法，选取了众多的样本，制作了众多的表格，使得文章结论更加坚实。但成也萧何败萧何，统计方法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如果样本量过小，或者不具有代表性，将会呈现不一样的结论，这样会使得结论遭受巨大的质疑。
另外，何炳棣先生在一些史料理解、使用、引用上都有错误，都被编者一一指出。同时，随着天一阁的收藏的方志以及更多的进士类题名录的出现，势必将对一些说法产生冲击。在介绍各地情况不同时，何炳棣先生详细叙述了东南几个身份，但有些问题仍然解释不清楚，比如江西吉安府何以在明代有如此多的进士，又比如对北方各省衰落的原因缺少深入了谈讨，恐怕不是简单地战乱众多，人口南迁这般简单，我认为还有经济重心的南移，从而导致文化的衰落有关。
当然，在某些资料问题，史料使用上都是疥癣之疾，不能改变本书当时的开创之功。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研究明清社会阶层流动的好书，如果可以结合张仲礼的《中国绅士》，两书观点之间有很多抵牾之处，正可弥补不足，还有王振忠翻译的《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论文也可以配合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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