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很喜欢《红楼梦》就阅读了一些有关《红楼梦》的书，做了一些涉猎。
其中有关《红楼梦》的结构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我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周汝昌先生（著名红学家）在其著作《献芹集》（顾名思义，献给曹雪芹的集子）中，有一回名为 红楼梦原本是多少回？
其中写道：
《红楼梦》，按照雪芹的原著，本来应当是一百零八回的书文。举例如下
在戚序本第二回，回前总批说：
以百回之大文，先以此回作两大笔以冒之,……
庚辰本第二十五回，近回尾处一条眉批云：
通灵玉除邪，全部白回，只此一见,……
而且指出，《红楼梦》原书是“十二乘九”的结构法，就是以每九回书构成一个单元，到第十二个九回完毕，即一百零八回，全书收煞告终。
这一百零八回书，共分两半，每半是五十四回。从开卷到第五十五回过年过节，是为写“盛”的一半；从第五十五回到一百零八回，全书结束，是为写“衰”的一半，非常整齐。
还有，每到“九”的倍数时，必有重要关目为之标志，例如第十八回为“二九”，乃是元妃省亲；到第二十七回为“三九”之数，即写宝玉与众女儿入园，葬花；到第三十六回为“四九”之数，则写的是“梦兆绛芸轩”、“情悟梨香院”；到第四十五回为“五九”之数，故事是秋窗风雨词，与葬花吟同为重要关目。
再往下数，即到“六九”五十四整整一半之数，故为庆元宵的大节目。自此以后，笔墨情节皆一变而进入“衰”境，逐步露出悲音。例如“七九”之数为六十三回，即是我们讲过的“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又是全书的一大象征性的收束之笔。每九回的“中心回”（即居九数之当中的那一回），必然是宝玉的事。比如前九回中的的数为五，则第五回则是“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全书结构具有严格的对称组织法则，前后两半互为呼应。
宝黛共读《西厢记》
可能你就会问了，不是说白先勇吗 你说那么多《红楼梦》干嘛。
好了，那我们就进入正题了。上篇文章说了，白先勇是曹雪芹的大弟子，虽然两人相差了两百多年。
《台北人》是一个短篇小说集，一共14个短篇，你乍一看它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它们之间却不是相互割裂的。
整部《台北人》的建构，以《永远的尹雪艳》打头阵，以《国葬》为总结应已十分明显，而这里要强调的是重头戏落在《游园惊梦》，不单单是因为《游园惊梦》是《台北人》中最花功夫、篇幅最长等种种表征。它也肩负起整部《台北人》的承前启后，并且幸不辱命地成为艺术成就最高的一篇。
先生对《游园惊梦》的设计，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它的前奏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秋思》。《秋思》是整本《台北人》中最短的一篇——并且这绝非巧合。有了华夫人和万吕如珠之间的勾心斗角在先，我们才知道蓝田玉和桂枝香之间的对比。
华夫人钱夫人是南京时代的当权者，万吕如珠和桂枝香却是避居台北之后的当权者。女人之间的心计、醋意，以及戏曲的运用（每个曲子都是有深意的哟 像《红楼梦》一样 ），使得《秋思》（自花园里采摘菊花）的发轫，经过《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整个新公园就是一座大花园）缓冲，终于汇集到重头戏《游园惊梦》。
总之，如果想要研究《台北人》的同学，记得把它看成一个整体。你去发现这些隐藏在文字中的秘密的时候，就会觉得 咦 这本书原来这么酷。
好啦 对于《台北人》的介绍就到此为止了，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先生的另外一本短篇小说集《纽约客》。
《纽约客》是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着手创作的小说系列，整个《纽约客》系列尚未完成。目前只收录了六个短篇。和《台北人》一样呈现“两两对仗”之势。
《谪仙记》和《谪仙怨》写于20世纪60年代，《夜曲》和《骨灰》发表在20世纪7、80年代，《Danny Boy》和《Tea for Two》则是20世纪初创作的作品。
如果说《台北人》写的是在荒凉的美丽岛上怀想旧梦的大陆人，《纽约客》则是写流落——无论他们曾经看起来多么耀眼漂亮——在异国土地的中国人，真真正正是纽约“客”了。
故园故国仍是母题之一，但是比起《台北人》，多了些世界眼光，许是因为背景是纽约——大苹果、天堂和地狱、中央公园、八百万种死法的纽约。由此可见白先勇在《纽约客》中的创作立场，经历了一个从20世纪的国族（中国）立场，到世界主义的变化过程。
谪仙记
《谪仙记》说的是一个名叫李彤的女子轰轰烈烈，绚烂如夏花般的一生。李彤本是家族显赫的女儿，后国内战争爆发，家人在逃难的过程中，轮船失事，一家人不幸遇难。家当也全被淹没了。后来身边的人都结了婚，生了子。李彤依然我行我素，后来小说则以李彤在威尼斯跳水自杀结束。
谪仙记里的李彤，刚一出场就异常惊艳：
“像一轮骤从海里跳出来的太阳，周身一道道的光芒都是扎的人眼睛发疼的。身材十分高挑，五官轮廓都异常飞扬显突，一双炯炯露光的眼睛，一闪便把人罩住了。”
这个着实美的惊人的女子，不爱老实无趣的男人，不喜温吞平淡的生活。喝最浓烈的酒，跳最痴狂的舞，连赌博都不喜欢计算，全凭心情行事。
你在她身上找不出生活的窘迫，难堪，看不到时光的磋磨，戏弄。就像本篇的名字“谪仙”一样，她一直活的如此生机盎然，狂妄肆意。
就连国破家亡，失去了财富的庇护之后，你内心悄悄期待着，想看她如何坠入真实生活。她却又硬生生挣扎出一条路来，哪怕有些没那么讨人喜欢了，但如文中几次提及“依旧赚的比谁都多。”
这个打击给她带来的改变不是妥协，反而让她生起一种反叛精神，更加的佻挞和不驯，好像一个永远不肯睡倒下去的战士。
直到再一次的聚会，我在纱廊暗淡的光线里，看到这样一幅景象：
李彤半仰着面，头却差不多跌歪到右肩上来了。她的两只手挂在扶手上，几根修长的手指好像脱了节一般，十分软疲的悬着。她那一袭绛红的长裙，差不多拖跌在地上，在灯光下，颜色暗沉，好像裹着一张褪了色的旧绒毯似的。
这个时候，你才忽然感觉到她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会疲惫，会软弱。但这软弱只有一瞬，再见面时她乘着敞篷林肯呼啸而过，又变成众人眼中惊才绝艳，神采奕奕的斗士。
但“我”看到她被风吹起半天高的黑色头巾，被流星样的金色车子牵走了身影时，心里不由的“咯噔”一下，隐约有些“这个女子恐怕不能善终的”念头。
人世间，恐怕没有谁能够凭着这股初出茅庐的任性一直自由下去。如果有这份幸运，恐怕也会淹没在世间俗人的流言蜚语中。
你看那羡慕欣赏李彤的女子必定都在少年，一旦结了婚，过起正儿八经日子的妇人，必然是嗤笑嘲弄的，这嘲弄里包含的，都是求而不得的辛酸。
作者一直让她这么潇洒，几乎是把她逼入绝境，是想让她以这样一种姿态长久的活在我们的渴望里。也因此她必须是红颜早逝的，除此以外，找不到任何保持纯粹的结束方式。
谪仙谪仙，本应是天上的神仙，却偏偏生在人间。
我们每个人都想像李彤那样活着，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成不了李彤。她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情怀，一个不必做任何妥协的自己，而美梦是不需要内容的。她的存在也只能是一种固有印象，而非一个真实丰富的人。
我们欣慰的是她的任性，前半生丰盛好运最终又落到了空处。宛若一个巨大的美梦，膨胀到极限然后炸裂，用戏剧性填补了这一望无尽的日子里的空虚。
“李彤为什么死？她赚的比谁都多，好好得活得不耐烦了？”
“我劝过她多少次：正正经经去嫁一个人。她却一直和我嬉皮笑脸，从来不把我的话当话听。”
“这么多人追她，她一个也不要，怪的谁？”
在情海翻搅一世却孑然一生。李彤的悲剧不在于她丧失美色和青春，生命无所寄托茫然所终才是她最后跳水自尽的原因。彤，如朱如焰，是无所皈依的欲火，也是对苦闷愤怒的生命之火，跳水自尽象征生命的火光，在苍茫人海中扑灭。
后谢晋将《谪仙记》改成电影名为《最后的贵族》，由濮存昕 潘虹主演。
《最后的贵族》剧照
谪仙怨
谪仙怨的故事比较简单，就是说一个名叫黄凤仪的女生瞒着母亲假装在纽约生活的很好，在纽约红灯区工作的故事。那里的人们都叫她蒙古公主。
《谪仙记》和《谪仙怨》两篇作品中的主人公李彤和黄凤仪在上海时都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可是离开上海（台北）到了纽约，却不约而同地成为了“谪仙”，由天上的仙境（上海）到了落魄地人间（纽约），是她们共同的人生轨迹，在纽约她们在自毁自弃中走向死亡，或是在自甘堕落中沉沦挣扎。
李彤和黄凤仪的身世巨变，固然与国内政治形势的天旋地转而来，可是在上海（台北）和纽约的城市对比中，白先勇似乎也隐隐然给我们一种暗示：对李彤和黄凤仪而言，上海的繁华是她们的，而纽约的热闹却与她们无关。她们在上海时是中国（蒙古）的“公主”，到了纽约却变成了风尘女郎。从上海到纽约，她们跨越的不仅是太平洋，更是天上人间的界限。
而不同的是，在天上她们是主人，到了人间她们却成为了消费品。
《夜曲》 《骨灰》
因为6篇小说两两对仗，很是整齐。下面我们就两篇放在一起说。
《夜曲》写的是一群留学海外的中国人与祖国的关系和由此导致的不同命运，当初没来得及回国的吴振铎在国外事业有成，但爱情不幸（和美国犹太人最终分手），学成回国的吕芳、高宗汉、刘伟却在国内遭遇历次政治运动，最后高宗汉在“文革”中自杀，刘伟变得学会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自我保护，吕芳则在“文革”后重返纽约。当吴振铎和吕芳这对恋人二十五年后在纽约重逢时，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一切都已不同，吴振铎的异国婚姻，以失败告终，而当初吕芳等人“正确”的人生选择，二十五年后却因政治的动乱而显出了它的荒诞性。
吕芳出身于音乐世家，父亲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名教授。她要追随父志，学成后，回国去推广音乐教育，“用音乐去安慰中国人的心灵”。而男主人公吴振泽学成后则留在了美国，两人从此分离。
这两篇小说其实是我看得比较痛苦的小说，因为其中涉及了很多有关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受迫害的事迹。
吕芳回国后，一切并不像她想象中的那样。刚回国，公安局就派人要她交代海外关系。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音乐学院首当其冲，被列为资本主义学阀大本营。教西洋音乐的先生们，尤其是留过学的，统统打成了黑帮，变成革命的对象。群众冲击，红卫兵冲她的我家里，把她带回去的两百多张唱片砸得粉碎，几箱琴谱，她一夜都来不及烧。
她在受批斗的时候站到一只肥皂箱上，转了一圈，嘴里一直念着：“我是洋奴。我是洋奴。”真的是装疯。
她那时成了有名的‘洋奴’，个个都叫她“吕洋奴”。
“大概我确实有点洋派吧，喜欢穿几件外国带回去的衣服，而且还有洋习惯，爱喝咖啡，这也教我受了不少累！香港亲戚有时寄罐咖啡给我。有学生来看我，我便煮点咖啡招待他们——谁知道这却变成了我主要罪状之一：毒化学生思想。其实我的‘洋奴’罪名恐怕真还救了我一条命哩！‘洋奴’还不是‘反革命’，不必治死，在里头，想不出个好罪名来，是过不了关的——”
下面是我印象最深 也是震撼最深的一些片段。
音乐学院的院长却给斗得死去活来，趴在地上逼着啃草。好几位先生熬不住都自杀了。钢琴系一位女教授，留英的，是个老处女。红卫兵把她带回去的奶罩三角裤统统搜出来，拿到校园里去展览。那个老处女当夜开煤气自尽了，她穿上旗袍高跟鞋，涂得一脸胭脂口红，坐得端端正正死去的。
高宗汉是他们两人的同学，在美国学土木工程，专攻铁道。
学成后归国，“文革”老高给整得很惨，被罚去拖垃圾，一天拖几十车，拖得背脊骨发了炎，还是不准休息。有一天，他的尸体给人发现了，就吊在垃圾坑旁的一棵大树上。
“嗳——”
“他这一死不打紧，可就害苦了他的太太，自杀者的家属，黑上加黑。他太太打电话到火葬场，那时北京混乱，死的又多，火葬场本来就忙，何况又是个‘自绝于人民’的罪人？便不肯去收尸。你知道，北京的夏天，热得多么凶猛？两三天尸体便肿了起来。他太太没法子，只好借了一架板车，跟两个儿子，母子三人，把高宗汉的尸体盖上了油布，自己拖到火葬场去。走到一半，尸体的肚子便爆开了，大肠小肠，淋淋漓漓，洒在街上，一直洒到火葬场——他太太苦苦哀求，火葬场的人才肯把尸体烧化，装进骨灰匣里去——”
吕芳的一双手在文革时被打废，不能再弹钢琴。
晚年终于回到美国，她说：“我现在生活很满足，真的很满足，我在里头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达到了：又回到了纽约来。振铎，我并没有你想象那样勇敢，有两三次，我差点撑不下去了。可是——我怕死在那个地方，看到高宗汉那种下场，在自己的国家里，死无葬身之地，实在寒透了心。”
《骨灰》说的则是当年一对表兄弟，一个是对国民党忠心耿耿的特工，一个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民主斗士，为了政治理想，斗得水火不容，可是多少年后，他们却在异国重新聚首，此时的特工，已遭国民党排挤，民主斗士，也在大陆成了“右派”，过去的政治对头，如今到了国外，才又恢复了温暖的亲情。对这些历劫之后还能幸存的老人来说，最深的感触是当初的政治斗争其实是白费了——在波谲难测的政治斗争中，他们都不是赢家，最后都没有好结果，最终只能流落异邦，在美国以度残年，乃至终老他乡。
大伯原是国民党的军官，是屡立战功的抗日英雄。抗日之外他也帮国民党杀共产党及大抓反国民党的“民主人士”，也抓过这位表弟，他说：“你表哥这一生确实杀了不少人。那时我奉了萧先生的命令去杀人，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对，为了国家嘛。可是现在想想，虽然杀的都是汉奸、共产党，可是到底都是中国人哪，而且还有不少青年男女呢。杀了那么些人，唉——我看也是白杀了。”
但这个国民党的忠贞分子，先是在抗战胜利后不肯同流合污去做“五子登科”的“劫收”勾当，被国民党同志诬陷，指他在坐伪政府的监狱时有“通敌”之嫌。后来到了台湾，“因为人事更替，大伯耿直固执的个性，不合时宜，起先是遭到排挤，后来被人诬告了一状，到外岛去坐了两年牢。……”
如今落得在旧金山摆个旧书摊，一身的病，穷愁末路，担虑着客死异乡无以为葬的悲哀。
表伯是知识分子、民主斗士，抗战胜利后目击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化，竟同情起共产党的支持者。
结果他帮共产党的忙却吃了共产党的大亏，如今两人流落异国，同病相怜，欷歔叹息。在表侄这个后辈满心称赞民主人士当年勇敢的时候，他长长地吁一口气，说：“民盟后来很惨”, “我们彻底地失败了，五七年‘反右’, ‘章罗反党联盟’的案子，把我们都卷了进去，全都打成了右派……”
在“反右”中他当然受尽折磨，但继而又来“文革”，他说：“‘文革’时候，我们的‘五七干校’就在龙华，‘龙华公墓’那里，我们把那些坟都铲平了，变成了农场。那是个老公墓，有的人家，祖宗三代都葬在那里，也统统给我们挖了出来，天天挖出几卡车的死人骨头——我的背，就是那时挖坟挖伤的——”
因此这两个人物的遭遇：他们所支持的政党反过来打击他们，个人所追求的理想达不到，他们各自向往的对国共的希望不但落了空，而且错了位，革命，战斗、救国，原来竟落得如此的一片“哈哈镜”的倒照：为之献身的竟是腐化堕落，失尽民心；为之呐喊的竟又专制独裁，不恤民命，所以大伯对表伯伸出手去，拍了他一下高耸的肩胛，“我们大家辛苦了一场，都白费了。”
至于两个老人，都央求侄子为他料理后事，而有死无葬身之地的慨叹。一个说：“一把火烧成灰，统统撒到海里去，任他漂到大陆也好，漂到台湾也好——千万莫把我葬在美国！”
一个说：“你从中国回来，可不可以带我到处去看看。我想在纽约好好找一块地，也不必太讲究，普通一点的也行，只要干净就好——”
也就是说都回不了家乡，都失落了“落叶归根”的文化传统。时代的残酷、历史的乖离，使当年各为理想效忠的老人落得晚景无落脚处，所以小说起名为“骨灰”。
对于《夜曲》和《骨灰》中的吕芳、大伯和鼎立表伯来说，他们的人生磨难都跟政治相关，而对政治的醒悟却是以自己的一生为代价换来的。从中国到美国的路，对他们来说虽然不像李彤和黄凤仪那样是从“天上”落到人间，可是经历了政治斗争的炼狱，这段路无论如何走得实在不轻松，且代价惨重。
《夜曲》和《骨灰》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白先勇站在国族（中国）的立场，对中国现代历史中政党斗争的实质所做的反思。在这两篇小说中，白先勇深怀忧患意识：唯其对中国爱得深，才会对现代史上的中国惨遭政治的拨弄深感痛心；也唯其对中国人爱得深，他才会对吕芳及“我”的大伯、表伯他们最后都离开祖国，以美国为自己最后的人生归属地满怀无言之痛。这两篇作品连同前面的《谪仙记》和《谪仙怨》，看上去是在写“纽约客”，其实倒是在写中国人——此时的“纽约客”只在“纽约的过客”或“纽约的客人”的意义上才能成立。
《Danny Boy》 《Tea for Two》
Danny Boy中的主人公云哥是个同性恋者，因为爱上了自己的学生，不容于社会，只好远走美国，来到纽约，在纽约放纵的结果是染上了艾滋病。就在云哥对人生彻底绝望之际，他却在照顾另一位因受强暴而染上艾滋病的患者丹尼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感动”——这使他终于从欲的挣扎中升腾而出，生命重新充实，心灵得以净化。真正的“同病相怜”使云哥冲破了种族的界限，在一种宗教性的大爱中，寻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属，在“救人-自救”中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在Tea for Two中，“我”是华人而“我”的恋人安弟是中美混血儿，东尼是中国人而他的爱人大伟是犹太人，珍珠是台山妹而她的伴侣百合是德州人，费南度是菲律宾人而他的“配偶”金诺是意大利裔美国人，这个集聚在“Tea for Two欢乐吧”中由同性恋者组成的小社群，由于来自世界各地几乎可以构成一个小型联合国，就恋人间的真情和社群中的友谊而言，他们与异性恋社会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然而，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艾滋病“瘟疫”，使这些同性恋者深受其害，当大伟也染上艾滋病，决心和东尼同赴天国之际，这些同性恋者一起到他们的住处为他们送行，小说最后在幸存者们高唱Tea for Two的狂欢中结束。
《Danny Boy》《Tea for Two》，作者转而关注艾滋病肆虐背景下的同性恋群体，笔触一如《孽子》，温柔又慈悲。美丽的是曾经，残酷的是病魔，悲恸的是心灵，姗姗迟来的是慰藉。而尽管风急雨骤，尽管地冻天寒，一直都在的是爱——跨越了种族、性别、信仰、年龄，最后跨越生死的，爱。凭着它，就算死亡也不能剥夺了那份尊严。
六个故事，无论主人公是韶华正茂还是已至耄耋，死亡，惨淡潦倒的死亡，都是一直盘旋着的阴影，或者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使没有道明，也不需读者费太多想象（如《谪仙怨》《夜曲》）。有些生命逝去了，记忆逝去不复返，可是纽约——它不为所动，不作停留，烦嚣依旧。
合上《纽约客》，心头久久回荡的是李重光的绝笔：“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ps：下一篇就要写《孽子》啦 《孽子》的笔触温柔慈悲 是改变我对爱的看法的一本书。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出来读一读。
天凉气清 愿好好读书 各自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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