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的知名教授大都是从革命者转化而来，实际上都是爱国者。除了董爽秋教授外，张冬生的学术生涯中还有幸遇到了几位真正的名师大家，被法国巴黎大学导师称为“中国优秀遗传学家”的何定杰教授也是这样。
何定杰（1896—1973）字春乔，汉川南河渡人。何定杰的科学人生起步于民国，民国是一个群英辈出的时代，而何定杰在那个时代也是凤毛麟角般的大师级的人物。
1917年，何定杰在武昌高等师范毕业后就留校任附小、附中教员，并掩护革命家陈潭秋等在武汉中学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秋，随恽代英赴安徽宣城第四师范学校任教。1923年在陈潭秋的支持和帮助下，由中华文化基金会派往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毕业时被该校理学院聘为实验生物学讲座助理。因成绩优异，被导师评为“中国优秀的遗传学家”。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中国共产党筹建湖北省立第一中学。陈潭秋以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兼武昌地委书记的身份，去函邀请他出任校长，何定杰欣然应聘，匆匆返国。大革命失败后，因病不能随党转移，回汉川故里休养，曾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保护和营救大批贫民团员和农协会员。1928年秋，应聘任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1931年兼任教务长。1936年，自费休假一年，先后赴苏、法、英、美、德、日等国考察，对当时国际上生物学研究的新成就进行广泛探索，发表《法国生物学界》等长篇论文，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在考察中，深受苏联哲学思想的影响。回国后，苦心自学俄文，钻研《资本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并大胆尝试用唯物辩证法讲授生物学。1943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撰写《生物进化论》一书，这也是探索生物进化原理的一部专著。
新中国成立后，何定杰在武汉大学任教，并于教学之余，致力著述。其代表作有《达尔文主义》、《巴甫洛夫的信号学说和遗传学上当前存在的问题》等。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出席全国文教群英大会。曾任武汉市米丘林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委员，中国米丘林学会总会理事，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
1953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湖南大学生物系并入武汉大学生物系，张冬生也随之来到武汉大学生物系学习，担任武汉大学校团委副书记兼任管理学院四个团支部工作。何定杰是生物系教授，又曾担任过武汉大学的教务长，两个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很快就成了知音。
60年后，张冬生教授谈起何定杰教授还是充满激动和兴奋：“他是一位主张追求科学真理的学者，他思想活跃，我从他那里听到的一些理论都是与众不同，独树一帜，另类而个性的理论特多。我现在年已八旬，我很高兴我的另类和个性理论越过了我的老师。一个教授只讲别人讲过的原理，这个人算不了有学问，一个人的学问超过不了他的老师，一个科学家不能有新的发现，不能超越他的老师，那么中国的科学就不能有所发现，有所进步，这是明摆着的。按照何定杰老师的思维方法，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改革很多是不成功的，因为我们大陆60年没有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在台湾、在美国的华人有好几个获得过诺贝尔奖。不是华人不行，是大陆的教育思想落后。在中国，除了李四光、钱学森等少数几位国际一流科学家以外，新中国成立后也就是1950年以后，就没有培养出一位国际一流超级科学家，在人文社科界，也再没有一位超过巴金这样的文豪和大师。”
何定杰教授是留法的学者，他主张科学家也要有几分像法国人一样的浪漫精神。
有一天，张冬生去何定杰教授家玩，偶然发现何教授书房的书桌玻璃台板下压着一张五人裸体照片，他看了后百思不得其解。
何教授发现后，笑着走过来说：“人就要如此的坦白，如此的敢于去揭示科学真理，自然界许多真理是隐藏在伪装里面的。”
何定杰教授对科学精神的阐释，极富艺术的形象感，也震撼了张冬生的心灵，指引着他率真地追求科学和人生艺术的大道。
“这种无形的语言比一个人把一个原理讲一百遍更能令人记忆犹新，敢于揭露真相，提示真理这也是我学有成就的原动力。”张冬生回忆道。
何教授还多次和张冬生谈到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积弊。在何教授引导下，张冬生逐渐意识到，儒家文化固然有其合理深刻的一面，但也必须警惕他的副作用，特别是其中的“苟且文化”、“愚孝文化”、“卖言文化”，有些更是思想糟粕，应在教育实践里予以清除。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焉，这是复旦大学的校训”。张冬生说：“自己对于此校训的教育哲学认知，正来源于青年时何教授的启蒙。”
张冬生教授以生物学知识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创新路径。他认为中国的教育要振兴，中国的科学和人文要发展，就必须从根本入手，需要更多像何教授这样真正的教育家来领航，这样才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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