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深井效应》
作者，（加）娜丁.伯克.哈里斯
第二部分
诊断
第5章 童年经历如何影响身体健康
只有做出正确诊断，揭示身体潜在的生物学问题，医生才能提供最好的治疗及最准确的预后，而正确诊断的前提是足够深入的了解童年不良经历如何影响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等生理系统的运行。
假如你想了解儿童的应激反应是如何运作的，可以试试端着一盘针头走进候诊时告诉小患者，“我们准备打针”。哈里斯医生几乎可以从护士走进候诊室的动静，猜出某个小患者的童年不良经历，问卷得分，无论什么表现的孩子他们都见过，尖叫，乱踢，乱咬，甚至为了躲开针筒而往墙上爬。一个小患者还曾因为极度害怕而呕吐到哈里斯医生的白大褂上。还有一个小患者，则跑出候诊室，一路飞奔到楼下的交叉路口，这些极端的表现并非普通的害怕打针状态，而是前面爆发的“灰熊遍布森林”的反应。
这些自然的应激反应刚好给了医生一个机会，来测试毒性应激反应的第2个重要原因素一一。养育者的缓冲作用。根据医生们的观察，表现最极端的孩子，他的养育者极少给他拥抱亲吻，歌唱或者其他安抚的方式。医生们从他的养育者口中听到的常常是“把他抓住，”及“我没有时间处理这个，我要在半小时内回去工作。”观察这些情况并推测其中的关联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哈里斯医生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准确评估童年不良经历，是否对他的患者造成了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很快，维克多.卡里翁医生成了她的盟友。他是一位儿童精神病专家，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附属医疗中心“早期应激及儿童焦虑”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对应级是如何影响大脑的，他们还有很多不了解，但每一天都有许多研究结果，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哈里斯医生关于毒性应激反应如何影响大脑的相关知识，几乎都来源于卡里翁医生的重要研究。
卡里翁医生的长期研究，让他大量接触到经历过严重不幸事件的孩子，已有研究表明，成人体内的高水平皮质醇对大脑内的海马是有毒的，但卡里翁医生决定专门进行儿童的相关研究得以以磁共振成像技术（MRI），卡里翁医生能够遗憾有不良经历的孩子，大脑受皮质层的影响，卡利翁医生的研究中最吸引哈里斯医生的一点是他使用了，医生们习惯的语言来表述，他指出，将一个有过不良经历的孩子放进磁共振机器里，就能够看到他的大脑结构中发生的，足以被测量出的改变。
未来这项研究卡里翁及他的团队，从各地医疗中心招募患者，招募对象的标准是年龄建议10岁到16岁之间经历过创伤，并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实验组的大部分孩子目击过暴力事件或受过身体上或精神上的虐待，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生活贫困，对照组的孩子们则没有受过创伤，但在收入年里等方面与实验组差不多。
在初步访谈中，研究人员询问孩子和其养育者孩子是否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和过度警觉问题，如睡眠困难易怒，注意力无法集中的，接着他们为孩子做核磁共振检查，并每天进行4次唾液皮质醇检查，通过大脑磁共振扫描，他们就能通过测量体积来检查孩子大脑里海马的大小，研究人员发现孩子表现出的症状越多，其皮质醇水平越高，海马的体积越小，研究人员在12~18个月后再次给孩子们进行检查后，发现孩子大脑中的海马变得更小了，这些孩子并没有再次受到创伤，他们大脑中负责学习及记忆的部分且在持续缩小，这意味着之前的不良经历所造成的影响在持续对神经系统产生作用。
卡里翁医生认同对患者受到的毒性应激反应影响进行评估的必要性。他和哈里斯医生一样，对结果充满兴趣，他们决定将研究聚焦在儿童不良经历问卷得分及患者身上最常见的肥胖症和学习/行为问题上。在仔细回顾每个患者的病理之后，他的研究助理茱莉亚.赫尔曼给每个患者打出了“童年不良经历问卷”的得分。他们还请了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来对他们的评分机制进行把关。
一开始，他们那702个研究对象的童年不良经历问卷得分结果与费利蒂和安达的研究结果极其相似：60%~70%的孩子，至少有过一项童年不良经历，12%的孩子有过，至少4项和更多项，这些分因素比好礼，是医生预计的低对此他感到很惊讶，毕竟湾景区是个更贫困的社区，而且他知道费利蒂和安达对他们患者的问诊，没完全涵盖他的患者所遭遇的不良经历，比如，社区里的暴力事件，或者有被驱逐经历的家庭成员，而这两项都是他的患者们身上常见的经历，所以，哈里斯医生原本以为湾景区患者们的童年不良经历问卷，得分会比凯泽医疗中心的患者们更高，但转念间他就理解了。费利蒂和安达面对的患者都是成年人，其平均年龄为55岁。他们在进行童年不良经历问卷调查时，被要求回想18岁时的经历来作答。而在哈里斯医生他们的研究中，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8岁，虽然湾景区的孩子们很可能在18岁前遭遇过更多的童年不良经历，但回答问卷的人大多数是孩子的养育者，而不是孩子自己，他们很有可能由于羞愧或者恐惧而隐瞒事实，导致回答不准确，就像有些父母们所说的，“我们不太讨论这些事。"
研究还发现，在他们的研究对象中得4分以上的患者体重超重，或者患上肥胖症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两倍。被诊断出学习及行为障碍的概率是32.6倍，当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打电话告诉哈里斯医生研究结果时，他的心情非常复杂，既高兴又心疼，高兴研究了，有了重要的发现，心疼那些饱受煎熬，却被告知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行为障碍的孩子们，而造成这些的真正原因与童年不良经历息息相关。
这一项研究结果非常重要，只有做出正确的诊断，揭示身体潜在的生物学问题，医生们才能提供最好的治疗，即最准确的预后。
假如一位患者被诊断出肝癌，他的医生需要知道癌症到底是严于肝脏本身还是从前列腺转移过来的诱惑是，从身体其他部位而来，因为不同癌症的治疗方法及预后都不一样，即使一开始的症状相同。
目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完全靠症状表现来诊断，判断的标准包含注意障碍，多动，冲动等，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并没有说明其潜在的生物机制，假如这些症状是伴随不同的精神疾病产生的，如精神分裂症，那就不能简单的诊断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同样，假如他们发现冲动，多动这些症状是由大脑肿瘤引起的，那他们也不能诊断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特里尼蒂的强劲心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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