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春节，进入到腊月二十后，母亲就开始忙活了起来。扫灰，祭灶，一样样的都不落下。我和哥哥姐姐是她的小跟班，所有家具都得从屋子里搬到院子里，大的柜子凳子我搬不动，只负责一些小物件，镜子，梳子，杯子，闹钟，都得挪出去，只剩下个空屋子，母亲头上绑着围巾，我和哥哥姐姐头上戴着她用报纸折的帽子。母亲和哥哥挥舞着扫把站在高处扫着房顶和墙上的蜘蛛网，我和姐姐在屋外拿着沾了水的毛巾擦着陈年老灰。土房子的灰真多呀，即使隔三差五的去打扫，难免也会有角角落落留下来的厚厚的土，我会使坏，憋上一口气，使劲的朝姐姐擦过的地方吹土。这个招式可谓损人不利己，不仅让姐姐所有的劳动白费，自己也是满脸满嘴一鼻子的灰，姐姐本来很生气，可看见我灰头土脸的样子，也懒得去收拾我，弄一盆清水，先将我这花猫一样的脸洗净。大致一天的时间才能将所有的屋子收拾干净，再将所有的东西一一归位。
扫灰结束后，便是要到了祭灶王爷的日子了。那会的农村是没有超市的，几乎所有的商品供应只能通过走街串巷的商贩们完成。陕西关中一带有个说法，张王李赵，二十三祭灶，所以从二十一号起，家门口就不停的会有“坨-坨-馍…”的吆喝声。五香味的小圆形锅盔特别好吃，那会没有泡打粉之类的添加剂，而且即使是生意人，也特别的实诚，面一定是自家小麦在村里磨坊里磨出来的精面粉，瓷实的饼子一层一层的压在一起，小茴香的香味就那样馋着你勾着你，让你时时刻刻惦记着那口。虽说卖馍的很多，可母亲就只认邻乡的一个五六十岁老人的卯，而他的馍因为味道纯正非常受欢迎，通常是在二十一下午的时候会串到我们村子里卖，几乎有一半的人都会买他的馍祭灶。最折磨人的是，要从二十一下午扛到二十三晚上母亲祭完灶王爷才能吃。记得哥哥曾经嘴馋，偷偷的在二十二下午从母亲吊在房梁的篮子里拿出来一个，又为了堵我和姐姐的嘴，三个人躲在村子西边的墙背后，你一口我一口的囫囵吞枣的吃完了。到了腊月二十三母亲祭灶，发现少了一个馍，将我们三个恶揍了一顿。
腊月二十五后，就开始采买了，村里的小商小贩是凑不齐父亲要做的年夜饭了。母亲带着我们三个，推上父亲做邮递员换下来的旧自行车，前头梁上坐着我，后座上坐着姐姐，哥哥用脚掏在两个踏板上，手扶着车头。娘仨用当时最豪华的阵仗去几里外的镇上。鸡家里一直养着，但父亲不愿杀生，会在市场的拐角处花上两块钱让别人处理干净，再买一条大鱼。母亲说，辛苦一年了，要好好的在三十晚上和初一中午吃上一顿。三十好好吃饭，是要犒劳一年里所有的辛苦，初一是为了迎接新的一年，有鸡有鱼，吉庆有余。
二十六，父亲会从把街上肉贩提前给他预留好的一刀好肉下班后驮回来。然后再按照用途分割开来。梅菜扣肉必是得用上好的五花肉，这样做出来才肥而不腻。而炸丸子和小酥肉，则是偏瘦一些的靠近后腿的地方，剩下的父亲便切成小块，爛成陕西人普遍会炒的肉臊子。父亲的肉臊子在村里那是一绝，尽管隔壁的婶娘年年都会现场观摩整个过程，可也始终做不出和他一样的味道。看来做饭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还得靠些天份和敏感的味觉吧。相对于人人钟爱的肉臊子，我更喜欢吃肉丸子和鱼块。对于吃，我是兄妹三人里最像父亲的，比如鱼稍微一炸老，我就会说糊了，肉丸的盐多一丁点我都会喊着咸，鸡必须炖得烂，汤一定得鲜。反正只要差了分毫，我都会说不是去年的味。嘴刁也让父亲在更多的时候都是第一个让我先尝一下，这让哥哥姐姐很气不顺，所以每逢这个时候，邀我去墙背后必不是分好吃的，而是挨打。我也很不忿，会在父亲归家后告状，所以会形成恶性循环，我挨打的次数取决于我告状的频率。
三十晚上，大部分的村里晚饭都不会太讲究，有的会吃中午的剩饭，更有甚者会把吃了几天的搅团再烩一下接着吃。父亲会在四点多时就进入了厨房，从小时候的四个菜到长大后的十个菜，都是母亲一个个摘，淘洗干净，然后父亲再一刀刀切出花型摆出好看的样子。一桌子菜有凉有热，有荤有素，绿的红的，搭配的也是十分的养眼丰富。哥哥挑着杆放完了爆竹，我们的年夜饭也就正式开吃了，十四吋的小黑白电视机里放着春晚节目，一家人围坐在桌子边上，灯泡的光因为电压的负荷过大忽明忽暗，但丝毫不影响我们一家五口的欢乐。那时候的年，没有可口可乐，没有虾，没有好吃的各式菜肴，没有一打厚厚的红包，三五块的喜悦，一口袋糖果瓜子的满足是儿子现在无法体会到的。
前年，哥哥因病故去了，父亲再也没有了心思去备那些好吃的菜肴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父亲今年想好好的过个年，从腊月二十六蒸馍头开始我就扎在厨房里帮着父亲，并且尽可能多的代替他的辛劳。一桌子菜备下来，腰已直不起来，方才懂得了哪有人真正的喜欢厨房，无非都是靠着满心的爱和责任，不得已的忙碌着。一桌好饭的背后，藏着一个深深爱你的家人，一定，请一定在下筷子之前感激他等等他，更或者在吃饭时少一些评价，多一些感恩，他不是傻，而是想用一桌好饭，换一个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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