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说不可替代的刚需品在市场经济下是失灵的？

第一问：

是否可以说不可替代的刚需品在市场经济下是失灵的？

一个商品是不是刚需、是不是应该完全交给市场，标准应该是价格机制是否能对它起“好的”作用。

在一个理想的市场经济之中，“刚需品”这种东西是不应该存在的。如果一个商品的需求很强，那么它就应该涨价，这样一方面会有更多的生产者去生产这个商品，一方面消费者会寻找价格更低的替代品，它的需求就一定会下降。

但是学习经济学不能学成教条主义。供求关系曲线要成立，价格信号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市场最大的好处，是一个稀缺商品的价格高，会形成一个正向的激励，促使更多的生产者去生产这个商品，那么它就会变得不那么稀缺，这就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但是从价格高，到有更多人生产，是需要时间的。常规情况下我们的确应该等待市场慢慢起作用，但是在某些非常时期就不应该如此。比如说，某个小村庄突然发生了地震，因为道路阻断，全村人必须过几天与外界隔绝的生活。那请问，村里唯一的小卖部，应该在这个时候涨价吗？

一本书说灾区应该涨价。作者的理由是只有涨价，才能确保“最需要得到一个东西的人”得到这个东西。比如小卖部里有一种退烧药，如果不涨价，就会有些明明没病的人也想先把药买下来以防万一，那么有病的人就算想出更高的价格也买不到了。

那本书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首先在这个时候涨价根本谈不上吸引更多人去生产某种商品，时间根本来不及，价格激励最大的好处已经不存在了。再者，在这个特殊时期，“价高者得”并不见得是最有效率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是假设所有人身上有同样多的钱，而且还同时出现在小卖部参加竞价，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在灾难时刻，任何生活物资都是刚需。不能认为穷人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减少需求。如果我是村长，我会立即武装接管小卖部，对全村实行平价、按需、配给制，尽最大可能让所有人都活下去。等到灾难过去再恢复价格机制。

这个做法会不会让商人和富人从此对我们村寒了心，再也不跟我们做生意了？不会。灾难是极特殊的情况，而且我们没有没收小卖部的商品，我们只是限价而已。美国和英国实行过战时指令经济，根本不耽误平时搞市场。

再考虑一个问题，每天早上上班高峰时刻，地铁非常拥挤，那政府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刻对地铁票涨价呢？

涨价并不能扩大地铁公司对早上客运服务的供给。修地铁不是地铁公司说了算的，涉及到征地等方方面面的限制，现有地铁已经是满负荷运行了。这个价格激励不成立。

那涨价能让“最需要地铁的人用上地铁”吗？可能支持涨价的人认为价格是劝阻消费者最好的办法，殊不知消费者已经被劝阻了——那就是排队和拥挤。早高峰地铁要排队，很拥挤，凡是现在还出行的，已经都是最需要在这个时候使用地铁的人了！时间，就是最好也是最公平的代价。如果排队时间进一步延长，选择在这个时候上班的人就会进一步减少，这也是市场自动调节机制。

所以早上的地铁——对票价来说——是一个刚需。事实上地铁非常适合交给政府、通过补贴亏损运营。我们不能只算地铁账，还得算地铁带动整个城市经济运行的无形的作用。如果哪个公司认为自己员工的时间更值钱，不应该跟普通人一起排队，那这个公司可以多发工资吸引自己有车的员工，还可以更改上班时间。

第二问：

制定政策的人就真的这么傻吗？相信在政府工作的不乏高学历的聪明人，也不乏心存民众的“好人”。

“群体的智慧”要发挥作用，每个参与者必须是独立的，提供不同的视角，然后还能心平气和地达成一致。官僚集团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如果是“工具性偏好”不同，大家的想法都是为了国家好，只是观点不一致，那多样性具有集思广益的好处。但是如果“基础性偏好”不同，各个集团有自己的利益，互相有利益冲突，那人多就办不好事儿。

官僚体制的决策常常比个人决策愚蠢，至少有三个原因：部门利益、历史惯性和意识形态。

比如崇祯皇帝执政末期，局面已经非常明显，你要么就应该跟李自成和皇太极讲和，要么就应该撤退到南方去。那为什么崇祯就不能做出理性决策呢？因为官僚集团已经被意识形态绑架，之前的几次风波已经造成了谁提求和，或者谁撤退，谁就是叛徒的局面。

现在美国政治也是这样。任何一个议题在国会表决，议员们从来都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集思广益，而是从党派意识形态出发投票。很多议题根本看上去是很中性的，两党立场也泾渭分明。美国政客的党性已经取代了理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僚政府很难操作什么精密计划。为什么我们不相信政府能搞阴谋呢？因为阴谋太麻烦，需要一步一步执行一个周密的计划，而官僚集团没有能力执行这种计划。政府做事通常都是按照惯例和共识做，要改革也是走一步算一步，很难搞什么复杂的长远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