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袁仕咏《诗人和他的城堡》
说出城堡里的秘密
——序袁仕咏《诗人和他的城堡》
方舟
在资讯和传播手段高度发达、诗歌写作趣味迥异、诗歌交流活动风起云涌、新人与狂士竞相出场的当下，要增加一座城市的诗歌群体的能见度和识别一位诗人的整体面目，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东莞诗歌群体的出现和被中国诗歌大面积的关注，首先凭借的是诗人们丰富的现实经验和文本存活量，但同时也是得益于外界文学评论的正解——“事后追认”，也包括一定程度上某些先入为主的印象式评判，总之是“被认出”，而不全是“从内部说出”“现场、现时说出”——堂堂亮出自己的声音，这和东莞这座以厚德务实的城市风度是一脉相承的——别人给一顶不合体、不合身的帽子，还要费半天劲才能将帽子扯下来。东莞的诗人也大抵如此——腼腆、实诚、低调，少有吆喝甚至张狂炒作。诚然，东莞的诗歌评论一直在路上，也收获不菲，诗歌评论的队伍也在不断地扩大，大部分诗歌的评论者同时兼具诗人的身份，如早期的航亿苇、方舟、何超群、柳冬妩、刘大程、庞清明，近年活跃的郑小琼、蒋楠、候平章、曾海津、蓝紫、许泽平，还有学者型的评论家袁敦卫、百定安等人的加入，大大充实了东莞的诗歌评论的队伍阵容。但专事诗评的人并不多，靶的也不集中，火力也不够劲爆，和一些“明目张胆”“狂飚突进”的诗歌群落和诗评家相比，除柳冬妩的打工诗歌理论独树一帜、引发持续关注外，东莞的诗歌理论的发声力学还是相对微弱的。其中袁仕咏就是持续专注于本城诗歌写作生态和文本样品的测量者，且是富有耐力和热忱的书记员，可以说，他是新世纪以来东莞诗歌现场重要的见证者、观察者、纪录者、对话者。袁仕咏总是在默默地在蹲点、取景和冲洗显影的底片，让外界对东莞诗歌群体的认识更加生动细致，多了一些现场的质感和史记列传的底色。
城堡者，生存场域之谓也，亦诗人语言迷宫之谓也。来莞工作和生活已二十余年的湘人袁仕咏，以《诗人和他的城堡》命名他的首部诗歌评论和札记集，则具有双重的隐喻意味：生存与言说，皆互为镜像。袁仕咏的《诗人和他的城堡》收集了他自2003年始创《繁星》诗报的发刊词，到近年他对东莞众诗人和诗歌创作活动和现象的评述，时间跨度15年之久，是他诗写之余的“余墨”和“余绪”，只是这“余墨”“余绪”却耐人寻味，可谓“余墨含香，余绪绕梁”。这其间他先后出版了个人诗集《春天是冬天的一个转身》《来的人总该有所获》和合著《九人诗》，早已坚实地确定了他作为诗人的真实身份，而这份“余墨”和“余绪”却给了他青年评论家的清晰面孔。
作为朋友们身边的阅读者和审视者，袁仕咏的个论和文本细读总是有着自己独到的发现和体会，每见新奇。有着湖湘文化基因的袁仕咏，是圈内少有的耿直敢言、不卑不亢、不党不朋的真君子，不做依附之论，不取骑墙之态，光华磊落。如第一辑中被他选中的诗人，观察的位置和维度是独到的，如他对大家喜爱的郑小琼作品的品读，敏锐地发现郑小琼“坚硬”的外壳下有诗人刻下的“柔软”，那是一种交织状态物，藏着的“一颗高贵而温柔的心”，这无疑是对外界众口一辞式的评价的纠编和校正。他能从诗人百定安的“在我看来，诗是没有使命的，它至多是诗人保存自己心跳的容器而已”中发现了对百定安的心灵写作的秘密， “他安然收容这一切”，包括生命的精致和粗砺。而他写本人的《他有一颗沧桑但广大的心——方舟诗歌新作阅读札记》，不少人说过我的“底层写作”和“悲悯”，他却道出了我少为人言的“广大的心”，在他成文之前我们并没有专门的对话和交流，这种对作家诗人灵魂深层秘密的揭示和独到捕获，让我多少有点“惺惺相惜”的共情和感动。又如刘大程是袁仕咏的心灵之交，他解读刘大程诗集《风中的巢》， “呈现出一种风雨过后难得的清澈和平静，它不再是倾诉，更趋向于接近自言自语和陈述。这种旁若无人的自语或陈述状态，让诗歌更接近灵魂，使物象呈现出一种更本质的真实，更接近客观和自然，因而也更具感染力。” 指认出大程用更开阔的行吟方式对苦难的变异书写的努力，是诗人刘大程的一次超越，让人耳目一新。还有他用《一座城市的精神史诗》为题，为彭争武的叙事长诗《东莞书》答辩和点赞，《总有一些事物高于我们》为诗人朝歌的厚街城镇诗歌体验进行条分缕析，以及和傻正的诗歌对话都无一不显示袁仕咏的专心和诚恳，因此袁仕咏的诗评是脚踏实地的，没有那种左右讨好的飘忽不定，也没有那种削足适履的评判预设。
袁仕咏的《诗人和他的城堡》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第二辑的《诗事－－叙述城市诗意》，这是一份城市诗歌的最原始也是最基础性的诗事记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方“文献”价值。如其中有年度诗事综述《2005，点击东莞诗歌四大事件》《虚浮背后的真实——2006，东莞诗坛掠影》《2010年东莞诗歌观察》，有诗歌年历的味道（美中不足的是有所间断，如果每年都有呈现，其史料性将更加系统和扎实）；有对城市诗歌品牌活动和创作群体的观察，《东莞制造：“诗歌回归大众”》和《文本决定一切——东莞（沙田）诗歌创作基地观察》，这是东莞本城重要的诗歌文化实践文本和诗歌观念的对话与交流；有东莞诗人研讨会的发言实录，如《对郑小琼及其作品的一点印象——在郑小琼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关于打工诗歌的一点看法——打工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虽是一家之言，但从中依然可窥见东莞地方性诗歌史实和诗歌个案的不同解读。还有就是新世纪初袁仕咏和他的朋友创办的《繁星》诗报创刊词，作为一份青年诗人的诗歌宣言依然闪烁着别样的光芒。众所周知，不是所有的正史都可靠，偏史、野史、地方史志、民间文本和个人叙事，都能起到补正史之足，纠正史之伪的功效；也不是所有的通史才是合法和正当的，那是粗线条和“洁本”，而最丰富的历史枝节大都隐藏于大量的断代史的细究中——反而是对历史真相的无限趋近和还原。在这个意义上说，袁仕咏的《诗人和他的城堡》无疑是一座城市在当今中国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文学诗歌内流河上流淌着的一股真实的文学细流和诗歌清流，极富生命表现力的活着的年代诗史解说词。
著名诗人杨克在2010年为我编选的《在路上：东莞青年诗人诗选》所做的序中，称东莞的诗人“书写一个断代史的中国梦”，相信“许多年以后，他世代的读者面对这部特殊的文本，被记忆唤醒的是有关中国一个时期一段躯体上的悲喜和疼痛， 它攸关审美，攸关诗意，攸关文学的现实承担，但最根本的它是绕不过去的文学史实，是时代的一具文学标本，独具社会发展史上人类文化学的价值和意义。”，这段话，我想送给袁仕咏的《诗人和他的城堡》也是合适的——如果说城堡是诗人生存场域和诗歌语言实践的双重隐喻，那么城堡里发生了什么，需要里面的亲历者说出可能的真相，同时更需要像报信人一样的勇者在联通远方的道路上无畏地奔跑，不舍昼夜，把消息翻译给城堡外正在打探着的世界。
对诗友袁仕咏，我还有更大的期待。
2018年10月22日下午于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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