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里眼巴巴瞅着柜台的糖果时,我爸就溜达着去跟集市上的人“日白”(聊天)去了。
为了不错过小姨他们的那趟车,我们总是会提前来到他们下车的地方等候。冬天的天气似乎总是阴着,但又因为足够冷,冷到让人精神振奋,我就在这样的振奋中,等待一辆原本跟我没有关系的车在远处向我靠近。我等待的是糖果和新衣服,是一个由糖果和鞭炮组成的新年。我想这样的期待,是现在我外甥女所体会不到的,因为我这个舅舅过年回家最不喜欢买礼物,也不喜欢带着大包小包了。我们省去了很多麻烦,但好像也失去了很多乐趣。
我们终于等到了小姨他们。大人们背着东西慢慢地走,我带着城里的表弟呼啸着冲向回家的路。我们从大公路,走向小公路,再从小公路走向山野小路。路越走越窄,我却越来越觉得开阔。人烟越稀少,我的话就越多。在镇上我看着有多呆,在山里我就有多欢。我灵活地奔跑在山林中,城里长大的表弟根本跟不上我的步伐。
我仿佛是啸聚山林的绿林好汉,把一条平凡无奇的山路走得风生水起。山中日月长,这里是我的地盘。我边走边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也,仿佛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的小弟。我一生呼啸,群山回应,山中草木都在寒风中簌簌发抖。也许若干年后我才想明白,那些活了几百年的树木洞悉我这个想法之后簌簌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实在憋不住笑才抖动着肩膀。那时候的我,活得多么无知无畏,所以我能拿出所有精力来过好一个年。我全心全意待它,它才实实在在对我,让我过个好年。
姑娘要花,小子要炮。那个时候的小子们是真傻,一回到家就开始拆鞭炮,姑娘的花能在头上带一整年,小子们的快乐一会儿的功夫就炸没了,我们似乎没想过以后。跟那个时候比,现在的我越来越懒惰了,现在我连一个鞭炮都懒得放。而那个时候,我们专心致志地把一盒鞭炮拆成几十个,一个个地放,我们为自己能搞出这么惊天动地的动静兴奋不已。我们偷来大人的烟,然后点燃鞭炮,再把它扔到空中。鞭炮在空中炸开,带着一溜烟,然后传来一股好闻的硫磺味。这应该就是年味了。
那个时候不光是我们认认真真地对待过年,连大人们都非常认真地对待过年。去山西挖煤的农民工们回来了,在镇上偷鸡摸狗的二流子回来了,在学校上学的学生回来了。回到这块土地,我们没有了身份的区别。挨着的几户人家一起过年,火坑屋里坐着满满当当的人,在镇上做小偷的和在镇上当科长的坐在一起,去山西打工的和在老家当农民的坐在一起,火熊熊地燃烧,“燕舞”牌的录音机里唱着“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大人们很认真地打牌、抽烟、聊天,我们小孩子很认真地玩耍,家里刚杀完猪,我们偷偷割走一条一条新鲜的猪肉,再偷走一些辣椒酱,或者用鞭炮炸鱼,然后很认真地找一块僻静的山野,烤肉,或者烤鱼。不得不说,那个时候大人们打牌很认真,我们烤肉也很认真,连河里的鱼都在非常认真地长大,跟我们高手过招,斗智斗勇。现在的孩子,别说抓鱼,敢在冬天下河的都没有几个了。他们不认真地对待过年,所以年也不待见他们了,年味就消失了。
我怀念那个时代,怀念那个时代的年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家都认真。认认真真地忙活一年,小偷在镇上很认真地偷东西,去山西挖煤的人认真地挖,在老家种庄稼的人认真地庄稼,都是个把式。到了过年的时候,再认认真真地过个年,连赌个钱都是认认真真的。那个时候比赛吃肉喝酒,一杯酒一块肥肉,不论是谁,是在镇上干科长,还是刚坐完牢回来的囚犯,都会认认真真地比赛喝酒吃肉,吃到打饱嗝,喝到睡在田埂上,都不会敷衍,也不偷懒耍滑。
后来,回来过年的人越来越少。即使回家,开奔驰的跟开拖拉机的也很难坐在桌子上比赛喝酒了。我们各有了各的心思,但心思都不在年上,我们想的是其它的事,跟年没有关系的事。
还有什么比过年更重要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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