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中期，我们就读的学校叫金淘红旗中学，学校名字很前卫，也很响亮，校名是文革期间由侨光中学改名而来的。七五届小学毕业生，经过毕业考试进入初中，那届初中一年级的新生特别多，应该说是学校有史以来最多的一年，除了红旗中学附属深辉初中外，红旗中学本部就招收了十二个班级的学生，每班学生五十多名到六十多名不等。学生年龄跨度也比较大，最年长者个别学生是1959年出生的，多数学生是1962至1964年出生的，个别学生1965年出生的也有。生源绝大多数来自于本金淘公社，那时候金淘还不叫镇。
从小学升入初中，是人生的一大转折点。小学时候，同班的小学生一般是同一大队的（相当于现在同一村的），竞争对手基本上“知此知彼”，考试也往往“百战不殆”。
我的小学成绩在班级里经常名列前茅，按照常理，上初中应该安排在比较好的班级。但是，新生报到后，大失所望。父母问读哪一班，只能怏怏不乐地回答：“读十二班，读最后一班。”与此同时，我的发小也是我的堂亲小名智阿虽然成绩没有比我好，却很幸运地被编在二班。我很不理解，内心十分羡慕，心想，可能是因为他是教师子女的缘故。
到了九月份学校正式开学了，发现语文老师杨老师的女儿也在我们班级，说明学校编班不是以学生学习成绩的优劣和是否教师子女为标准来编班的，只是单纯的排序靠后而已，况且，十二班里会读书的同学人才也济济，于是，自我安慰，内心慢慢地平静下来。既来之，则安之。此外，也别无选择。
然而，班级排序靠后也的确有一些天然的缺陷。数数字，是从一到十二的，并非倒计时从十二数到一的。到操场列队或者田径运动会列队也都基本上“靠边站”。列队游行，也都是最后一个出场。因此，同学们用闽南方言自嘲为“好酒沉瓮底。”
记得有一次，红旗中学组织初一年学生从金淘步行去九都公社参观在建的山美水库。参观如火如荼的建设工地：听，机声隆隆，震耳欲聋；看，推土机作业有如排山倒海，势不可挡。人山人海，热火朝天。场面壮阔，轰轰烈烈，让人心潮澎湃，很激动也很震憾。可是，回来时，要过渡，那地方好象叫诗口，渡口只有一艘小小木板小船，而且还是“年代久远”的老船。初一年的学生每班有五十多人，共十二个班级，如何过渡，只能是从一班到十二班依次过渡。以班级为单位，每班一渡船，一班同学如同天之骄子得以优先过渡，大家齐刷刷投来艳羡的目光。我们能够被缘分安排成为同班同学，是前世“十年修来同船渡”修来的福分，要好好珍惜。溪面不怎么宽阔，但是，五十多人上船下船，船从此岸到彼岸，下客，然后再从彼岸渡回此岸，而且只有一个老艄公撑着竹篙在溪里慢悠悠比划着，一个来回最快也得十多分钟，甚至二十多分钟，当时没有手表，时间只是估计。前面几个班级过渡后，后面班级的同学开始着急了，焦躁不安起来，开始“喧哗与骚动”，但是也没有办法，只能按部就班。各班班主任都在场，秩序井然，没有出现争先恐后的场面。等到前面十一班的同学都渡到对岸了，只剩下孤零零的十二班同学时，大家没有等来喜悦心情，心中有更多的无奈。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用同舟共济的目光相互安慰彼此。庆幸终于轮到我们了。
不知从哪来的勇气，从诗坂走山路过汀林洋经时朝大队回老家南丰大队，怕天黑看不见山路，简直是半跑着前进。十二班的同学，有的路途还比我更远，心情一定比我更急。回到家，早已天黑，与此同时，智阿回到家还不到下午三点钟。智阿说：“要等那么久，就没有等你。”我并没有丝毫责怪他的意思，只是自怨自艾。少年时代的胆量和独立性是甘冒风险锻炼出来的。
红旗中学分牡丹山和千金庙两个校区，两个校区距离约一公里。七五年的初一年教室安排在千金庙校区，位于“虎橱山”下。金淘古称十四都，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仍然习惯上以下圩街为界（有同学告诉我，具体说，顶下都以当时的群众医院为界），分为顶都和下都。教室安排在千金庙校区，顶都的学生比较近，下都的学生比较远。我当时寄午膳，上午上学下午放学回家一天走一趟。我们南丰村北斗山下的学生走小路要从“荒无人烟”的丰登山经过，我经常与发小智阿走在一起，但是，偶尔也有例外，有时孤单一人，加上冬天天黑得早，走山路时阴森森的，有些害怕，有时瘆得慌。我把这种情况告诉我的同桌李姓同学，他不能够理解，反而在我回家的时候，在我回家的路上用闽南方言大喊大叫：“黄源水，大脚腿，半路遇着鬼！”还引来李校长的小儿子（当时读小学）来围观，帮李同学一起呐喊着好玩。
初一年十一班和十二班的教室，设在千金庙一座回字型的平屋。平屋木屋架加瓦顶，房屋高低起伏、依山而建，上部略呈倒凹字形形状。十一班和十二班教室在倒凹字形两边的突起部位。两个班级隔着绿篱“遥相呼应”。十二班教室往西有上下两个操场，大家称之为西操场。体育课就在西操场上，当时的体育老师姓叶，体操课教前滚翻、后滚翻，篮球课教如何带球和运球……
十二班班主任姓黄，名双成。个子不高，很年轻，说话时貌似很严肃，刚从红旗中学高中毕业，留校教初一年级《农业基础知识》，简称农基课。农基课主要讲农业八字宪法。直观估计，当时的黄老师只有二十岁左右。姑且不论才学和能力，就凭着教学的认真和工作的热情与细致，就值得同学们对他肃然起敬。当时讲到细胞时，讲到细胞核和细胞壁，黄老师还拿来一台台式显微镜，放上一片洋葱，洋葱里还加上一滴红色墨水，让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去观察“细胞”。老实说，我没有观察到。当然，要是老师问我，“你看到细胞了吗？”我会若有其事地违心地点点头。也不知道其他同学有没有观察到，总之，说不清楚。错过了那次机会，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见过细胞的真实形状。
数学老师是黄金枝老师。初一年课程是代数。因式分解，化简，合并同类项等内容。讲到数轴时，我最有印象，也最有心得。正整数是无限多的，我理解对应着时间的无穷无尽。人生就好比在数轴的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上。假设出生为零点，去世为终点。起点到终点的距离为人生的时间集合。我们每过一天，理解为一个正整数。
语文科老师是杨天兴老师，文言文教《愚公移山》。“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至今尚能朗朗上口。还教《念奴娇.鸟儿问答》、《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名篇，记忆深刻。主要是讲革命理想和革命情怀。讲课时，偶然还夹杂几句英语，秀一下，让同学们开开眼界。补充说一下，英语老师是黄欢治老师，只记得二十六个字母教了好长时间。
从小学到初中，一时未能很好适应，所以初一年学习成绩平平，只在中上水平。由于过去四十多年了，多数只有模糊不清的记忆，东鳞西爪，连缀成文。
青葱岁月，是用来好好读书的，是用来憧憬未来的，可惜当时傻乎乎的，让时间一晃而过。如今，懂事了，成熟了，却无法把丢失的时间挽回。现在，直奔花甲了，如果不去回忆，将来就更加回忆不起来了。
少年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回忆，只是对少年时代的眷恋和追寻。在追寻里寻找童年那一份纯真，那一份无邪。
（ 写于2019年12月29日，参加侨光同学会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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