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卷十三·二二】
绍兴布衣俞楚江，名瀚，久客京师；金少司农辉，荐与望山相公。公称其诗有新意，卒无所遇，卖药虎丘而亡。《登九龙山遇雨》云：“浮生徒碌碌，冒雨渡寒津。策马山头过，云横不让人。”《偶成》云：“安贫求自寡，书剑漫相从。且筑数椽屋，将为一老农。亭空云可贮，院小树还容。居近开元寺，卧听清夜钟。”“戒饮原因病，村旗莫浪招。忙酬花事毕，闲养睡魔骄。霜色归蓬鬓，秋声上柳条。竹炉茶未熟，一缕细烟飘。”他如：“谁与吾来往?西山一片云。”“柳倦欲眠风劝舞，鸟歌未和雨催归。”俱有意趣。
俞瀚，字楚江，又字楚善，号知止老人、壶山渔者。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市柯桥区)人。工诗，善画，精篆书、篆刻，通古文字学。《广印人传》有传。曾为两江总督尹继善幕宾。
少司农，清朝户部侍郎之别称。司农，古职官名。汉九卿之一，武帝时置大司农，主管钱粮。东汉末年改为大农，魏以后改为司农或大司农。历代沿置，至明初始废。清代因户部掌理钱粮田赋，所以户部尚书称为“大司农”，侍郎称为“少司农”。
金辉，正黄旗满洲包衣，后抬入满洲正黄旗，赐姓金佳氏。祖上为朝鲜人。父三保，武备院卿。弟金简，吏部尚书。其妹为乾隆淑嘉皇贵妃。曾任兵部侍郎、户部侍郎。
望山相公，指两江总督尹继善，章佳氏，字元长，号望山。
【闲言碎语】
俞翰之名，不少读者可能比较陌生，读过其诗者不多，见过其印者更少。但是，你问一下《红楼梦》研究专家，则几乎无一人不知其名。因为他的名字，牵扯到一桩欺骗了红学界二十年的文物造假案。此案波及之广，影响之大，涉人之多，案情之奇，都让世人大开眼界。史学泰斗郭沫若、红学巨擘周汝昌、鉴定大师史树青、著名学者张中行均与之有涉。红学研究者、文博专家为此撰文考证费尽心力，终于在1983年求得真相，由此一场闹剧才骤然风平浪静，归于云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且让我慢慢说来。
众所周知，文学巨著《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但曹雪芹长啥模样，人们却一无所知。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红学研究者。红学研究史上，有两幅“曹雪芹画像”。第一幅是1923年，收藏人李祖韩从上海一古董商手中购得王冈绘《独坐幽篁图》手卷，像后有皇八子、钱大昕、倪承宽、那穆齐礼、钱载、观保、蔡以台、谢墉等乾隆时闻人的题咏，除一人上款署“雪琴”，其余均署“雪芹”，以此被认为是曹雪芹的画像。1928年，著名收藏家叶恭绰曾为之题跋，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中有介绍。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此画像再无人见过，只有照片传出，系藏主之妹李秋君摹本。文革中被抄家掠走，发还时不见此画。李祖韩及其妹秋君已于1964年和1971年故去。画像手卷今不知下落。红学家中，吴恩裕、吴世昌、朱南铣认为王冈绘手卷像主确系曹雪芹，周汝昌始而肯定，后又存疑。1961年，胡适撰《所谓曹雪芹小像之谜》一文，认为像主不是曹雪芹。但这幅画不是我们今天文章的重点。
第二幅是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９日，河南省博物馆副馆长韩绍诗收到商丘县古董商郝心佛寄来的一幅“雪芹先生画像”。画像是一本册页中的一页，可对折成两扇，纸面已经发黄。右扇画着一个席地而坐的中年人，身着长衫，足蹬麻鞋，左腿平盘，右腿曲竖，左手支地，右手抚右膝，显得风流儒雅。画像左上方题有字，上书：“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余私忱钦慕，作小照，绘其风信儒雅之致，以志雪鸿之迹而。”左扇上是尹继善的题诗。看完画像，韩副馆长和其他馆领导惊喜万分。自晚清以来，“红学”盛起，谁都想一睹天下第一才子曹雪芹的仪表风采。此次所得“雪芹先生画像”，如果是真，乃稀世之宝。河南省博物馆即于当日汇款10元给郝心佛。因为当时一起收到的还有《瘗鹤铭》拓片一份，故购买此画实际花费5元。
最早注意到这幅画像的是红学研究会会员、时任上海文化局副处长方行。1963年春末，他闻讯赶到河南省博物馆，在看过画像后，将画像照片寄请周汝昌考证。1963年8月17日，《天津晚报》刊登周汝昌《关于曹雪芹画像的重要发现》一文，充分肯定画像“非常可靠，既不是赝品，也不是另外一个名叫雪芹的人的画像，价值极高。”9月14日，中国社科院的刘世德在《天津晚报》发表否定性文章，提出画像主不是曹雪芹，而是俞瀚，字楚江。依据是他从《尹文端公诗集》卷九中查到了画像册页上的尹继善题诗，标题为《题俞楚江照》。发现曹雪芹画像的消息也惊动了中央文化界领导。郭沫若于1963年8月1日,给河南省博物馆写信,希望得到画像照片并借看原件。郭老收到画像后,于9月3日给河南博物馆写信,持否认态度,认为画中人“不是曹雪芹而是俞雪芹”。但郭的意见没有公开发表。
针对刘世德的质疑，周汝昌于1963年9月21日在《天津晚报》发表《再谈曹雪芹小像》；1964年4月5日，又撰写《雪芹小像辨》，在香港《大公报》刊出。针对刘世德提出的尹诗与画像的矛盾，周汝昌认为诗、画原非一体，两者自成“单位”，各不相涉。因此像主为曹雪芹无须怀疑。1973年，周汝昌在《文物》杂志发表《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也谈到了这幅画像，并首次刊出册页全貌照片。著名学者张中行见文后于1973年5月25日致函周汝昌，认同周的看法。然而，到了1978年，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在《文物》杂志发表文章，提出“这一开册页，除尹继善的题诗以外，其它皆有意伪作。伪作时间约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新 红学派’盛行时期”，对画像主为曹雪芹予以彻底否定。文章一出，使论争立即沸腾起来。双方各写考证文章以论真伪。一时间红学论坛烽烟四起，短兵相接，甚至飞短流长，言逾学术。
眼看着争论越来越激烈，气氛越来越火爆，河南省博物馆觉得必须正本清源，从头彻查这画像的来历，以辨真伪，给历史一个交代。于是，河南省博物馆与商丘县文化馆联合组成了“雪芹先生画像”调查组。从1979年冬至1983年春, 经过4年的大量访查、研究、分析, 最终探明了画像的真伪。
1979年，访查人员首先来到卖画人郝心佛家中询问此事。时年80岁的郝心佛一生喜爱收藏图籍、碑贴、书画。晚年穷困潦倒,靠售卖当年积藏的字画为生。见来人问及当年所卖“雪芹先生画像”的来源,郝心佛睑色苍白, 他半闭着眼,沉默不语,问急了,只说了一句：“画曾被陆润吾借看过。”此后再不言语。提起陆润吾,在豫东那可真是大名鼎鼎。他幼年随父学丹青,成年后擅临摹,尤善仿古作伪,人称“江北伪书画第一人”。两天后，调查找到了陆润吾。当年79岁的陆正卧病在床,耳聋口哑。当访查人员把“雪芹先生画像” 展示在陆面前时,他立现神色惊异,先用颤抖的手捂着画像的头部做涂抹状,继而捂住画像左上方的题记连连摆手。访查人员弄不懂陆的哑语,就在纸上写字问他:“你见过这幅画吗?你动笔改过吗?原来有题诗吗?”看过问话后,陆从墙缝中取下张小纸条,拆露出“郝心佛”3个字,边点头边让访查人员看。 陆润吾的老伴向调查组解释说,她老伴的动作意思是说画像的头部和题记有假,与郝心佛有关。调查组再次找到郝心佛,把陆的哑语说给郝。郝听后,沉默了半天,才说“画像是我从旧书摊上购的,像就是曹雪芹。”访查人员问他从何知道画中人是曹雪芹时,郝心佛拂袖而走。
1982年3月，调查组迂回找到郝心佛的挚友、退休教师程德卿。程为人耿直,博学多知,且自幼喜爱书法,擅长丹青,在豫东书法界名声甚好。程德卿反复看过画像后,指出画像上的题记系朱聘之所书。并为调查组介绍了朱的情况。朱聘之出自书香门第，父亲中过举人，幼年随舅父在北京读书,大学毕业后,先后当过教师、区长等,解放后被划为“黑五类分子”。1953年至1955年在商丘工商联担任过秘书，1974年65岁时去世。介绍完朱的情况后,程德卿表示,他与郝心佛私交甚好,他一定协助调查组从郝口中问出实话。1982年4月，调查组在商丘档案馆查找到朱聘之在工商联任职期间起草的文件底稿，经鉴定，画像题记与文件底稿的字迹出自同一人之手，至此，已经基本确定画像造假。后在程德卿反复劝说和证据面前,郝心佛终于在1983年1月,道出了本想带到 墓里的隐藏了20年的造假经过。
商丘县城有一家祖籍浙江绍兴的没落俞姓。1956年,家中男子去世后时,因无钱供养儿子读书,家人就把祖传的一部书画册页拿到县邮局 门口售卖。 此画册原是俞家的祖先清朝乾隆年间篆刻名家俞瀚之物。当时在邮局门口摆书画摊并代人写信的郝心佛见到俞家所卖之物后,认为有收藏价值,就以一斗米的价钱买下。1962年春,郝心佛生活困窘,就想把所购之物出售。由于俞楚江名气小,怕卖不出大价钱,郝就找到朱聘之商谈作伪。郝想伪称是袁牧画像,但朱说袁牧的像有流传,恐怕让人识破卖不出，就劝郝伪称曹雪芹的画像。郝问朱为什么要伪称曹雪芹的画像。朱聘之解释说,曹雪芹的画像从未现世, 曹又与尹继善同代,两家有交往,且红学正热,这样，一来不会被识破, 二来也能卖个好价钱。随后,朱聘之在俞楚江头像的左上方写了题记,又让郝请来陆润吾伪刻了两枚印章,并印上陆所藏的清代印泥。后来,朱、郝、陆 3 人又从历史资料得知曹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而画中俞楚江却“身瘦头俏面白”,就让陆润吾拿笔涂抹,使俞楚江“头广而色重”。“雪芹先生画像”伪好后,郝心佛曾想寄到北京卖,但怕北京懂行的人多被识破,就于一年后寄给了河南省博物馆。几天后,接到河南省博物馆汇寄的10元钱,郝心佛分出5元交给朱聘之。朱接过钱后,上街买了5个白蒸馍。边吃边递给郝一个,郝看着朱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大笑说：“你的恶作剧,从此天下多事了。”朱吃完一个馍后,心满意足地说：“有识之士必据《清史稿·疆臣年表》和《尹文端公诗集》,详加考证,真伪自可立辨。否则,必然被题记中的‘通家之谊， 罗致幕府’所迷惑,以为得了稀世之宝。”为了进一步验证,调查组又找到当年卖此画的俞家后代。俞楚江第八世孙媳井氏见到画像后,说此画确系她卖,并说卖此画时,头像左边没有字。至此, 这宗红学研究大骗案，终于真像大白。
看完这个故事，我突然想到一个法律问题，不是要追究在此案中造假者的问题，而是想到程序的重要性问题。一个证据放在大家面前，诉讼双方总是围绕着证据本身的要素来辩论真伪，为啥不考虑这份证据的来源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假如河南省博物馆当时不是被天降宝物的喜悦冲昏了头，而是遵循文物鉴定的程序详加考据、查证，就一定不会有后来那么多无谓的笔墨之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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