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将迎来2022亚运会
杭州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将迎来2022亚运会
一周前，第18届亚运会在雅加达闭幕，沉甸甸的旗帜传递到了杭州手中。为了准备四年后家门口的亚运会，杭州相关的体育设施建设，正在有条不紊进行中，最新的消息是，位于钱江世纪城的“小莲花”——杭州奥体网球中心，将于9月底正式竣工。
其实说到杭州的体育，绕不开一个名字——舒鸿（1895—1964）。作为奥运会上第一位中国籍裁判员，舒鸿曾主导建造了杭州的第一个游泳池、第一个大型体育馆，就连现在杭州市区主干道“体育场路”的命名，都与舒鸿密不可分。
（1）
龚玉和是杭州下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五前年，他曾采访过舒鸿的儿子舒昌荣（舒昌荣现已逝世）。因为舒昌荣一直住在体育场路的御壁苑社区，采访就在社区门口的一家茶器店里进行。
当时的舒昌荣已经85岁高寿，但思路清晰，谈吐也很有条理，聊到父亲一生所作所为，以及与体育场路的渊缘，“可以说是滔滔不绝”。
舒鸿是浙江慈溪人，生于上海，青少年时在上海明强中学读书；课余，他特别喜爱体育运动。后来，舒鸿赴美留学，1923年毕业于美国著名的体育学府斯普林菲尔德学院，又进入克拉克大学卫生系，获硕士学位，并成为奈史密斯教授的得意门生。奈史密斯是谁？篮球运动的发明人！
（年轻时候的舒鸿）
回国后，舒鸿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裁判员组织——中华运动裁判会，并担任会长。中华运动裁判会成为我国第一个国际组织认可的国际级裁判组织，舒鸿也成为奥运会上第一位中国籍裁判员，并主哨了奥运会首场篮球决赛。
1925年，舒鸿首次来到杭州，在之江文理学院执教，就在距钱塘江边约一百米的地方兴造了杭州史册的第一个标准游泳池，后来成为第四届全运会比赛用池。
之后的玉泉游泳池，也是舒鸿在1937年设计建造的，这个游泳池位于郊区玉泉寺前面的林荫深处，整座游泳池长50米，宽16米。池内引进了清澈的灵峰山泉，一度吸引了众多游泳爱好者前往。直到现在，这个游泳池还在。
抗战前夕，舒鸿又设计建造了大学路游泳池。遗憾的是，游泳池刚造好还没来得及放水，日本人就打过来了。日军占领杭州后，将这个刚建成的游泳池炸了一个口子，变成了日军养马的地方。
（2）
1929年，杭州成功举办了第一届西湖博览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声誉扶摇直上。原定在广州举办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决定改到杭州来办。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我国虽然也举行一些称“万国运动会”的赛事，但多出现在上海租界，由洋人操办。我国的前三届全国运动会也是由外国专家帮忙办成的。
1929年9月，时任省政府主席的张静江找到了已经在上海滩小有名气的舒鸿，想邀请他担任第四届全运会的设计股股长，承担比赛的场地建设，制定竞赛规则，以及裁判等相关工作，“我们想这次全运会不要洋人帮忙，凡是运动会事务，全由国人自己来操办，你能挑起‘大梁’吗？”
舒鸿胸有成竹：“要外国人干什么？就是上海租界里的洋人想开运动会，还要请我帮忙筹划呢。”一番话让张静江吃了定心丸，直接提出最要紧的事情：“眼下杭州还没有一个适合于举办如此大型运动会的场所，也没有赛场用地，当务之急，想请您在全城选一块地方，作为开办第四届全运会之地。”
之后好几个月，舒鸿就在杭州城里、城外四出溜达，寻找一块合适开大型运动会的地方。
他先到了金衙庄，这是曾经是杭州最早举办体育比赛之地。1906年，时人将浙江武备学堂的这个操场改建成一个田径比赛场。
舒鸿仔细考察了以后，不太满意。他又找到了下坡巷， 1911年，在这里举行过一次杭州最早的篮球赛。舒鸿觉得，那个地方虽然不错，不过，要举办一个全国性的大型运动会，仍显得过于局促了。
接着，他找到了湖滨路，这里有个“浙江省民众体育场”。舒鸿观看了这块土地，濒临西湖，旁依城区，只是只有2.87公顷，这么窄的地方，想要举办一场全国性的大型运动会，还是太小了。
最后，舒鸿去了大营盘。民国初年，大营盘是军队的操练场，国民军陆军第一师师部就设在大营盘，开阔、平整，舒鸿一眼就看中了这块土地。
此时，离全运会开幕只剩下半年了。
舒鸿带着人，一边设计，一边施工，不分昼夜地干活。原先的大营盘是不通汽车的，人们到了梅登高桥，一座有石级踏步的拱桥，人们需要躬身拾阶而上。舒鸿虽有汽车，也只能坐黄包车进入大营盘工地。
因此，建造运动场所需要的材料全部依靠水运，由运河、钱塘江经中河、东河运送到梅登高桥或宝善桥码头上岸，再转运进入大营盘的全运会建筑场地。
后来舒鸿大笔一挥，决定修建一条马路，这条方块石铺马路就成了体育场路的雏形。这条路铺成后，建筑材料的运输方便了很多。这也是全杭州第一条像模像样的砂石道路。
1930年4月1日，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开幕，新体育场内可容纳一万二千多人的木质看台，被观众挤得水泄不通。市政府也决定，将这条新筑成的道路命名为“体育场路”。
（3）
抗战以后，舒鸿全家随学校回到了杭州，浙江大学继续聘请舒鸿为体育主任。1952年，舒鸿先生先后担任了浙江师范学院体育专修科主任、浙江体育专科学校校长、浙江体育学院副院长。
1954年，舒鸿全家从之江大学搬到体育场路的浙江师范学院的校宿，这座房子是53年造的，原称为“教师进修学院宿舍”，离学校的教学楼不远。”
舒昌荣生前一直珍藏着一张全家福，照片上，舒鸿身着棉质长衫，旁边是夫人与三个儿子。“这张照片后面的那座楼房，就是当年舒鸿工作的地方——当年的体育科教室和实验大楼，称做‘科学馆’，现在就在你们浙报集团里面。”龚玉和告诉记者。
1955年后，舒先生担任浙江省体委副主任，还担任过中国裁判委员会主任，全国体育总会浙江省分会副主任等职。
舒昌荣说，父亲一生的梦想，就是杭州能有一个大型体育运动馆。在担任省体委领导以后，他多次提议在黄龙洞前的土地上，开发一个世界一流的体育中心。
有一次，舒鸿与时任省教育厅长的刘丹讨论到这个问题，想在黄龙洞区块建造一个大型体育馆，刘丹想了一下说，眼下资金是一个大缺口。舒鸿听了说：“如果‘黄龙’不行，那么，就先搞个‘小龙’吧，先将体育馆造起来。”随后又补充道，“我给你设计，你要快点，能让我看到体育馆的建成啊！”
这个“小龙”，最后定下来还是造在原先大营盘的位置，舒鸿根据自己的经验，将杭州体育馆设计成了“鞋形双曲悬弧式造型”，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市体育馆。
因为身体原因，1963年舒鸿离职休养，住进了浙江医院。1964年7月，他走完了人生旅途的最后里程。
1965年，杭州体育馆正式开工，四年后正式建成。最遗憾的是，舒鸿先生没能亲眼看到自己为之奋斗多年的杭州体育馆的样子。
舒鸿当年携带的1936年中国奥运代表团药箱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是中国第一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的奥运会。代表团组出发之前先在南京集合,拜谒了中山陵,1936年6月23日，代表团在南京励志社（现南京钟山宾馆）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设宴款待，蒋介石对临行的世运会中国代表团（共85人）讲话。
蒋介石和宋美龄设宴款待代表团团员 蒋介石发表讲话
蒋介石和宋美龄设宴款待代表团团员 蒋介石发表讲话
1936年6月26日,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在上海乘坐“康提凡蒂”号出发,在海上整整漂了10多天，才到达意大利威尼斯港。在威尼斯短暂休整后，又坐上火车，一路翻山越岭，1936年7月23日早晨，才抵达柏林。
中国代表团在上海乘坐“康提凡蒂”号出发
1936年7月23日早晨，中国奥运代表团抵达柏林
1936年8月1日，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申报了近三十个参赛项目，派出了69名的代表团。在所有的参赛项目中除撑杆跳高选手进入复赛外，其他人都在初赛中即遭淘汰，最终全军覆没。中国代表团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幅外国漫画讽刺中国人并题为“东亚病夫”。
1936年柏林奥运会后,新加坡报刊上的“东亚病夫”漫画
蒋介石在国民党的所谓黄金岁月——1936年，组团参加柏林奥运会，出发前大力宣传，团员都西装革履，并且拜谒中山陵壮行。结果到了柏林，成绩是大零蛋。运动员和教练员回国的路费，还是当地华侨捐款才回来。漫画讽刺中国人“东亚病夫”是中国奥运史屈辱的往事。
全体团员拜谒中山陵壮行
在柏林奥运会上担任篮球裁判的“中国奥运裁判第一人”舒鸿，他留下的“1936年中国奥运代表团奥运药箱”，见证了1936年这段辛酸史。1936年，中国篮球裁判舒鸿在柏林奥运会决赛赛场上大显身手，而他留下的一个药箱，向世人讲述了一段奥运奇闻…
舒鸿
舒鸿全家照
申报、大公报报道：舒鸿担任奥运蓝球决赛裁判 得到高度评价
1936年6月26日，上海招商局江山码头。100多人的“中华奥运第一团”（运动员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乘坐意大利邮船ConteVerde离港，7月20日抵威尼斯，而他们的目的地是8月1日开幕的柏林奥运会。船上的每个人都是大包小包的，为了确认行李，代表团给每件行李都贴上了一张圆形白底标记，印有“中华、第11届奥运会、柏林、1936、五环”。而沿途，行李上又层层叠叠地贴上了上海-威尼斯-柏林的邮船-火车运单。舒鸿随身携带的药箱也贴上了“中华、第11届奥运会、柏林、1936、五环”的字样，83年过去了，药箱上的奥运五环依然栩栩如生。当年轮船托运单和火车托运单的不干胶，还残留在药箱左侧和的前侧。
2006浙江大学馆藏档案刊登舒鸿事迹和奥运药箱照片
2006浙江大学馆藏档案刊登舒鸿事迹和奥运药箱照片
1936年奥运药箱依然保存：“如意膏”、“红汞”、“立止牙痛药”……
根据舒昌荣的讲述，如今成为奥运文物的药箱，原本只是一只普通的家用便携式保健箱。1934年，菲律宾远东运动会前，舒鸿为了方便给队员做治疗在上海买的，箱子共分三层，放置的都是些寻常药物，如“如意膏”、“红汞”、“立止牙痛药”……“这些药都是我爸爸平时自己买的，家里人生病都是用这些药。出去比奥运会，他的身份是教练，不是队医，所以药品只能自己落实，我爸爸就带了这个药箱去。结果队员们不喜欢那个专配的队医，有什么理疗、不舒服还是来找我爸爸，比赛后也是我爸爸帮他们按摩。”舒昌荣说。
奥运会特刊文章：舒鸿担任奥运会蓝球决赛裁判无上荣誉
奥运会后，这只药箱跟着舒鸿回了浙大，又跟着浙大西迁，经过广西、贵州，大半行李遗失，这个药箱因为“救命”所以一直紧紧带在舒鸿身边。而这一路，浙大学生看病治疗也全靠这只“救命药箱”了，所以早几年浙大为舒鸿建陈列室，除了塑像，也从家里拿了一些他生前用过的物品去展示给同学看，其中就特别要去了这个药箱，看重的倒不是它去过柏林奥运会，而是它鉴证了浙江大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
浙大西迁舒鸿一直携带“1936年奥运药箱”为学生看病
而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只有着双重价值的药箱，又差点遗失，乃至销毁。当时舒鸿已经过世，浙大的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了这个写满外文字母的箱子，看到满箱子写满外文字母的药品，便拿走送去化学系分析。结果化学系的老师说：“这是人家家里普通的保健药箱，你们抢人家这个干什么？”箱子便又还了回来，与箱子一同被抄去的还有舒鸿在柏林奥运会期间的老照片、纪念章等等，大多就此没了踪影。
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专家参观1936年奥运药箱
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专家参观1936年奥运药箱
美国知名女奥运收藏家参观“1936年奥运药箱”与舒畅鸿、舒昌荣合影合影
药箱存放在浙大，这么多年一直锁在箱子里，有专人保管。北京奥运会前，北京竟报记者吕威，采访奥运名人舒鸿母校浙江大学，发现了这个药箱。吕威回到北京，两次找到国家体育博物馆，但由于一些体制上的限制，博物馆无法接收。这位记者这才又联系上药箱现在的“主人”，收藏家协会会员赵晓凯。
赵晓凯说：“那天是2006年9月26日，一早我们就去浙大拿药箱。看得出，浙大那边是相当的不情愿，浙大档案馆吴馆长又拉着舒家兄弟谈了很久，最后馆长将药箱捧出来的时候，从他的眼睛里我能看出，他意识到这个药箱出了档案馆的大门很难再回来了。我从档案馆女老师手中接过了药箱，我邀请吴馆长和舒昌荣、舒昌鸿兄弟俩，和药箱一起拍了合影，合影后我们与吴馆长告别。那天我还没带现金，舒家兄弟抱着药箱，跟我去工商银行取款。上午11点，我将5万1千元人民币交到了舒昌荣、舒昌鸿兄弟俩手里，他们才将药箱郑重地交到我的手里，并嘱咐我：从现在开始，这个药箱是你的了，一定要好好保管。”赵晓凯说，“捧着药箱回北京的火车上，我一路都没合眼，那种收藏家拿到宝的快乐是常人无法体会的。有这一个药箱，我在收藏界的地位算是奠定了，我之前400多件藏品有了‘领导人’了，有了大红花了。这不仅是我收藏整体板块的大红花，也是中国奥运所有文物的大红花，明珠，国宝。”
2016年9月26日，浙大档案馆吴馆长把1936年奥运药箱交给赵晓凯
北京2008奥运会最美礼仪小姐白晶：手捧”1936年奥运药箱“
2008北京奥运会最美礼仪小姐白晶
事后也有人问舒昌荣，现在据说这个药箱价值2000万人民币，当初5万就卖了，您后悔吗？舒昌荣说了句实在话：“说不后悔是假的，但这个药箱放在我家里只能算是明珠暗投了，浙大也没有条件维护它的价值，只有在赵先生手里、在北京，我爸爸当年的这个药箱才真正实现了价值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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