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哲学观点有一种分法是，基于对世界的不同认识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坚持物质是第一位的，唯心主义认为，意识才是本体。其实很多时候，人们在思想上、实践中，并不会把某种哲学思想贯穿始终。例如，有人觉得自己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但走路的时候仍然会绕开井盖、参加一次重要考试时还是愿意去一趟寺庙。尽管他未必相信，踩井盖会影响运势，拜神能加持考试发挥，但文化传统和过往经验，会让一个人的思考和行为更复杂。
如果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看作一条线段的两个端点。那么，我们每个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价值观等等，都处在这个线段中的某个位置。只不过，有的人有些时候更靠近唯物的这端，有些时候会滑向另一端。哪怕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们，每当遇到航天发射的时候，也会表现得极度缺乏控制感。其中一定有人在吃花生。为什么呢？只因为1960年代，美国发射月球探测器连续六次都失败了，第七次终于成功，而当时正好有人吃花生。就因为这一点，之后发射时，在指挥中心吃花生就成了一项传统。可以说，一个人要想从思想到行为，都一丝不苟地遵从某种哲学观点，几乎不太可能。
“达尔文思想，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经典理论，它同样适用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医学……以及你能想到的一切学问。你会惊奇地发现，无论是我们的客观世界，还是主观思想，都与它如此契合！”照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来说，有了达尔文思想，“在任何一个领域，上帝都将不存在了，唯心主义再也站不住脚了。那些唯心主义和神创论的支持者，是时候感到危险了。”《达尔文的危险思想》这本书如是说。
很多人听到“达尔文思想”，会简单等同于“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以至于引申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联想到种族灭绝等等。这其实是对“达尔文思想”的巨大误解。早期的、原汁原味的达尔文思想，并不是要梳理世界上的生物如何演化而来，达尔文有个很大的野心，他希望的是找到一套能解释物种起源的底层法则。
认识达尔文思想，我们就从“知识”和“思辨”这两个层面展开。
首先，我们从知识层面讲起。
达尔文的思想是如何诞生的，最初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又是如何从哲学角度，对它进行加工，并延伸到各个领域的？
尽管达尔文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但他追根溯源、探寻本质的好奇心，是人类早已有之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我们在任何事物的身上，都会想得到这四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是，这个事物是由什么构成的？在哲学上叫作它的“物质因”。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事物的形式是什么？比如说它的结构，或者形状，在哲学上被称为“形式因”。
第三个问题是，它是怎么诞生的，或者说，它是如何开始的？也就是它的“动力因”。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好奇这个事物的存在，有什么样的目的或者意图。它被叫作“目的因”。
“物质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这一套抽象的哲学名字，还有更简便的说法，就是“何物”“何处”“何时”，以及“何故”。
而其中最能引起我们好奇，也最难以回答的问题，就是最后一个“何故”。当我们问出“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时，其实是在探寻事物存在的终极意义。
哲学家们为此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理论：目的论，也就是通过说明某种事物的目标或者意图，来对它的存在进行合理的解释。比如，很多人造工具存在的意义是最容易理解的。一把锤子的目的，就是钉钉子；一个照相机的目的，是拍出清晰的照片。总之，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的创造者赋予了它们一个实用功能。
但是，目的论也有它解释不了的问题。我们来想象一个场景：假如你是一个好奇心爆表的人，见到任何事情都想要一探究竟，你想知道所有事物存在的“目的”。这天，你正好看到你的一位朋友，在锯一块木板。
于是，你走上前去，开始发问：“你为什么在锯木板呢？”
朋友回答道：“我要做一扇门。”
锯木板这个行为的目的，你现在已经知道了，但你不满足，继续追问：“那你做这扇门，又是为了什么呢？”
朋友说：“用来安装在我的房屋上。”
你接着问道：“为什么房屋一定要安门呢？”
朋友已经有点不耐烦了：“那样我就可以在晚上睡个好觉。”
“那你为什么要在晚上睡觉呢？”
“请你哪凉快哪待着去！”
这段看似荒诞的对话，其实揭示了目的论的一个致命问题：我们要在什么地方停止追问？或者说得更加学术一点：借助什么样的终极目的，才能给这种不断嵌套的原因封顶？
亚里士多德给出的答案是：神，是第一推动者。后来的很多宗教，对此也是一样的解释：我们存在的目的，都来自神的意图。就好像是我们观察一块手表，好奇它的表面，为什么是一层透明的水晶玻璃？答案很显然，因为这是戴手表的人的需求。他们要透过这层保护指针的透明玻璃，看到表盘上的时间。同样，如果宇宙是神所创造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的所有目的和意义，必定都是神的旨意。
这种思想，可以说长期统治了西方世界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执拗地继续追问亚里士多德：神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几乎没有人可以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几乎都采取了相同的解释，他们把原本应该用“为什么”来解释的问题，转换成了用“如何”来回答的问题。如此一来，就可以通过讲故事来让解释合理化了。
“你想知道万事万物为什么存在？让我来告诉你，它们是如何诞生的。”于是，便有了我们听过的各种创世神话。神创论者的根基，便在于此。随着科学的发展，在今天，还有一门学科叫作“宇宙生成论”。但无论如何，从神创论到宇宙大爆炸学说，本质上都是在试图用“如何”来解释存在的终极意义。
如果你是一个极度追求理性和逻辑的人，这样的解释，显然满足不了你。因为它避开了那个最能引发我们好奇心的终极问题：人类，或者说生物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到这里，达尔文终于要出场了。
达尔文最大的贡献或许并不在于生物学方面的创见，他最根本的贡献之一，或许是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理解“为什么”问题的新方式。并且清晰明白、有理有据，还具有惊人的通用性。
其实早期的、原汁原味的达尔文思想，并不是要解释生命的终极意义。他想要解释的是，物种起源的一系列机制。达尔文生活在19世纪，这是现代学科诞生的剧变时代，人们希望通过科学的武器探究自然万物的本源，现代意义的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就是在这时诞生的。同样，当时的生物学界也普遍奉行一种哲学思想：本质论。简单来说，本质论认为，物种是不受时间影响的东西，就像数学几何中完美的三角形和圆形一样。物种的各个成员出现，然后消失，但其本身的特点和性质，却保持不变。
这样的理论，结合当时的科学发现，是非常有解释力的。比如，化学家们的一个共识是：“基本元素”不可变，且数量有限。如此一来，铜和金，本质上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炼金术这种伪科学，从此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当这种思想应用到了生物学上时，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的博物学家们已经观察到了上百万种不同的动植物，并且创立了“门”“纲”“目”“科”“属”“种”这样的生物学经典分类方法。但是，如果说每种生物间，都有着不同的本质属性，并且是永恒不变的，那么博物学家的工作，势必会变得极其烦琐，并且只能无止境地分类下去。不但如此，关于分类的标准也会变得困难。比如，为什么要按血液的温度作为区分动物的标准？而不是依靠有没有眼睛，或者是否吃肉作为标准？在达尔文之前，这些争论既没有人愿意回答，也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解释。加上当时地质学的发展，科学家们发现了化石。这导致分类学家们更是一头雾水。
就在这个时候，以达尔文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站了出来。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物种并不是永恒的、不变的，今天我们看到的物种，是随着时间演化而来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改变，进而还能产生新的物种。
进一步来说，达尔文最初的理论，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它证明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生物，是先前的物种发生演化的结果。第二，也解释了这些演化是如何发生的。
达尔文认为，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些生物，都是经历过自然界激烈的竞争才存活下来的。在远古时期，如果竞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同，只要有一方占有了一种生存优势，繁殖的样本便会不可避免地向优势一方倾斜。胜利必将属于优势方。不但如此，这种优势不管最开始的时候有多么微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被逐渐放大，由此造成的趋势会无限地增长下去。这就是达尔文思想最初，也是最“原汁原味”的样貌。
然而，这样的自然选择和演化思想，其实是从生物演化的中间阶段开始推演的。达尔文谨慎克制，他并没有一路回溯推导到生命的开端，为世界上第一个物种或生命本身的起源提供解释。
丹尼尔·丹尼特是个很有野心的哲学家，他希望站在更高一层，为前面我们提到的，“生物存在的终极目的”找到答案。于是，他在达尔文这个巨人的肩膀上，从一个现代哲学家视角，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丹尼特将自然选择，看做是一个“算法过程”。
这种算法过程有三种特性。第一种特性叫作“基底中性”。也就是说，不管你用哪种语言、哪种工具，运算规则都同样奏效。运算规则源于本身的逻辑结构。
这种算法的第二种特性，叫作“底层的无心灵性”。这是在说，尽管规则流程的总体设计可以很精妙，但它的每个步骤，以及步骤间的过渡却十分简单。
这种算法的第三种特性，是“结果有保障”。只要执行过程中毫无失误，那么结果一定会按照算法的程序进行下去，不会出错。
算法这个概念，今天我们很好理解，每个计算机程序，本质上都是一个算法。归根结底，它们都是由简单的步骤组合而成，并且通过特定的机制来执行，算法运行的结果非常可靠。
从这个角度出发，丹尼尔·丹尼特将达尔文的基本观点，做了一个新的表述：我们能够看到的生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演化和自然选择在起作用。在过去的数十亿年中，地球上的生命在本源的生命之树上，通过这样或那样的算法过程，开枝散叶。演化作为一种机械算法，不仅决定了羚羊的速度、老鹰的翅膀和兰花的形状，也同样决定了人类心灵、语言、道德等人们不愿意用演化和自然选择来看待的事物。这就是经过丹尼尔·丹尼特哲学加工后的思想。
丹尼特是一位哲学家，他“做研究”的方法是通过综合考察各个领域的科学成果，最终论证得出自己的哲学观点。在丹尼特看来，达尔文的思想不仅适用于生物学，也适用于人类的心灵甚至是道德。
下面，我们就从思辨层面来看看，丹尼特是如何证明这套算法理论的。
让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到生物学中。丹尼特说，地球上的生命，在本源的生命之树上，通过特定的算法过程，开枝散叶。
在现代生物学中已经研究证实了这个观点。现代生物学发现，地球大约有45亿岁，而第一批生命形式，至少在距今35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它们是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体“原核生物”。此后大概的20亿年内，都是被细菌、蓝藻等结构简单的原核生物“统治”的时期。后来，大概在14亿年前，发生了一场重大的生物革命：一些像是细菌的原核生物，开始入侵其他原核生物的细胞膜，由此便形成了真核生物。真核生物内部的器官开始变得复杂。这使得多细胞生物的诞生成为可能。大约又过了7亿年，演化的步伐开始加快，从蕨类植物，到昆虫、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开枝散叶，造就了如今遍布世界各处的生物。
你会发现，真实的生命演化历史，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平滑上升曲线。这个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在的都是最简单的生命形式。像人类这样复杂的生物，直到五亿多年前才突然出现。
这就是算法带来的演化结果。美国生物学家史蒂芬·古尔德曾经打过一个比方：生物的演化，本来没有什么方向，既可以向简单方向发展，也可以变得复杂。就像是一个喝醉了的酒鬼，东倒西歪地走路，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向何方。乍看上去，复杂生命的产生，是一个相当“偶然”的结果。
丹尼特说，“偶然”的结果背后，同样是算法在起作用，这套算法就是自然选择。无论生物怎么变化，只要变化之后，适应能力更强，让自己能够存活下来，这个变化就可以保留。如果变化后，适应能力变弱，那么这个变化就会消失。直到今天，像是细菌、病毒这些所谓的“简单”生物，生存能力一点也不比人类差。这样的发现，不仅印证了达尔文最初的思想，丹尼特更想说明的是：大自然中并不存在一个设计师，来使生物按照他的意志生存和发展。这是宏观上对于“演化算法”的解释。
在更微观的层面，基因、DNA、RNA分子的发现，让这个算法规则变得更加清晰。简单来说，生物演化的算法，本质上就是细胞中的基因不断复制的过程。其中，又有更多的细节“算法”。丹尼特的论证逻辑：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丹尼特的“算法理论”，有了现代生物学的支持。
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看看丹尼特是如何从最抽象的层面，也就是人类道德方面，为“算法理论”找到论据的。
丹尼特引用了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观点，来讲述道德是如何“演化”的。霍布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是没有“道德”存在的。这时的人们，能够区分那些好用的矛与坏掉的矛，好吃的晚饭和难以下咽的晚饭，能够打到猎物的猎人和每次都徒劳无功的猎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好人与恶人、有道德的行为和作恶的行为这些概念。霍布斯将这个史前状态，称作“自然状态”。他进一步指出，在“自然状态”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这里没有所谓的技艺，没有文字，没有社会；而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之中；人们孤独、贫困、卑微、残忍且短命。”
后来，发生了一次突变。有一天，又有一起暴力冲突发生了。但这次，碰巧出现了一个新情况。这批幸运的竞争者，没有固守之前那种互相背叛、互不信任的行为方针。他们想到了一个新点子：我们可以互利合作，我们团结起来一起强大。于是，他们订立了一个社会契约。在新的契约下，人们的生存概率逐渐提高，恐惧感则降低了。于是，更大的社会，由此诞生。
这是霍布斯对于道德诞生和发展的设想，被丹尼特拿来，作为达尔文算法思想的佐证。丹尼特兴奋地说：“这个故事所讲述的情况，和真核生物革命如出一辙！世界诞生初期，只有单调无趣的原核生物，它们漂浮着，度过卑微、残忍而短暂的一生，而现在就有了多细胞生物体。细胞们各自分工，使得多细胞生物体可以从事各种复杂行为！”丹尼特说，从没有道德的人，过渡到有道德的社会公民，这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步骤。正是自然选择的算法，使得“道德”带来的优势，被不断放大。就此人们开始演化出了各种各样的伦理和道德规范。
当然，丹尼特也指出，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模型。今天人们对博弈论、社会伦理学等问题进行深度考察后，得出了关于伦理规范和道德起源的更为复杂的模型，但归根结底，都符合自然选择和演化的思想。
演化是一个机械的算法过程，它决定了哪些生物会被淘汰，哪些生物又能存活至今。它同样决定了生物们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生物学领域，演化思想可以推广到了文化、语言、心灵和道德的层面，把演化和自然选择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当前科学研究领域公认的基本范式，可以简单概括为实证研究与思辨研究。其中，实证研究关注的事情，“事物在现实中呈现出了怎样的规律”这类问题。强调通过观察、实验或调查，来收集和分析数据，通过已经掌握的信息来推论结果。我们了解的很多心理学知识、听到的心理学实验，都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
但无论是思辨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需要严密的逻辑推导。而逻辑推理的方法，有且仅有两种。它们分别是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演绎推理，是从一般规律，到个别现象的推理模式。经典的逻辑三段论，就是演绎推理。比如说：
所有的人都需要吃饭才能生存。
因为，我们都是人。
所以，我们需要吃饭才能生存。
通过正确演绎推理得到的结果，一定是必然性的结论。
而归纳推理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模式。我们前面提到的，达尔文自己的“原汁原味”的理论，最初的部分，就是通过观察和归纳得出的。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丹尼特的论证方式。丹尼特想证明，演化是一套算法。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规律，都符合这套算法。首先，丹尼特为此寻找了生物学上的证据，这点尚且符合归纳推理的逻辑：生物学发现，无论是从宏观的生物多样性发展情况来看，还是从微观的基因复制来看，都的确符合自然选择和演化思想。
但是，当丹尼特试图将这个规律，进一步扩大到语言、心灵或者是道德层面上时，在逻辑上便显得很吃力了。他选择的方式是，做思想实验和一系列的类比。比如说，在提到人类语言时，丹尼特自己构想出了三种不同的生物模式，对它们的演化过程进行理论上的推演。最终得出：那些拥有对外部环境进行预演能力，并且能够对自己的思维进行反思的生物，更能适应环境。而语言正是这种反思能力被保留并演化的关键。再比如，当提起道德的演化时，丹尼特引用了霍布斯的理论，并将“原始社会没有道德感的个人”与“早期的原核生物”做类比。很显然，这是在讲道理，其中并没有逻辑的必然性。道德是否是演化来的，需要科学事实的验证。
总之，演化思想很有解释力，对我们看待事物有一个特别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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