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夏珍复旦大学毕业照
母亲陈夏珍已离开我们快三分之一世纪了，父亲许海涵也已作古八年多了。可是他们的音容笑貌，随着我们兄妹先后步入不惑之年，却日益清晰起来，很多如烟的往事越来越多地重现在闲聊中、脑海里、微信上。特别是很多我们以前很少关心打听、发生于我们出生之前的事也逐渐的通过各种人士访谈与回忆文章，日益了解了。
父母亲是典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端后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他们身上浓聚着从上个世纪40年代到世纪末城市知识分子独有的经历与烙印，从抗日、反内战、参加新中国建设、经历各种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文革后又参与并见证了改革开放的过程。从他们身上似乎可以领略到《家》，《上海的早晨》，张爱玲小说，《洗澡》，《陆犯焉识》中很多角色的某些特性，这些特性很多在我们兄妹身上时有映现。
出身于浙江余姚农村财主家的外公是个在上个世纪初来上海的典型“上漂”。到二三十年代，他已是一口英文，在上海十里洋场金融界有一定的影响力。母亲是家里的独女，从小多病，娇生惯养，为外公婆的掌上明珠。
陈夏珍（右）与同学们在辣斐坊弄堂内
在敌伪统治下的上海，一般居民民不聊生，不少青少年由于家境贫寒，无法缴纳学费而失学在家，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与时机。母亲自从1941年进入复旦大学西迁重庆后留在上海的教育系后，就与地下党与进步学生一起先后参与并创办了免费入学的培明义务夜校（1941年）、越旦实验小学（1943年），与志成义务夜中学（1944年），招收失学青少年与部分成年人。教育家陈科美、韦悫、林汉达经常与她们座谈教育理论、办学方针、与社会形势，增强她们办学的信心。而她们也乘办学为掩护，进行了许多隐蔽而行之有效的抗日救亡运动。
尽管很多“教员”们从家庭亲友处筹募捐款，可是开展这些义务教育还是需要一定的经费。母亲与地下党员学生刘仁慧、沈家英、潘菊莲，以及倪江松、褚应洪等人在1943年成立了以她为会长，教育系主任陈科美为名誉会长的爱弥儿联谊会，进行义卖义演。这些人既无舞台经验，也少艺术天分，有的甚至连普通话都说不准。从演十几分钟的小戏，发展到中型戏剧，最后竟在专业导演的义务指导下，1944年12月在震旦大学大礼堂演出四幕四场的大型剧“称心如意”，母亲扮演四舅妈；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在兰心大剧院演出“女子公寓”，母亲扮演女佣人。有些演员后来成为了著名电影演员，如复旦经济系的同学程之。这些义演加上义卖胜利花朵给学校筹集了一大笔资金。爱弥儿联谊会不但讨论办学，也经常漫谈时事，提高政治认识，激发会员的爱国主义激情；并由会员捐赠书籍，如《西行漫记》、《鲁迅全集》与《时代周报》，成立图书馆，供大众阅读，成为地下党指导下的一个进步组织。就是在这类积极上进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母亲于1944年7月从复旦大学在上海的教育系毕业，开始了全职投身于教学之中。
日寇投降后，复旦学生办的志成义务夜中学与大夏大学理学院学生办的远东工业学校（殷云芳校长）和经济系学生办的培本义务中学三校在1945年9月合并成复夏中学，由母亲任校长。同时，之江大学毕业生姚晶等人不滿当时学店式的学校、同情清寒青年求知欲望，在之江大学教授林汉达、周正的支持下于1945年8月创办了设有初、高中部的华东模范中学。在复旦创校校长、母亲的干爷马相伯的孙女马玉章的帮助下，1946年复夏中学与华模中学二校，在华模中学的胡文巧老师、母亲与其他社会人士的赞助下，以一百十两黄金的代价租下了康定路永和邨22号一栋原为赌场的假三层石库门房子，使两校有了固定的校舍，华模中学上午上课、复夏中学下午上课。但学校仍严重缺乏经费。无钱登报招生，老师们刻印招生广告，由作为校長、又本是千金小姐的母亲亲自与其他老师和学生一起，拎了漿糊桶沿街去贴；缺课桌椅，了解到某校有一批废弃课桌，如获至宝，师生们一起拉回来，配点木板，敲敲钉钉地修理好，勉强解决了问题；还有的老师从家里搬来家俱。当时四开间底層打通隔板，留出一间做教室，其余的三间，又是老师办公室，又是开会大礼堂。为了不让国民党当局识破学校的政治倾向，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得到教育局立案审批、学校合法化而不受当局的干扰，由外公陈朗甫任董事长的学校董事会，除了几位地下党教师（如殷云芳、许海涛）外，也请了当时的头面人物淞沪警备区司令杨虎、沪西区区长侯隽人，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的弟弟，及一些工商界人士为校董。但实际上复夏中学的活动是由地下党教委派了数位党员来校指导下进行的。学校为不断扩大的解放区输送受过中等教育的知识青年，而且组织学生参加上海如火如荼的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群众运动，如1945年12月的反内战游行、1946年1月的公祭于再烈士的活动，与1946年6月由母亲作为校长率领全体师生参加的欢送去南京请愿和平代表的几万人大集会。
复夏中学不断地从社会上招纳学生，进行与其他普通中学一样的教学活动。母亲一直全职投入这所有大量进步学生与地下党员的中学，并捐出了好几个月的微薄薪金给家境困难的学生作为奖学金。直到怀上了哥哥树建，才由复夏教师许海涛接任校長。解放前夕，复夏与华模二校合併，称为华东模范中学。在两校地下党和进步老师長期思想教育下，极大多数学生在解放时响应号召投入各种革命工作，包括南下、奔赴西南、北上、参军解放台湾，和参加各项接管工作。两校的教师中本来隐蔽的许多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也在解放后奔向各种新的崗位。学校完成历史任务而告结束，把校舍移送给了一所厂办学校。
复夏华模中学初中部的一张毕业照
父亲也是位“上漂”：1938年由于日寇轰炸浙江，进攻杭州，幼年丧父的父亲从杭州高中转到绍兴会稽中学，但是还是呆不下去。为了不荒废学业，身为铁路工程师遗孀的祖母被迫带着两个10多岁的孩子启程前往上海。到上海后，在外太公的朋友与合伙人、京剧泰斗周信芳家住了近一个月，才在上海卢家湾租到了房子。尽管祖母娘家为杭州富有的汪氏家族，开有钱庄、柴行与酱园，可是在封建的“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思想主导下，对出嫁的女儿并不提供财务支持。父亲在上海的中学毕业后，家中无能力支持他上大学，只能边在现上海淮海花园小区处的信谊药厂做工，边半工半读地就读会计专业，在快要毕业时考上了可分期或延期缴学费的、1924从厦门大学“斗争”出来成立的私立大夏大学化学系，仍半工半读地从头开始学习理科。经过前后近8年的高等教育学习，以优异成绩深得邵家麟院長器重而成为当年唯一留校的助教。在大学毕业前夕，由于父亲具有正义感，一贯表现积极，成绩好，由大夏大学地下党员殷云芳同学推荐参加了远东工业学校的教学工作，并接着成为了复夏中学的教员之一。也就是在共同为贫苦家庭学子普及教育的过程中，父母亲相识、相恋，一位热心社会活动的富家女与一位志同道合的市民才子组成了家庭。
许海涵大夏大学毕业照 （后排右二）
后来在母亲怀孕期间，全家只靠父亲微薄的薪水度日。直到姐姐亮良双满月后，母亲才再次工作，任上海新普育堂负责人，并迅速地投入到繁忙的社会活动中去，再一次成为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953年被选为蓬莱区人民代表，连任两届；1955年参与了筹建上海天主教爱国会，并从1957年起，在天主教爱国会工作；1959年被选为卢湾区政协委员，并很荣幸的参加了十周年的北京国庆观礼。当然我作为海外华人代表参加建国55周年国庆观礼那是后话了。
在父母亲志同道合结合后的三十多年内，他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两地分居。许多家庭在经济上感情上承受不了长期分居而最终分离，受到伤害最大的就是子女。而我们家就是因为父母不离不弃，才有了我们的今天稳定的幸福生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父亲从前身为大夏大学的华东师范大学调往苏州江苏师范学院，任化学系讲师，全家迁往了苏州，妈妈开始了每周上海到苏州的探亲，每逢周末的那几天家中就像过节一样开心。1957年反右政治运动中父亲，因为讲了几句类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话，就被打成了右派，房子被没收，全家又从苏州搬回上海，在上海户口冻结之时在上海落了户。于是父亲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火车来回。在1960-1963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每次来上海都带来他省吃俭用的豆油。最残酷的是文革期间哥哥树建骑自行车串联，从杭州到苏州准备上井冈山，路过父亲学校，一眼看到父亲剃着阴阳头，回来告诉母亲，其实母亲也收到了一封来信，说父亲想自杀。有一天母亲与哥哥树建去对面银行，一路上哭了说：树建，我实在熬不下去了，真想与你父亲离婚。可是我又觉得他没有这么坏，我不忍心，他已经一个人了这么长时间了。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漫长岁月后，父亲终于在1980年回到了上海工作，任上海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父亲作为传统知识分子，没有因为政治上受迫害而倒下。文革结束后，政治和教育环境有所改善，他以十足的干劲，弥补失去的岁月，展现了科研教学多方面才华。父亲从60岁开始发表科学论文、带研究生、写书、到主编好几套数个版本、在全国高校延用数十年的全国高校物理化学统编教材，一直在师范高教界活跃到去世前5年的88岁高龄。他的学生桃李遍天下，从美国大学教授、科学家到中国高校校长、成功创业者。父亲并利用暑假到外地参加各种会议的机会，带着母亲去了贵州、湖北、四川、内蒙古、北京、辽宁等地，尽享晚年两情相悦的幸福时光。退休后，又与青年时代的学生一起，热情参加华模复夏校友会活动，并作为五名编委之一，编写了大夏大学建校80周年校史回忆录。
许海涵主编书籍之一
解放后，这两所义务培养了大批知识青年的学校本已不存在。但在全国各地的学生一直怀念教育自己树立人生观、青年学子共同奋斗的母校。原华模师生发起要求恢复母校，並联络复夏师生，经过坚持不懈努力，终於在1983年取得上海市教育局批准，选定静安区基础较好的培英中学恢复,定名华东模范中学。母亲热心教育、爱护学生精神不减地亲自参加了复校筹备，在原华模学生钱玉音阿姨的陪伴下参观校舍实验室。随即复夏华模二校成立了校友会联络会，能联系到的原校長、老师与学生都参加了，每年组织返校一次，母亲经常热情地参加。由于年事已高，在钱玉音阿姨的安排下，由当时已为对外服务公司党委书记的原华模学生刘之毅用他的小车接送母亲出席返校活动，以谢恩於几十年前校長与老师们对学生的关怀、爱护与教育。母亲最后一次参加返校活动时发言说“自己已年老体衰，但我有子女可以继续关心学校的事。”校友们听了极其高兴和感动。母亲逝世后的一次返校会上，全体师生起立默哀，以寄托哀思和怀念母亲这位创校校長。
光阴似量子，一个世纪过去了，哥哥姐姐也已是爷爷奶奶级人物了。可是母亲父亲的过去依旧辉映着我们，在全球疫情的新生态中，继续我们的人生旅程。
良人 美国迈阿密 写于2020年母亲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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