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伊始，一件在WeChat朋友圈里引起广泛热议的政治事件，相信大家也都听说了。第二天，微博上民众一边倒的吐槽和讽刺却莫名其妙地不见踪影。
《我们的孩子》作者罗伯特·帕特南，他是美国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学家，曾获得约翰·斯凯特政治学奖（政治学的诺贝尔奖），如果给这本书加个副名，中国版“为什么寒门再难出贵子”再合适不过。
随着不平等社会在美国一路高歌猛进，曾经的American Dream早已名存实亡。克林顿港是作者的家乡，作为整个美国的一个缩影，这里反应着美国社会的细微变化：在上世纪50年代，所有的孩子无论出身，都能得到体面的人生机遇，社会上行流动作为一种普遍现象，使得人们对未来的前途信心百倍。而半个世纪以后，阶级隔离逐渐渗透到生命中的每个阶段，早在出生的那一刻，多数孩子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
社会流动可分为绝对社会流动和相对社会流动，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以后，整体经济水平持续增长，理论上每个人都要比他的父母更为优秀，这是绝对意义上的代际进步，但即便如此，每个家庭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却很可能没有改变，随着阶级固化现象越来越普遍，富裕人家的孩子无须费力便可稳坐金字塔上端，而穷人家的孩子，即便从父辈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挣脱出来，却发现仍处于金字塔的底部。
阶级壁垒形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从2009年到2012年，按照实际购买力来计算，位于金字塔顶端的1%的美国家庭，其收入增加了31%，而与此同时，余下的99%的美国家庭来说，他们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
不过经济上的差距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家庭结构、父母之道、学校条件和邻里社区的差距。
经济宽松能为孩子带来更多选择，以及承担适当风险的勇气，从而提高孩子把握机遇的可能性；而贫穷的家庭则在风险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另外在生育年龄、离婚率、婚前同居现象等方面，社会阶级较高的家庭往往更为健康。简单来说，贫穷导致家无宁日，而家庭的不稳定又会加重贫困；富裕可以让家庭更和睦，而和睦的家庭也更易生财。
另外，高素质人群在为人父母之道上也更容易善解人意，对于孩子的培养，除了学习成绩以外，也很看重孩子的认知和社交能力，并从子女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挖掘他们的潜能；在金钱投资、时间投入、幼儿教育方面的付出更是另教育程度不高的父母望尘莫及。穷爸爸由于过度的生活压力，一贯采取迟钝并粗暴的教育风格，而恶性压力对于孩子大脑发育会造成长久的负面影响。
如果说家庭结构和父母之道更多得作用于家庭内部，那么地理位置上的两极分化，则会造成社会资本的分配极不公平，上层阶级的父母通常都拥有广泛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简言之，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不仅有更多的好朋友，也有更多的点头之交。相比之下，下层阶级往往会变成社会关系得孤岛，所以对于上层阶级或者中上层阶级的孩子来说，非正式的指导随处可得，但下层的孩子只能凭借他们的微薄之力摸着石头过河，既缺乏家庭的全力支持，又没有靠谱的指导。
让人遗憾的是，社会阶级较高的人除了享有财富和地位，同时又拥有先进的生活观念，而身份地位较低的人则终日疲于奔命，物质上的满足尚且不及，以他们的视角和认知难以意识到自身问题所在。
阶级隔离同样也会遮蔽中上层阶级的视野，让他们无法切身感受到穷孩子的生活，因此甚至意识不到日渐扩张的机会鸿沟，而且政府官员反过来更愿意回应那些有权有势者的诉求，其程度远超普通公民和赤贫阶级。
更为讽刺的是，虽然我们偶尔希望政府通过某些实用的措施来限制不平等，但我们在哲学方面往往是保守分子，不仅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去纠正现有的不平等，而且深信，幸福生活的根本在于个人的自我奋斗。
《请回答 1988》里面狗焕爸爸的一席话历历在目：
有钱没罪，没钱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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