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是香港最有影响的报纸，有人把它比喻成香港的《泰晤士报》。《明报》的成功，可归功于金庸个人的远见。究其原因与成功的报业经营理念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是金庸的社论、对中国问题的独到见解，还是金庸的用人之道，副刊经营、运作在今天都值得报业经营者借鉴与学习。
作为一代武侠小说宗师的金庸，可谓誉满天下。但他叱咤风云、驰骋香港报业四十年的传奇经历，却远不如小说那样为人熟知。其实，正如金庸自己所言，《明报》才是他毕生的事业与声誉。《明报》是香港最有影响的报纸，有人把它比喻成香港的《泰晤士报》。数十年来，《明报》一直以其独到的报道视角在香港报业位居第三。从最初千余量的销量到1989年18万份的日销量；从最初的惨淡经营到1991年度接近一亿元的盈利。从办报初期的10万元注册资金到现在的资产高达数十亿兼营出版、旅游、印刷以至地产的多元化企业《明报》集团。《明报》的成功，与金庸报业经营理念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曲折的发展道路
《明报》的成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创业之初，生存是第一位的。经过深思熟虑，金庸决定走中性路线，顾及知识分子与普通读者的双重要求，报纸的版面定位为“公正、善良、活泼、美丽”。内容上既发表严肃的社评、报道最新时事新闻，也刊载一些通俗小说。这样在严肃与轻松、大报和小报的定位使版面很难统一。不少人认为《明报》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但是，《明报》却利用小市民感兴趣的话题，再配上金庸的武侠小说吸引读者。《明报》的销量起初并不尽人意，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而《明报》从一份小报，提升为为知识分子接受的严肃大报靠的是金庸的社论。
明报的“三宝”
《明报》有“三宝”：社论、副刊和中国问题。金庸的社论一直对社会具有重大的影响，不仅受到知识分子的喜爱，也备受港英政府和台湾的重视。金庸的社论独树一帜，以鲜明的观点、犀利的笔法、客观的分析、严谨求实的态度对大陆的政治形势作出准确的评论与预测，《明报》在动荡的13年间，准确地预见中国大陆政坛的发展，甚至预测出“文革”中的剧烈政治变动，例如林彪的倒台、邓小平的复出。在读者中、尤其在知识分子中享有盛誉。社论使《明报》开始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定位。并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煽情新闻的小市民报纸，成为一份以新闻、评论为主、为读书人所接受的大报。
优秀的人才
优秀的人才才是办好一张报纸的关键。《明报》的成功在于金庸对于人才的重视。《明报》在金庸管理的年代人才荟萃，凝聚了不少文化精英。今天，香港《苹果日报》社长董桥、《信报》社长林行止、《东方日报》主笔陶杰等，都出自《明报》。香港有名的文人，包括张彻、黄沾、哈公、倪匡、林燕妮、亦舒、严沁、王亭之、石瑛、项庄（即董千里）、张君默、何紫、张小娴等都曾为《明报》立过汗马功劳。而潘粤生、陈非、雷炜坡、汪济、王琳、司马长风、孙淡宁（农妇），张续良、胡菊人、王司马、林三木、王世瑜、李文庸（慕容公子）、董梦妮等，皆先后在金庸麾下。《金庸评传》作者孔庆东说：金庸之用人，有“才”—慧眼识珠提拔英俊；有“情”—真情相待平等共处；有“识”—眼光远大谋划全局；有“度”—宽宏大量不计小怨，尤其为人所称道。此评论精当的导出金庸用人的独到之处。
金庸的理想
金庸的理想是把《明报》办成全世界最好的中文报纸。但是单纯以广告为支撑的传统报业经营模式，收入来源结构单一，受经济发展影响深重，抗风险能力较差。多元化可以分解报业经营风险与压力，在《明报》上市以后，金庸开始不断改革报社，一方面在报业经营中融入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多元化运作，除《明报月刊》之外，先后增办了《新明日报》星马版、《明报周刊》、《明报晚报》、《财经日报》等报纸杂志和明窗、明河、明远三家出版社。怀着既有“报”又有“业”的美好愿望，运行完好的资金投向实业。使《明报》由一家报社扩展成集出版、旅游、印刷以致地产的报业集团。1987年，金庸又成立翠明假期，经营旅游业务，对于其小说，金庸以其它形式再次改进小说素材，如精装本、平装本、口袋书，拍成电影电视，改编成漫画和连载等等，在最广泛的复制中建构起产品的产业链，最大限度扩大产品的社会影响同时，实现文化最广泛的传播，获取产品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最大化。1991年3月22日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产权估值为5.8亿元。《明报》的商誉，得到了市场的确认。1992年，金庸将《明报》股权转让给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余品海。这一系列的改革使《明报》工作更有效率、分散了经营风险。在今天新闻媒介集团化的大趋势下，金庸《明报》的集团格局，属于高瞻远瞩的经营与运作。
发展的契机
金庸的《明报》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在焦点事件中产生的，“难民潮”、“文革”、“媒体论争”、“特首选举”等重大事件，为《明报》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没有香港，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金庸的成就。1962年，是《明报》的转折点，这一年，内地经济濒临崩溃。从2月起，每天逃亡到香港的饥民数以万计，弹丸之地的港英当局焦头烂额。最初的《明报》走的是中立路线，面对逃亡潮《明报》开始一直没有报道。但是，面对严峻的香港局势，挣扎在死亡边缘的老百姓，新闻记者的良知与责任使《明报》决定如实报道。但是以《明报》的实力难以与当时《大公报》等大报竞争。于是，金庸利用《明报》社评这一优势，对难民潮事件发表不同的看法，引起了读者的注意。由于《明报》支持港府，批评内地，遭到香港左派报纸的强烈不满，以《大公报》为首的几家大报，每天批评《明报》。《明报》也写文章回应，一场激烈的笔战吸引众多读者，《大公报》的读者为了了解情况，总是读完《大公报》，再读《明报》。《明报》发行量由此大增。可以说如果没有“逃亡潮”，也许就没有《明报》后来的发展。当时香港和海外对内地知之甚少，《明报》大量报道内地消息，并开辟乡土专栏，“文革”期间，《明报》以准确的中国报道，在香港报界独领风骚。
做好副刊
报纸副刊常见于各种报纸，却区别于新闻的版面和栏目。它以作为大众传媒之一的报纸为其载体，符合报纸本身的基本属性，与报纸新闻、广告相区别，独立传播文学、艺术、技术及其它相关文化、知识。金庸认为，副刊是报纸很重要的一个部门，新闻是攻的，报纸是守的，有大新闻出来，报纸的销量可能会增加5万份、10万份，大新闻过去，销路要恢复原状，这时要保住大销路的话，就要把副刊做好，所以，办好副刊是报纸的生命线。1968年，他办了《明报周刊》，虽非香港的第一家周刊，却经过数年发展，在娱乐周刊中独树一帜。周刊报纸本是作为附赠品送给读者的。但金庸却大胆地提出，如果内容装潢加以改革后，可以定价发行。当时许多人表示反对，以为这样会失去读者。金庸坚持自己的主张，这样，《明报周刊》便出笼了。《明报》在创刊之初，是以副刊放在第一版的。报纸副刊是值得经营的品牌，因为它与报纸新闻相比，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明报》的副刊，从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一直维持两个版位，一版为小说，另一版为杂文。到了80年代，《明报》副刊的内容扩展到校园、窈窕、明知、读者、娱乐、体育、名廊、消费情报、马经。注入新颖理念的《明报》副刊就像一扇窗口、一个渠道，联系文化界名人和广大受众。许多名人作品在颇有名气的副刊发表，许多新人从副刊出名，其次，《明报》副刊体现了报纸的特色，在某种程度上彰显着其个性，最后，通过副刊，《明报》的利润不断增长。
金庸从普通报社编辑到报业巨子，富有传奇色彩，令世人瞩目。金庸在中国新闻史创造了奇迹，特别是他在《明报》中融入全新的办报理念，使《明报》从一份名不见经传的商业小报，扩大成颇有影响的大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今天值得报业经营者借鉴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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