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希望这个世界充满善意,《大学》里不是说了吗,“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
那么如何让这个世界充满善呢?当然要教,人性本是善恶夹杂,得想办法让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压过恶魔。
大多数人,直到现在的做法,都是构筑一个虚幻的世界,让人们看不到恶,企图以这种方法让人们不知道恶是什么。大到国家的“文以载道”,小到每个家长教育自己的孩子,皆是如此。
可这种方法效果一直都不怎么好,老话讲“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从善这事,就像登山很难很累,但是从恶就太容易了,就像雪崩一样快。而如果一个人没见过恶,那他也根本不会知道如何抵制。这一点,看过戈尔丁的《蝇王》的想必都深有感触。
所以,想让人向善,得先让人知道恶是什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除恶即是扬善。见过实实在在的恶,心生抵触,才会倒向善的一面。
东吴弄珠客说:“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金的世界,黑暗的让人绝望。比如王婆,为了十两银子,便跟西门庆算计金莲。不仅出主意毒死武大,还知道砒霜中毒的症状,最后亲自上阵,把武大尸首处理干净;李瓶儿不仅跟西门庆偷情,还转移财产。花子虚刚吃了官司,她就把三千两银子和成箱的财宝,搬到西门庆家,说:“到明日,奴不就也是你的人了。”她成心等着这一天呢。所以,后来花子虚出狱,得了伤寒,李瓶儿不找医生。
潘金莲就不说了,甚至第58回来了一个磨镜老头,磨完镜子不走,哭诉儿子不争气,老婆生病。玉楼和金莲见他可怜,又是腊肉又是小米接济。结果平安说:这老油嘴又撒谎,他婆子是媒婆,昨天还在街上走呢。
恶有无数理由,善却往往命悬一线。对人性,对善恶,我们知道得太少,太单薄了。
文学,本来是人性的世界,但在“文以载道”的使命下,它轻易让渡了自己的地盘,要教化人心,结果催生了大量“瞒与骗”的文学。
《金瓶梅》是另类,堪称真正的写实主义。在这样的文学中,你才能真正知道自己的内心究竟有多少善念。
《金瓶梅》的结尾,写吴月娘带儿子孝哥、丫鬟小玉,一路逃难,来到永福寺,遇见普静和尚。小玉偷看普静和尚念经超度——西门庆、武大、李瓶儿、陈敬济、潘金莲……这些人,个个投胎转世。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方生方死,永远死不了,而是兜兜转转继续活下来,成了我们。
在这一刻,无论是善还是恶,都被消解了,它们都被稀释到了无边无尽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恶,《金瓶梅》中的人机关算尽一辈子,到头来却都是惨淡收场,难得善终。而活下来的,尽都是没有那么恶的,相对的善人。
既然为恶为善,最后结果都差不多,那还不如与人为善,至少求得内心平安。
福楼拜写偷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杀人,菲茨杰拉德写纸醉金迷,我们为什么读他们?因为伟大的文学,让我们看见世间的深渊,以及人性的深渊,照见自己,并承受自己。
包法利夫人与几个情人的纠缠,对金钱的挥霍无度,对日常生活深刻的鄙视,最后都成为压垮她的稻草;卡拉马佐夫兄弟弑父的背后是一个分崩离析、各自为营的家庭;盖茨比一生的追逐与黛西的薄情,击碎了多少少年男女的幻想。
阿城说:“把恶写尽,回过头,一步一光明。”
刘慈欣写《三体》就说:“他只写可能的世界”。小说,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又一个“思想实验”。刘慈欣说,就是在想象里设定一个极端的情况,然后沿着真实可能的逻辑推理,把可能发生的故事写出来。这就是思想实验,使用想象力去进行那些在现实中无法做到的实验。由于所有事都是在脑子里想象出来的,所以做思想实验,可以不用真的面对极端情况,能用很低成本想明白很重要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性被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摆到实验室里,许多在现实生活中受种种约束条件而无法发生,也无法体会的事件便可以展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最真实的情感才会被激发出来,得到的体验才最深刻,也才能想真正明白问题。
《红楼梦》用虚构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写了实实在在的人情世故,悲欢离合;《三体》用虚构的外星人入侵,写了实实在在的人类社会的深层矛盾以及出路;《聊斋》件件写鬼,其实桩桩都是写人。
在这样的世界中游历一圈,相信每个人都会对善恶有更深的体会,也才能更深刻地明白,什么是人性,以及,如何才能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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