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卷9主术训诗解26圣人行方守约正教
题文诗:
成康王继,文武之业,守明堂制,观存亡迹,
见成败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
行不苟为,择善后从.由此观之,圣人行方.
孔子之通,智过苌宏,勇服孟贲,足蹑效菟,
力招城关,能亦多矣.勇力不闻,伎巧不知,
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亡国五二,弑君三六,采善鉏丑,
以成王道,论亦博矣.然围于匡,颜色不变,
弦歌不辍,临死亡地,犯患难危,据义行理,
而志不慑,分亦明矣.为鲁司寇,听狱必断,
作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专己.圣人之智,
固已多矣.所守者约,举而必荣.愚人之智,
固已少矣,所事者多,动而必穷.吴起张仪,
智不若孔,争万乘君,此其所以,车裂支解.
以正教化,易而必成;以邪巧世,难而必败.
凡将设行,立趣天下,舍其易成,而从事难,
而必败者,愚惑所致.凡此六反,不可不察.
【原文】26
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宏,勇服于孟贲,足蹑效菟,力招城关,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然而围于匡,颜色不变,弦歌不辍,临死亡之地,犯患难之危,据义行理而志不慑,分亦明矣。然为鲁司寇,听狱必为断,作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专己。夫圣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约,故举而必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动而必穷矣。吴起、张仪,智不若孔、墨,而争万乘之君,此其所以车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难而必败。凡将设行立趣于天下,舍其易成者,而从事难而必败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译文】26
周成王、周康王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恪守祖宗留下的制度成法,研究观察前人存亡的事迹,看清了成败演变的规律,不合乎道的话不说,不符合义的事不做,一言一行都不随随便便,有所选择后才去做。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品行是多么地端正啊。孔子算得上通才,他的智慧超过苌弘,勇力压倒孟贲,腿脚灵敏能追上野兔,力气能举起城门闩门的横木,他的才能够多的了。然而孔子的勇力并不为常人所知,孔子的技艺也并不为人们所了解,他专门推行政教之道,终被人们尊称为“素王”,可见他的处事原则是强调简约的。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被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被臣下杀掉的国君有三十六,孔子收集善事、隐去丑事,编写《春秋》以弘扬王道,其中阐述的理论也够广博的。然而孔子在宋国被人围困,却面不改色、弦歌不停,身临死亡境地、遭受患难危险,仍根据义理行事而心无恐惧,这说明孔子对命运的理解也相当透彻的。到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处理案件诉讼总能谨慎决断。著述《春秋》,又不言及鬼神、也不敢专任己意主观臆断。圣人的智慧已经够多的了,再加上他处事简约,所以使他的事业兴旺发达;而那些愚蠢的人,智慧本来就少,却又喜欢卷入过多的繁琐事务,处事又不简约,所以一举一动均行不通办不成。正因为这样,所以智慧不如孔子墨子的吴起和张仪,却想使大国君主互相争斗,结果导致自己被车裂肢解。所以,凭着正道实施教化,则容易且一定能成功;以邪道欺蒙世人,则困难且必定要失败。大凡想在天下实施自己志向、却又舍弃容易且一定能成功的简约方法、而选择采用繁琐困难且必要失败的方法的,都是由愚昧惑迷所造成的。这上述讲的六种相成相反的处事原则,不可不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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