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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基督教与西方近现代文化
第一节 变革时代的历史挑战与应战
如果说古代希腊文化的个性特征表现为和谐之美，古代罗马文化的个性特征表现为凝重之力，那么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个性特征则表现为一种深刻而痛苦的自我分裂和二元对立。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留给人们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的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原则与事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基督教的理想力图将人提高到光明圣洁的神性生活，然而罗马教会的实践活动却把基督徒们引向了最粗鄙野蛮的肉欲放纵之中。
历史上，教会发起了十字军东征，在其政治迫害中屠杀了数百万的妇女，支持大屠杀以及奴隶制。教会使压迫和残酷的战争圣洁化，赋予大规模的破坏行径合法的外衣。”
这个作为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巨大怪胎的宗教裁判所和“火刑法庭”，既是基督徒的一切野蛮、残忍、疯狂的可怕结晶，同时也凝聚着他们的最深沉、最内在的痛苦体验！这是他们的崇高神性、变态人性与狂暴兽性的奇特混合物。在这个怪物的血管里流淌着一种黑色的液体，这液体的名字就叫做“神圣的虚伪”！
一方面使唯灵主义被弄得面目全非，另一方面也使感觉主义被弄得面目全非。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以热情奔放、精明狡狯的意大利人为一边，以道德严谨、愚钝质朴的德国人为另一边，几乎同时对教会发起了两场方向相反的改革运动。一方要申张感觉主义，呼吁人性生活的正当权利，公开宣扬肉体的享乐；另一方要高扬唯灵主义，恢复神性生活的真正内容，努力追求精神的自由。其结果，一方导致了意大利人文主义，另一方导致了德国宗教改革。这两场彼此呼应、相反相成的改革运动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向近代西方文化过渡的历史分水岭；而这个普遍的文化变革的时代，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就是人性的解放，即以感性意义上的人性（而非 18 世纪启蒙时代的理性意义上的人性）来反对抽象的神性，以人的正常情欲和感官享乐来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变态的虚伪。因此，这种时代精神决定了这个时期的基本生活姿态就是感觉主义和唯美主义。
个人主义和自由人格的无限膨胀也进一步地加深了意大利的政治混乱和道德堕落 —人文主义这朵妍丽的鲜花正是在肮脏的政治环境和腐臭的道德土壤中盛开的。
在罗马教会与人文主义者之间的这种微妙联盟背后隐蔽着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说到底，无非是因为人文主义者表达了教士阶层深埋在心底的种种人性要求，使他们感受到一种扬眉吐气的畅快；特别是由于这种表达又采取了一种极其富丽堂皇的古典式的优雅形式，更加容易引起人性的普遍共鸣。
1500 年的德国和北欧，其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较之 10 世纪时的状况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甚至比起黑暗时代来也强不了多少。然而，尽管物质条件和知识状况极为落后，德国人和北欧人在宗教信仰方面却比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更加虔诚（虽然与这种虔诚相伴随的是愚昧），他们的道德水平也远比后者淳朴得多。
宗教改革是日耳曼民族的宗教虔诚在饱受中世纪教会蹂躏以后的一次大爆发。他把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称为近代“黎明之曙光”，而把宗教改革称为“黎明之曙光以后继起的光照万物的太阳”。
到了 18 世纪，有教养的法国人又一下子转向了战斗的无神论，掀起了启蒙运动的热潮，对天主教信仰进行了迟到的、然而却是犀利无比的批判，补上了宗教改革时代漏掉的一课。
这种在信仰的幌子下所从事的卑劣勾当极大地激怒了路德，他于 1517 年 10 月 31 日在维滕贝格大教堂门口贴出了“欢迎辩论”的《九十五条论纲》，对“这种荒唐的赎罪教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同时也表述了他的一些基本神学思想。
真正克服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内在矛盾和撕裂痛苦的不是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而是路德这样的宗教改革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才强调：“他（路德）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路德关于个人与上帝在精神（信仰）中进行直接交往的思想，以及他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所表述的人们必须“根据圣经而用理智的明晰论据来说服我”的观点，孕育着从波墨到黑格尔的整个德国先验唯心主义，这种先验唯心主义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把实现精神自由当作它的最高目标。因此可以说，没有马丁 · 路德，也就没有近代德国文化。
在变卖修道院财产的过程中，一些世俗地主和乡村贵族的财富激增，他们成为拥护英格兰宗教改革的最坚决的力量。土地产权的变动又引起了对公用土地的圈占，导致了土地问题上的骚乱，最终酿成了一场经济与社会的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开端，并且为伊丽莎白时代的经济繁荣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混乱创造了条件。
已经从宗教改革中得到好处的英格兰土地贵族和其他阶层构成了玛丽倒行逆施活动的巨大障碍，对于这样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者的阵营，玛丽也束手无策，只能采取安抚方针。因此，尽管国会于 1554 年宣布恢复教皇在英格兰教会中的至上权威，教皇和玛丽也不得不承认了由现在的所有者继续占有修道院财产的现实状况。
到了伊丽莎白执政的末期，被新教徒所控制的下议院才开始公然对君主本人的权限问题提出了质疑。当这位年迈的女王最后一次出席国会会议时，满怀怨情的议员们甚至连平常的欢呼致敬之礼都付之阙如了。到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即位之后，这位生性懦弱而又喜爱独断专行的君主所采取的一系列迫害清教徒的措施使得国内矛盾日趋白热化。清教徒们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在查理一世（詹姆斯一世之子）当政时期爆发出来，酿成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亦称清教徒革命），查理本人也于 1649 年被克伦威尔的清教徒政府送上了断头台。
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来说，加尔文不仅使新教成为一种信仰，而且也使它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态度。加尔文教与其他两大新教派别之间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在加尔文教的“天职”（ Calling ）观念和现世性的禁欲主义生活态度（即体现在职业劳动和日常生活中的勤奋节俭精神）中孕育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精神支柱。如果说德国宗教改革的历史结果是导致了一种思想领域中的自由局面，英国宗教改革的历史结果是开创了一种政治领域中的自由前景，那么加尔文派的宗教改革（它最初发源于瑞士）则成为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路德像一个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一个诗人式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却像一个努马时代的罗马人，一个战士式的宗教改革家。路德是狂热的，神秘的和令人爱戴的；加尔文却是冷静的、现实的和令人敬畏的。这两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都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但是在传播新教信仰的方式上，他们一个是凭藉着自己的思想魅力，另一个则是凭藉着自己的实践魅力。
路德的宗教就是人本主义的宗教，他的“因信称义”理论是为了人的获救和精神自由，在他的神秘主义宗教体验的氛围中心有一个大写的“人”字。但是，与人文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路德认为人的得救是在对神的信仰中而非人欲的放纵中实现的。加尔文则以上帝为出发点和目的，认为荣耀上帝是人的生命基础和生活目的，人是为了上帝而活着，人在现世中的一切活动都不过是为了彰扬和增加上帝的荣耀。
根据加尔文的教义，我们可以确信，那些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聚敛财富而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重的人，一定是上帝预先拣选的人；而那些不能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增加上帝的荣耀的人，则一定是被上帝所遗弃的人。正为由于这个缘故，加尔文教成为最受资产阶级欢迎的宗教。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宗教改革的发起者们，除了亨利八世之外，最初都是怀着一种虔诚的宗教动机来对腐败的罗马教会进行改革的。他们的初始目的非常单纯，就是要纯洁教会，革除弊端，把纯正的信仰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出发点不同，宗教改革家们是站在神性的立场上来发起改革运动的。
路德将神性与人性融为一体，使人类精神获得了尊严；安立甘宗将上帝与凯撒融为一体，使国家利益成为至高无上的；加尔文将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融为一体，使日常工作具有了神圣性。从此以后，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赞美人间生活，而不必再怀着一种深沉的愧疚心理和罪孽意识，因为这生活本身就是无比圣洁的神性的充分体现。人间就是天堂，人的灵性就是上帝，瞬间就是永恒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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