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篇）
除致力于本地商业外，九江总商会还积极参与全省或全国商业联合会会议，提交了诸多有益国内商业发展的提案。如 1922 年 11 月，九江总商会在全国商业联合会第四届大会上，提出了“调查国货外货输出输入概数以资比较案“。该议案全文如下：
为提议事。窃查近年来国人心理提倡国货，几于异口同声，而究竟国货每年销行本国若干，输出外洋若干，洋货每年输入总计若干，能明概数者殊难得十之一二。不明概数，即无从比较，无从竞争，无从推销，即日日倡言提倡维持，终属空言无补。泰西各国对于调查一项非常注意，而尤以东洋人之调查为特精。吾国非无调查名称，奈均视为不足轻重。今拟此后请由贵会特制一种详细调查表，责成全国及华侨各商会每半年查报一次，由总事务所汇志并加说明，再印送各会备查，庶人人心理具有把握，或于推销国货不无裨益。是否，仍乞公决。
1927 年 12 月，九江总商会致函各省商联会大会，就“废除苛征杂税”和“商会存废”问题提出议案，要求废除九江原有的“龙开河统税”“九景汽车路股捐”和“南浔火车路股捐”，新增的“江西内地商捐”“出产运销物品内地”“湖北堤工捐”“糖捐”和“印花税”，以及所谓的“邮包税”“烟酒税”等各项杂税。提出“一省出口货设一出口税局，一次征足，进口者亦如之，撤销一切征收局所”，以达到“商民纳税之简便，公家省繁冗支销”的成效。1929 年，九江总商会在各省商会联合会会议中，又提出了“永免出洋查税并令免产地及常关税案”，得到大会表决通过，并由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主席冯少山、常务委员苏民生等联名转呈财政部。对此，财政部做出批示，要求各省按照消费税条例规定，“对于出洋华茶应即参酌现行减免待遇，妥筹适当办法，务于改良税制之中，仍寓奖励输出之意为要”。
九江总商会拾枚铜元兑换券
三、社会活动
九江总商会成立后，不仅在本地商业发展和全国性的商事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还利用自身的影响，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维护了九江人民的利益。宣统元年（1909）三月初七，九江英租界内发生了“余发程案”。3 日后，九江总商会召开会议，来自九江、湖口及外帮商家共 500 余人参加，决定由商会总协理出面请九江道去文英领事署，坚决要求严惩凶手。
1918 年，鉴于英租界对过往的民船、轮船装卸货物随意进行抽捐，扣留不纳捐者货物，九江总商会于同年 9 月致函九江关监督，请求照会驻九江英领事格尔克，务令取消。九江码头工人，因抬货争价，常有争闹的事，虽有警察厅屡次干涉，永不能遏止。为此，九江商会专门召集官商会议，商议解决的办法。
1927 年 1 月，九江英租界发生了“一六”惨案，太古、怡和码头工人举行罢工，导致商人所购商品不能提取，无以应市，“遂至南货昂贵，人民大感痛苦”。于是总商会会长魏试蓉和会董王星福、金浩如等前往英领事馆，并函请交涉员周雍能向太古、怡和两公司警告，表示如再三推延，引发货物积压损坏，应负赔偿之责。公函内容如下：
本埠自码头罢工后，进口货色囤积趸船，不能起卸，积日已久，为数甚多，约计总在百万上下。小之商店应市无货，工友生活无着，大之税收滞纳，金融恐慌，均蒙绝大之影响。敝会选据各商前来报告，情势迫切，而怡和、太古两公司又须待外交问题连带解决，货色起载，遥遥无期，工友既感困难，市面复呈货荒现象，于工商经济无以资为调剂，而于金融上亦周转不灵，加以旧历年关逼近，为工商习惯上一大结算之期，在在需款孔股，变变不可终日。长此迁延，货色之堆久积坏，尤为必然之势。敞会筹思至再，欲求救济之方法，惟合切恳贵署体察情形，并筹并顾，以维持工商业之经济，在此外交问题未解决期间，单就商货设法函知太古、怡和两公司，将舱门开锁若干日，并函知该码头工会，酌派工友提货，即于提货力金，能益补助罢工工友之生计，似此于工商两界神益。如何进行之处，尚乞赐核夺施行。再此事关系至巨，务请向怡和、太古严加交涉，务达目的。万一该公司籍口外交不开舱，即请申明保留赔偿损失，以重资本，合并申明。
除致力于维护本地商民利益之外，九江总商会还积极支持全国性民主革命群众运动。辛亥革命爆发后，九江总商会会长舒先庚、商人罗大佺、陈中瑞等人利用自身的影响组织商团，联络新军，与九江革命党人林森一道，积极推动商界人士响应武昌起义，为革命筹集军费，促使清海军归顺军政府，九江总商会一度成为九江革命活动的中心。九江光复后，舒先庚任九江军政分府财政部长，罗大佺任政务部长。由于九江总商会在九江光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题写了“九府统宗“，以表彰九江商民的光复之功。
1912 年 10 月 29 日，孙中山应江西军政府都督李烈钧之邀来九江视察，路经九江，九江总商会组织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欢迎会。孙中山在九江总商会发表的演说词中提到：“武昌起义，九江最早响应，鼎力支援，使革命得以顺利发展。如此之功，吾人佩甚。”
九江国民党欢迎孙中山先生 照片提供：严耀喜
在 1919 年五四运动中，九江总商会组织商人罢市，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声援“外争国权”的主张。5 月8 日，九江总商会向北京政府和广东军政府发去电文，力争青岛：“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参众院、广东军政府、参众院钧鉴：报载青岛交涉失败，山东形势日危，生死关头，间不容发，迄速电欧会代表抗争，为国家生存，为人民免奴隶。临电陨涕，迫切待命。”
商会还专门去函上海总商会，希望通过维持国货抵制外货来达到对外抗争的目的。在九江绅商学界联合举行的国民大会上，九江总商会会长陈中瑞等人提出了组织国货维持会、抵制日货、组织救国储金团等 3 项议案，并一致同意将国货维持会设于商会。
议案提出后，九江各业纷纷制定了抵制日货的具体条规。如九江转运公所规定：内地运出各货，各栈应负完全不装日轮之责；停运进口日货，以旧历 5 月初十为始，名同业务须函知各埠往来主顾。如有前定日货，务于期限内赶速运完，逾期则不能报运；若期限外发生外埠输入日货时，责由受托之栈声明公所，由公所用快邮代电函该埠商团严行取缔。绸缎、百货、棉纱和糖业则规定：各号现存日货，应尽速售完回本；已定而未到的日货，可退则退，不可退则早日料理，时间以 6 月 7 日为限，此后不许再办日货如有违规者，每件罚款 50 两；各行不准接收日本各行钞票，警告同时并劝说亲友不坐日轮，货物不准由日轮装载，等等。
张德旺《道路与选择》 天地出版社
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九江各界于 6 月 13 日在九江总商会举行了万人后援会，支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交涉条件。商会会长金至大任大会主席，通过了以下决议：通电政府及全国父老，主张一致照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援助进行，进行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如此案 1 日不解决，当分别国界，实行种种文明抵制，以为政府后盾。仍当宣示与此案无关系之各友邦，请主持公道，以抑强权。1932 年，上海淞沪会战期间，九江县商会通过中国银行驻浔机构，向上海汇款 3000 银元，支援国民政府第十九路军的抗日战斗。
抗战结束后，内战爆发，九江商会一度成为统治当局谋取苛捐杂税的职能机构，其社会活动受到削弱。不过，面对国民党散兵游勇的敲诈骚扰，商会组织商民进行自保，使九江城出现了短暂的安宁局面。1949 年 5 月，随着国民党军队撤离九江，地方上出现了“真空“，地痞流氓和帮会势力横行，对商民进行了强夺。为此，商会一面同自卫组织进行自保，一面派遣人员渡江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寻求支持，最终击溃了以王公霸为首的地方反动势力。5 月 17 日，九江解放，九江工商业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资料来源：
1992 年《九江市志通讯》。
2017 年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商会（会馆）志》）
【编后记】
九江近代城市史研究中，交通与商业是最有价值的两个部分，然而前者的研究成果较多，后者却很少，尤其缺乏系统性的阐述。本篇文章价值颇高，很值得以此为基础作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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