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的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呢还是吃完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靠为我的权利所作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上面是柴静演讲《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中的一段文字，当时看到这篇演讲，内心很受触动，觉得郝劲松真帅啊！做别人不做的事情，说别人不甘说的话，而他值得我们尊重，不是吗？
重新想起这段演讲，是源于图书馆自习室。下午，人突然变得很多，来了之后：桌椅声，说话声，自拍的，叫喊的怎么闹腾怎么来。刚开始我戴着耳机，练着字，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越到最后，心里的气愤越积越大，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爆炸了。
再看看之前安安静静的同学，他们仿佛置身事外，只有当特别尖锐的声音传来时，他们抬头看看声音传到之处，露出鄙夷的表情，接着又低下了头，明明脸上那种烦躁的表情溢于言表，也熟视无睹。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今天这种事件不是第一次发生，一年大概有个1-2次吧！往年，我的态度基本都是怒吼一声：安静！这里不是菜市场，是图书馆。我没有吼叫，也没有沉默。我清楚地明白，以后如果没有人做那个“河东狮吼”之人，这种事件就会持续发生；我需要做的就是斩草除根。
我找了阅览室值班老师，那个老师下去后询问了一下情况，我等了大概10多分钟，不见那个老师给出什么回应，自习时依旧乱糟糟的。我又重新找到老师，老师给我的答复是：已经跟馆长反映过了，你要不再去一趟。
走到办公室，我具体说明了一些情况，之后所谓的馆长让我去隔壁办公室反映情况，我询问他：“那您不管这事吗？”，那位老师像所谓驱赶蚊虫一样，让我去了隔壁的办公室；到隔壁办公室，看到三个老师在聊天，我继续将事情叙述了第三遍，而那位负责人给我的答案是：已经通知了相关的老师，了解情况，已经打电话了。
我问“那么为什么不先找一个人，解决现在的事情呢，还要打电话给别人，在等什么？等到晚上才解决吗？”之后我待在阅览室，一位老师过来找我，询问了我反应的情况说：“我刚刚下去转了一圈，看着还可以啊？因为自习室毕竟没有老师，有时候闹腾一些是正常的”
“一下子多了很多人，是闹腾的原因，看起来他们是一个班的，如果不是他们一直在折腾，我不会上来跟老师反映，如果您觉得我一个人反应的情况有失偏差，那么您可以询问一些经常来自习室且正好今天还在受到干扰的同学，只不过就我一个人站出来发声了；在没有这堆人之前，自习室很安静，我经常过来，我知道。”
之后我就写了一封信，送到馆长那里。信如下：
您好，
我不知道匆忙找您的行为是否过于鲁莽，我只知道我在为自己发声，为那些想要学习而同时沉默的人去发声，我热爱自习室，它给予了我更加充实自己的机会。
有很多人觉得，我们学校的人不值得尊重，我只想嘲笑他们太过肤浅，有很多人从步入大众开始，就从没放弃过自己，而我们也有为自己权利作斗争的机会。
呆在这儿，快两年半了，发生今天这种事不是偶然；之前我会大喊：“这不是菜市场，是自习室”，今天我学会了找老师。我不闲，无端跑到哪个老师办公室说不是事实的情况。我认为出现问题就应该解决，之后才是按规章优化的问题。
图书馆是学习看书的地方，可我在这却看到一些别的东西，有些人知道却从不敢言，一些或许根本没同学反映的情况，我觉得那是怕事，那是懦弱的表现。（每周日下午2点到5点，你会在看似完美的三楼阅览室听到看到别样风景。）
郝劲松在接受柴静的采访时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而我今天的较真，我的“任性”，我的“无所顾忌”，都在做一件事，争取权利（安静读书的权利，敢说真话的权利）。我只希望，我离开大众后，我的学弟学妹们不再为类似今天的事情受到干扰，我也希望看到管理人员觉得：不是自己的事就推给别人（这让我想到柴静做《穹顶之上》时，每个人都否定掉自己的责任，推给别人，只给记者留下一句“这件事很多方面，权利不在我们”），图书馆变得更好应该是每一个人的责任，起码作为学生，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送这封信时，发现那位老师在刷着手机，到门口的时候看到这场景我的脚步顿了顿，但还是走了进去。我不知道，他们看之后的反应，或许认真的再或许笑笑，嘴上再嘟囔一句：“真是太年轻了”，接着将我的信随手扔进垃圾桶，继续刷着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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