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唯为弟弟
东林文官与哥哥的故事。
一）赤字
公元1620年九月初六，哥哥朱由校刚上台，他信任并重用的人，其实还不是魏公公，相反，是东林党人。
一开始，哥哥对东林党抱有期望。他令东林党人主掌内阁、都察院及六部，杨涟、左光斗等众多大佬身居要职。
当家了，朱由校拿来财政报表一看，登时傻眼：除内库尚余1000万多两，外库居然已经枯竭很久了。
内库，供皇室日常御用，含重修三殿等，属于皇帝的私房钱。外库，也叫太仓，属于户部国库，“专供军国”。
那时，帝国总收入折合白银1461万两，其中入内库600余万两，入外库400余万两，剩下的大多为实物。
蛋糕远远不够分。外库枯竭，财政赤字好几年了。当时，单是“九边”兵饷一年就要380余万两，几乎用尽外库岁入。
除正常边饷经费，还有战事的临时专项军费。随着辽东抗清战事频起，战费开支骤然锐增。
哥哥让户部作了统计，他上台前的3年里，1618年—1620年，共计发辽事银2018万余两，平均每年超过600万两！
二）内帑
仅以辽事开支计，外库每年赤字200余万两。这盘烂帐，哥哥算不过来了。他要求执政的东林党人想办法。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东林书院的一副对联，极有名，你们也听过吧。
在明末清初编修的《明史》里，东林党人被赞美成了一朵花：正人君子，正气凛然，可歌可泣，人间楷模，“众正盈朝”。
当然，这些赞美的话语，还有那些臭骂阉党的篇章，看看就好。要知道，这些文字，大多是东林党所在的江南士人所写。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面对内忧外患的朝局，面对外库可怕的财政赤字，东林党人首先提出了他们的第一套解决方案：发内帑。
啥意思？陛下，外库虽然没钱了，您的内库里不是还有1000多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嘛，先拿出来用呗。
是的，东林党居然提出要用皇帝的私房钱。但是，为了抗清，为了国家，哥哥毫不犹豫答应了。
史载，哥哥上台第一年，朝廷先后5次发内帑“劳边”，共花白银500万两。加上重修三殿的五百万两，内库很快也枯竭了。
三）官商
皇帝私房钱花光了，但辽东战事毫无起色，边饷还是一刻不能停。怎么办？东林党人又向皇帝提出了第二套方案：造钱。
就是印钞票、造铜钱。为了搂钱，天启二年七月，东林党文臣内阁在北京和南京正式开铸“天启通宝”。
造钱不是重点，关键在于铜钱纪值：看清楚，是“折十大钱”。一枚小小的破钱，居然被强制要求价值“十两”。
还有比这更黑的吗？毫无意外，这个赤裸裸的货币超发抢钱计划，遭到市场的顽强抵制并最终失败。
一计不成，一计又起。“有道德，有理想”的东林党人又从工具箱里拿出了第三套方案：加税。
这个加税计划很有意思。因为，东林党人要加的仅仅是田赋，只针对农民阶层，只在农民身上割肉。
更好玩的是，在增加田赋的同时，东林党还提出把丝织业等非农税赋减税到原来的33%。
东林党提出这样的财经政策，丝毫不会让人意外。他们都来自工商业发达的江浙地区，既是读书人，也是大官，更是大商人。
很多东林党大佬，家族都有庞大的商业，有的甚至经营着垄断企业。他们是大官商集团，怎么可能在自己身上割肉？
四）商税
除了虚报了三殿大工预算，东林党人执政三年，花光了内库积蓄，割了小农的肉，肥了官商自己的腰包。
胆敢联合起来蒙骗朕。聪明的哥哥，杰出的建筑工程专家，逐渐看清了一切。再也不能这样子下去了。魏公公正式登场。
在哥哥支持下，天启四年六月以后，“内外大权一归忠贤”。事情很快立竿见影，就在当年，帝国税收构成发生了180度转变：商税突然占据了大头。
天启四年，帝国商税从上一年的322万两猛增至548万两，净增226万两，增幅达70%。
天启四年，主要针对工商业的杂项银从上一年的60万两猛增至220万两，净增160万两，增幅达270%。
这样的增幅，接下来的两年都得到了保持。更为重要的是，天启四年后，帝国基本没有针对农民的加赋。
短短一年，帝国多收入的400万两白银，全部来自江浙地区工商业。你说，把持工商业的东林党人，能不恨公公入骨吗？
东林党对“阉党”发起猛烈攻击。可惜，公公们不是吃素的。在刺刀见红的斗争中，东林败下阵，一个个被陆续收拾。
五）结局
有钱好办事。帝国形势有所好转。紫禁城里三殿如火如荼重建，河南灾民得到赈济，关外抗清捷报频传。
天启6年，明军取得宁远大捷，大炮轰伤努尔哈赤。次年，宁锦大捷又重创皇太极。这背后，就是钱在起作用。
魏公公为人也贪，也干了很多令人发指的坏事。但在他掌权的几年，国事确实大有改观。当时，有很多人开始给他修生祠。
后来的结局，大家很熟悉。天真的崇祯皇帝上台，灭掉公公，重用东林，帝国锋利的“搂钱之刀”，重新地割向农民。
公元1630年，崇祯三年，朝廷第4次加派“辽饷、”，每亩加一分二厘，共增田赋银685万余两。
公元1637年，崇祯十年，朝廷布告天下：“不集兵无以平贼，不增赋无以饷兵”，加增田赋银280万两，称为“剿饷”。
公元1639年，崇祯十二年，朝廷宣布练兵73万，“因练兵必用饷”，又每亩加“练饷”银一分，共征730万两。
10年里，帝国官商系统在农民身上割肉1695万余两，并以此作为岁额向全国派征。这可是正赋以外的加派！
当时，“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土地成了负资产。农民活不下去了，只好当流寇，“明之亡亡于流贼”。
帝国官商系统也因此中饱私囊，发了大财。但是，出来混的，始终要还。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对大明官僚“拷掠”，残酷逼捐。
你猜，李自成在官僚身上共逼捐出多少钱？白银2000万两。李自成不由惊叹：“以此破敌，何敌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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