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其实是有多么容易满足

去给小孩办高中毕业证的公证，被告知需要到教育局开证明。因为高中毕业证目前还没联网，公证处查不到相关信息，需要证明“你的毕业证是你的”，据说有人拿假证去公证过。

想起上回说到火车上查票的事。不管是绿皮火车还是高铁，通常都会遇到过一张车票被查五次的情况。安检一次（和身份证一起），候车厅排队进站一次，上火车时一次，火车行驶中一次，出站一次。每每被这种莫大的不信任感包围，原因何在？据说因为有人逃票及变着法逃票，比如买较短里程的车票坐长途车。

少数人逃票的行为，导致了让所有人不被信任的结果，交通运营的成本都增加了很多，检票五次至少需要五个工作岗位吧，全国有多少的火车站点就要有多少这样的岗位，难道不是巨大的成本和浪费吗？

偶尔有一次遇到出站口不查票，乘客能迅速出站的情况，都觉得像捡到了宝，像占了什么大便宜。心里喜滋滋的。

瞧，我们是多么容易满足啊，一次小小的被信任就觉得满足。心情更好了，这个城市和这里的人变得可爱了，天空也没有那么灰蒙了。

现在各部委办局的态度都很好。教育局工作人员虽然觉得“没必要”，说那毕业证上有公章，有钢印，有成绩单，根本就没必要再开证明，还说从来没开过，但还是同意给开。不然，两个单位一个说需要开，一个说没必要，我该找谁去？作为具体办事的人，除了觉得无所适从，只能对推诿和扯皮这两个词更加深一点感性认识。

我要么找个熟人问谁认识公证处的人，给通融一下，不提供那一纸证明也能公证；要么找个熟人问谁认识教育局的人，就把那个证明给开了吧。不过，这个过程也很麻烦，会牵扯到很多别人，麻烦了人家总是不好意思，要么请吃饭要么通过其他方式表示表示，是送茶叶还是送个台灯比较好呢，送台灯倒是近水楼台，但人家是喜欢白茶普洱红茶还是绿茶呢，又不好把握，纠结死了。

写《鱼翅与花椒》的扶霞成长于英国牛津，毕业于剑桥大学，90年代中期到中国留学。她在这本写美食文化的书中，非常形象地记录了在中国与官方打交道的感受：仿佛整个体制的设定就是对任何要求说“不”。

瞧，当不需要听到太多的“不”，不需要动用三寸不烂之舌好说歹说，求爷爷告奶奶，不需要托关系走后门，不需要请客送礼，不需要内心纠结痛苦，就能办成理论上来说本来就应该能办成的事，我们就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带着感谢的心情。

开车去教育局的路上就在嘀咕，那里是否允许外部车辆进入，很多机关单位目前是不允许外部车辆驶入的，本单位的停车位都有限，这也好理解。但如果停在路边，又担心会被贴条……我也算是个老司机，驾照都换过两回了，但每次开车去陌生的地点，首先想到的还是“好不好停车”，总之，内心会有很多戏码上演。

路上果然看到禁停的标志，犹犹豫豫开到大门口，看到友情提示，“外来车辆请把证件交给岗亭”。这才想起，走得匆忙，忘了拿行车证。坡道上停车拉手刹，诚诚恳恳地跟值班的中年人说“不好意思啊，我忘了带证件。我去开个证明盖个章，一会就走。”那人稍一犹豫，就抬杆放我进去了。

恰好又有一个空出来的车位。我心里那个感激啊，一边感叹“我的命真好”，一边感谢那个工作人员。

瞧，一个善意的举动，一个与人方便的行为，就能消除别人在心里演绎了一路的、想象中的麻烦。

当然，我可要改掉不带驾照和行车证的坏习惯了。

再去公证处送需要公证的材料，是骑自行车去的。自行车没有锁，是女儿初中时的一辆折叠自行车，尽可能地放在了靠近岗亭的绿化带前，在里面递交材料、交费的大半个小时里，心里其实惦记着那辆车的，会不会丢？会不会被人偷走？毕竟没锁车啊，万一丢了呢？

期间，至少两次忍住了跑出去看一眼（自行车）的冲动。等办完事出来，发现它依然安安静静地呆在那里，真是觉得太好了，觉得咱这里也算是路不拾遗了。多年前看北欧哪个国家的电影，很羡慕人家骑自行车后可以随便一扔的潇洒，车都不用上锁的啊……

这样偶尔一次不锁车，没有丢失，没有被偷走，便如此开心，便觉得可以记录下来，真的是很难易满足呀。

大部分的我们，其实是有多么容易满足啊——

超市里买到的粮食和蔬菜，可以放心吃；不需要学习鉴别什么是地沟油什么是假冒伪劣，不需要315晚会告诉你打假的战绩，不需要整天因为吃的是否安全提心吊胆。

保健品就是保健品，是维生素，没有专家及假专家及代言人信誓旦旦地告诉你，它们有什么类似包治百病的效果，高价格是因为高科技，是宇航员运动员某些高官专供的……儿女们不需要担心老人上当受骗。

孩子们自己走路上学放学，晚十几分钟到家，家长们不会联想到被拐卖了出事了找不到了。小区里看孩子的老人，不用时刻提防周围的陌生人，不会看别人都像是人贩子。

新买的运动服落在操场上，回去还能找到；自行车没有锁，还在原位等待；服务窗口的人，说话和和气气……一张火车票，不用被检查五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