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刚回到家乡-----一个位于北京市最东边的小镇。飞机让我疲惫。下飞机后，一路向东，沿着一条高速公路，路非常笔直，崭新，看起来维护的不错，两旁都是绿色，大片的草地和树林。我才意识到这里已经是五月了。四十分钟后，我看到路标，一个蓝色大牌子提醒了我，我已经到了镇里。
我感到眼花缭乱，我辨认出了那个环岛，游客和当地人都称之为本地的标志。我让司机减速，环岛两侧我已经不认识了-----陌生的建筑，各种商店，烟酒超市，还有购物中心。我突然想起二十二岁那一年，也就是二十年前。我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读大学，距离此地一百公里以上。奶奶给我寄来几张照片。照片是黑色调的，一条夜景的街，街不宽，视线模糊，我猜测这是拍照水平有限导致的，灯光很不协调，远看几乎是一张僵硬的黑纸片。街上路灯昏黄，两边树木的枝干很粗壮，旁枝末节都很茂盛，给人一种错觉，树叶随时会挂到我的脸上。照片里剩余的所有灯光，都来自路旁几家亮着灯的店铺，我只能看清这么多。剩下的是人影，自行车的影子，可能还有一两辆灯光微弱的轿车。我收到照片以后，看完把它们放在宿舍抽屉里。那个下午，我旷课了，从清源路附近坐了一辆公交车，这辆车直接驶向芦求路北口，那是一个三岔路口，近乎失去管制，货车在那里囤积，当时，我生怕公交车这种大型交通工具会被卡在那个路口，被卡在那些货车中间，在那个路口，我下了车，满地的扬沙让我睁不开眼，想流泪，嘴里有些干涩，说不清的味道。我在货车间穿行，小心地过了马路，不远处，在扬沙里，另一个公交车站前站着许多人。我走过去看到站牌上被贴满了广告，内容都和房屋出租有关：公寓 出租 独立卫浴 五百一月……小姐上门服务 学生 秘书 空姐……很多张类似劣质白纸被贴在上面。这个公交站前站满了人，几乎都是男人，他们短头发，穿着有些尘土的裤子，脏皮鞋，把钥匙挂在腰上。有人用我听不懂的口音打电话，那声音必须得在马路的轰鸣声中狭缝生存。还有一个女人，长头发，戴眼镜，穿着红色高领毛衣，在吃用塑料袋垫着的烧饼。我听见有人喊我，跟着声音，我看到路边一辆七座金杯车，司机穿着迷彩上衣，管我叫小伙子，问我打不打车，问我去哪，我告诉他我没钱打车。不到一刻钟，一辆狭长的公交车驶来，有前中后三个门，三节车厢，每节中间是软的橡胶，以便拐弯。我从中门上了车……跟着人群和这辆巴士，一路向西……
此时，出租车停了，我的回忆也暂停了。我看了一眼计价器，顺便看到司机正在从后视镜看我，后视镜里映着他黑色的瞳孔。计价器显示一百五十八元。
“这儿，到了，一共一百五十八。”，他说。
“这是建设街？”，我问。
“对，导航显示的嘛。”，他说。
我从上衣的内衬里掏出钱包，给了他两张红色的面值一百元钞票。
“我找不开。你用微信付吧。”，他说。
“我微信没钱。”，我说。
“那怎么办？哥们儿。”，他笑着说。
我又翻开钱包，手指划过钱包里那些卡片，纸质发票，车票……在它们中间我找到了两张面值二十元的人民币，最后我给了他一百七十元。
“谢谢啊。”，他说。
“没事的，我再问一下，确定这是建设街吧。”，我问。这好像就是建设街，根据街宽，树干的粗细，还有两旁这些繁杂的店铺，各种背景牌子。我有种莫名其妙，但却似曾相识的感觉……下了飞机我没来得及吃饭，抽了五根烟，喝了几口水，很久没有睡眠，除了这些，我现在有种调入黑洞的感觉，这真是奶奶照片里的那条街吗？……
二十年前那天晚上，我跟着公交车到了良乡。当时在公交车上，我只是个瘦弱，高挑，留着寸头的一个影子。站在中门的扶手处，沿途看着路边的风景，还路过了永定河大堤，有人在那钓鱼，还有人骑着摩托，很快就超过了公交车。在车上，我的手机响了，是奶奶打来的，那时的电话屏幕只有一片巧克力那么大。
奶奶问我：你在干嘛呢？
我说：我刚下课，准备去洗洗澡。太热了。
奶奶：照片收到了吗？
电话里奶奶的声音很洪亮，那个时代的手机里的声音……我猜测，站在我身边的人也听见了。
我说：收到了，奶奶，那是您拍的吗？这是哪儿？
奶奶说：这是建设街呀，这都忘了，亏你在这儿生活了十八年。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随后我敷衍着挂了电话。在拥挤的车内，我呼吸着燥热的空气，下午的阳光让我难以正视它。唯一一点能让我振奋的-----奶奶自己已经会用相机拍照了，先不讨论技术如何。
眼前，我回到了“你生活了十八年的地方”，奶奶的声音好像又在耳边嗡嗡作响……我看着街边的每一棵树，每一家店铺，还是记忆里的老样子，服装店很多，多半是女装。我透过每家店铺的玻璃向里张望，那些开店的女人年轻，时尚。我设想，二十年前那些开店的女孩，现在在哪？她们或许已经嫁了人，把店铺给了她们的孩子打理吗？毕竟我都四十二岁了。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十岁？或者十二岁？总之是离不开母亲的年纪，她带着我逛这些店，她和那些开店的女人关系不错，她是常客，每次都会买几件衣服，不贵。然后我们会走到街的中段，晚上，中段的店铺都是些烧烤或者铁板烧，那些留着胡子，拿着扇子的男人总站在铁架前，整条街好像都在冒烟。我总让她给我买这些吃的，因为奶奶不会买给我，奶奶斥责这些，称之为垃圾食品，妈妈的头脑里可能没有这个原则，因为我吃完这些总会开心，露出笑容，她在意的是笑容，我总能想起我儿时没注意到，现在却历历在目的情节-----她看到我笑了，她也会笑。
我顺着记忆前进，希望不会迷路。我四十二岁，头发中长，下巴有小胡子，穿着白色猎装夹克，戴了一顶帽子。每个过路当地人都看了看我，好像我是个脖子上戴着身份信息的弥留老人，好像我已经迷路了------莫名其妙的从大洋彼岸上了飞机，阴差阳错的打了一辆出租车，和司机说些胡话，或者是司机搞错地址，来到一个全新的神秘之地的迷路老人……
终于，我到了社区居委会。我摘下帽子，小心地推开门。办公桌很整齐，有四个人坐在四张桌子前。两男两女，他们一同跟着开门声，眼睛看着我。
我走到第一张桌子边停下，是个中年女人，黄色短发。我猜测她比我大，她在看手机，下午的阳光让我看不清她的屏幕……
“您好，您有什么事？”，她问我。
“是这样，我来领四号楼四单元三号的钥匙……”
“您说什么？”，她问我。她的黑色瞳孔好像在那一刹那放大了……法令纹自然地向下延伸着。
“我来领四号楼四单元三号的钥匙……”，我说。或许是我吓了她一跳，很显然，她的注意力都在面前我看不清的手机屏幕上。
“您是房主吗？有房产证吗？”，她语气有些急促。
“我不知道房主是谁……可能是个叫路凤霞的老人，那是我奶奶，也可能是张志，那是我爷爷，只可能是他俩。我是他们的孙子，他们都去世了……这是我的证件。”
我又从上衣内衬的兜里掏出钱包，把我的身份证递给她，拍摄于1998年。截止到今天，这张身份证我已经二十年没用过了。身份证上的照片是个寸头，眼神笔直的男孩子。户籍地：建设街居民，四号楼四单元三号。
“那您带着户口本吗？”，她问。
户口本，记忆里那个棕色的，像是能翻面的卡包。
“我没有。”，我说。
她在电脑上打开了某种系统，弹出一个表格，然后她又在键盘上敲下一些信息。
“是这样，先生。我查了，四号楼四单元三号的房主是路女士，根据这户居民的备注，她确实交代了楼房钥匙将交给一位名叫张源昊的先生，而且她在去世前特意向我们提供了户口本的复印件。”，她说。
“那给我吧。”，我说。我有些头晕目眩，和陌生人打交道总让我汗流浃背。
她带我去了楼上的一间屋子，屋子狭小，我进去需要低头，尘土在阳光下显而易见。我拿到了钥匙。
去世前……提供了………复印件……这三个词始终在我的头脑里徘徊，在我踏入那所老房子之前。有些事我们无法回忆，就像隔着玻璃的公交车，看得见，却摸不到……
我走到四号楼的楼下，这里安装了新的铁门，新的垃圾桶，以前楼下的商店不见了，那辆装满水果的车不见了，石桌石椅也不见了，一层院子里，那个曾经姓杜的老人，他种的葡萄藤也消失了。小区里的这条街干净整洁，我的过去，“亏你你生活了十八年……”，我那十八年也不见了。
单元门里，潮湿，光线有些暗。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这可能是夏天的味道，已经五月了。沙子堆里被滚来滚去的卡车玩具和篮球，便宜的雪糕，便利店褪色的牌子上写着“小卖部”三个字。我不得不想起这些。刚才楼下和我擦肩而过的那个中年人，他会是我某个童年的玩伴吗？
我打开门，闻到一股老旧的味道，这个词是妈妈教给我的，因为她活着的时候，总说这间房子里充满老旧的味道。现在这味道比以前更浓烈，像是很多无头苍蝇扑面而来。这让我有理由相信，这间屋子已经空了很多年。
我不想在房间里踱步，或者左顾右盼，可又无法始终站在原地------站在脚下的暗红色旧地毯上。一种感觉油然而生，好像那些稍纵即逝的梦的碎片，你醒来时试图抓住它们，以便把梦补圆。我觉得自己在漆黑的迷宫里行走，推开某一扇陌生房子的门。突然间我的眼睛觉得如释重负，有几秒钟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外面的太阳光与室内的昏暗反差太大了。
屋子的吊顶还是原来的高度吗？很显然，只有吊顶是原来的高度。我不愿意承认，房子的格局已经彻底变了模样。我手中的钥匙可以顺利地打开这扇门，我看着眼前一一陈列的家具和日用品，我无法把它们和我的过往联系在一起。客厅里，那张旧沙发不见了，它们可能被变卖到了城南边的旧货市场，那里一片混杂……新沙发很整齐，上面盖着带着碎花瓣图案的浅蓝色沙发巾，电视机比以前的大很多。我听着自己在房间里的脚步声，鞋底和地砖的踏踏作响。地砖，房子铺设了新的地砖，杏色地砖。我努力地在房间里寻找记忆里的东西：斑驳的墙壁，上面印着蚊子血，那是我小时候的很多个夏天，打死蚊子之后的象征。溅在墙上的可口可乐，那些咖啡色是擦不下去的，那台笨重的电脑，键盘和鼠标上可能都有油渍，房顶上的钨丝灯泡，厨房里布满刀痕的菜板，姑姑的十字绣作品，爷爷的皮衣……一切都是徒劳，除了那台电脑的主机被扔在一个纸箱里以外，其他的都已经了无痕迹。
房子被重新装修了。
我真的在这里生活过吗？“亏你在这生活了十八年。”，我坐在这张从未坐过的沙发上，看着墙上圆形钟表的秒针，像一名窃贼。我的罪名只有一项：我想偷走我的过去。
抽屉里，散落着医院的证明，各种缴费单，信件。这些东西的下一层，是户口本，房产证，一张红色的工商银行存折，许多个小钥匙，水电卡，几部旧手机，老照片，张志的退伍证，军功章，证书。
一小时一刻钟过去了，我把所有东西翻看了一遍。生活要向前看，我已经假装向前看了二十年。
一个红色的铁质小盒子被埋藏在抽屉的最深处，那里面，有一只上海手表，表链已经断裂，表盘上，除了刻度和指针以外，写着“上海1971”，这是爷爷曾经的东西，他给我讲述过这只手表的故事。还有一张我和沈晨的合影，右下角照片的日期是：2000/5/2。我和她都笑着，我们坐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球场边，我穿着三叶草运动背心，短裤，她穿了一条裙子，淡黄色，头发也是淡黄色，垂到了肩上。她用手搭着我。最后一张照片我感到陌生，我迟疑了很久，还是认不出这到底是谁。照片里是个男孩，瘦高，戴着玳瑁色眼镜，头发自然地向后背过去。一脸严肃，他站在中国地质大学的门口，站地很笔直。我看了照片的背面，没有任何文字，照片也没有日期。我只能根据像素胡乱猜测，这张照片比我那张要清楚很多，2000年还是交卷时代，那这个男孩的照片，可能拍摄于数码时代。也就是，近几年。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张照片的背景：中国地质大学。
很多问题袭来，像一场风暴把我卷进去，然后进进出出，生活中的玩笑已经够多了，除玩笑之外，还要应付各种各样的生活谜题。奶奶的弥留之际由谁照顾？我带着唯一的基因和血液，独自一人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奶奶是我的最后一位亲人。姑姑，爷爷，母亲，父亲，先后离开了我们。我的童年，青年，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不断的告别。我奋力前行，却如同逆水行舟，注定要不停地退回原点。我二十五岁的时候，奶奶去世，最后一位亲人和我永别。
我刚意识到，这间屋子里没有一点陈腐的迹象，家具上的尘土也只是薄薄一层。奶奶去世后，屋里被人收拾打扫过，谁有这间屋子的钥匙？除我之外。在我离开的这些年里，她发生了别的故事吗。
我拿着这个盒子，把它带装在包里。这个盒子代表了某种宿命，家人的过去被定格在里面，这是唯一封存的过去。无论是谁把手表，或者照片装进来，一定有他的意义。对未来，我感到扑朔迷离，但又终于有了一点希望。
二
在国外。开始的三年，我每隔两天就向家里打一个电话，我能想象奶奶坐在棕色的电话柜前，用手把座机举到耳边的样子。我用最简单的语言向她描述我不堪的生活，谈到吃，我喜欢说我吃了很多肉，比国内多，这里的牲口遍地都是。谈到住，我喜欢说我住的很舒服，这里的床垫比被子厚，谈到天气，我没能说谎。印象里，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奶奶，这里总是在下雨。
我们最后一通电话是十七年前，那一年我二十五岁。正在怀特霍尔瓦莱附近一家名叫“今夜不回家”的通宵餐厅当小时工。
那天我工作到深夜。下了班，我脱掉了侍者的衣服，把那件格子外套扔进潮湿的地下室。无时不刻都在下雨……我没有一件像样的风衣……我穿着一件尼龙夹克，从餐厅的走廊里拿了一把黑伞。深夜的查林十字车站街几乎没有一个行人，偶尔有黑色的轿车驶过路上的一层积水。黑夜吞噬着整座城市。我步行到特拉法加广场的一所公共电话厅，雨声滴滴答答，毫无节拍地拍打在电话亭的顶棚上。像往常一样，我按下010-69981365这几个灰色的按键。随着等待的电流声，我的声音几秒钟后传到了大洋彼岸的建设街。
“奶奶。”，我说。
“源昊……”，她说。
我二十五岁时的听力比现在好，可记忆里她的声音很微弱。
“您今天感觉怎么样？”，我说。
“你什么时候回来……”，她说。
“很快了。我忙完就回去了，飞机十多个小时就到北京了。”，我说。
“有准日子吗……”，她说。
“还不确定呢，快了，快了。”，我说。
我头发湿了，滴在了电话按键上，我不知道那是雨是汗。
我们又说了几句，我们的电话只是永远重复那几句话。片刻的沉默之后，一个女人接过电话。
“源昊，是你吧。”，女人说。
“是我。”，我说。
我听出来那是沈晨的声音。虽然相距遥远，我们所面对的时间都不一样------一个白天，一个黑夜。但音色无法骗人。此时此刻，她在正午的建设街，在我唯一的亲人-----奶奶身边，接了我的电话。
“源昊…你……准备回来吗？跟我说实话，奶奶很虚弱，你得跟我说实话。”，沈晨说。
“你来干什么？”，我说。
当时我心情复杂，就像此时我们所处的错乱的白天和黑夜。
“奶奶就你一个亲人了，你在国外。我来照顾奶奶。”，她说。
“你走吧，不用你照顾。”，我说。
“源昊……我们的事可以以后再说，怎么都行，我听你的，但算我求你，你还是回来吧，哪怕再走……”，她说。她的语气变得急促。
“我回去了就走不了了。”，我说。
“那你也得回来，不然我就去找你。”，她的语气突然变得强烈。
“那你来找我吧。”，我平静地说。
“行，明天我就去找你。给我地址。”，她说。
“你比较厉害，不需要地址你就能找到我。”，我说。
“真的，别闹了，都是我的错……回来吧……”，她说。
我能听出她快哭了。于是我挂了电话。
第二天夜里，和昨天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相同的电话。唯一的不同是，这一天夜里没下雨，我得到奶奶去世的消息。
沈晨帮我完成了葬礼。
“源昊……你还是回来吧，我有大事和你说，关系到我们的未来。”，她说。
我四十八小时没睡着。从接到去世的消息。我能听出她好像比我憔悴。
“葬礼的事谢谢你。”，我说。
“什么时候了还说这话。”，她说。
“奶奶走了，我更没有回去的必要了。这儿挺好。”，我说。
“源昊，你就别较劲了，我了解你，嗯………我有大事和你商量，你安静几天，回北京后直接来找我。你记下我的地址，我现在就住在海淀区，离苏州街不远。”，她说。
我记下了她的地址和电话。她没有我的地址，也没有我的电话。那是2002年，我在异国他乡买不起移动电话。我经常换工作，在哪都一样，无非是吃饭，睡觉，抽烟，挣英镑。我们都心知肚明，只能等我单方面联系她，否则她根本找不到我。我就像一片叶子，她记住了我的纹路，却无法追寻。她一定在等我落叶归根。
从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就一直自嘲，说自己是运气最差的人。这次她没说错。我理解她想见我的急切，我让她的自嘲实现了。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看过那个纸条上我记下的任何信息，没有任何一通电话和信件。奶奶去世了，这和我去世没什么区别，在我们曾经生活的地方，我没有勇气去死，没有勇气继续活着，所以我离开了，去了一个遥远的城市，一个庇护所一样的地方，在这里我忍受贫穷和雨水，含糊不清的语言，每天三五小时的睡眠，辣嗓子的劣质酒精和香烟。潮湿给人幻觉，觉得自己身上长满了虱子。天黑了，就随便在哪儿凑合一夜。前途一抹黑，生活一团糟……前行的道路上充满了陷阱、推诿、幻想，回忆，负罪，愧疚，悔恨。我唯一拥有的就是年轻和身体，生活偏离了轨道，可我的内脏还能正常运转，这成了我唯一的资本。即便如此，我也不想回去，我也不想原谅沈晨。更可况，那时，我是个刚刚年满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我变成了孤儿。
三
老房子里一切都很整齐。没人住的房子永远不会杂乱不堪……我的汗顺着脖颈流到后背，浸湿了我脖颈处的碎发，我低估了北京五月的温度，或许是晴天的温度。我听到台阶上传来的脚步声，沉重有力。是某个邻居吧？我轻轻闭上眼睛，生怕他来敲门，我不知道我该如何面对这间房子的访客。他上了三楼，随着一声门响，空气又恢复安静了。没有蝉鸣声和鸟叫。也没有二十年前的叫卖声。四点钟，正是这条街最热闹的时间，每个摊贩该出摊了，蔬菜，水果，熟食……那一年刚出现荔枝这个品种，红色的粗糙外壳。三十元一斤，奶奶从建设街买好，在我开学的时候，自己乘车，车程三小时，然后把荔枝带给我，自己再回到建设街。我透过昏暗，望向窗外，除了缓缓行驶的轿车，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或许我今晚应该在这张方桌上吃饭，然后睡在北屋的床上。把行李中的衣服一一放进柜子里。我可以在这张铺着浅绿色桌布的写字台上写日记，在沙发上听音乐，看电视，最后在妻子的身边安然入睡。我的嘴里现在干涩极了，我想喝杯可乐或者咖啡，酒也行。我恐惧血糖低和嘴里干涩的感觉，血糖低让我眩晕，嘴里干涩让我不停地想吸烟。这两种感觉不得不把我一次次扯回到现实之中……我到卫生间打开水龙头，喝了一大口水，抬头看到新装的那一面圆形镜子，浅草一样的花边。是她装的吗？为了让奶奶开心？沈晨……
我迅速脱了上衣，把四个兜里翻了个遍，随后，裤兜，钱包，整个行李箱里……没有，根本没有，我很想背叛一次过去，可那是徒劳。在伦敦之夜的电话亭里，我根本没记下沈晨的地址。
苏州街。
唯一的记忆。她在电话里提到了苏州街吗？那个没有雨声的夜晚，那个我收到噩耗的夜晚。她提到了，我的记忆没有错，我之所以感到迟疑，是因为我遗忘了她的音色。
就算她没提到苏州街，我也该出发了。二十二年前，我出国的前两年，我们在苏州街名商大厦相识。随后，我们在苏州街中段的一个拐弯处，我记得那里有家名叫“好邻居”的商店，从那里向西走，是一排排居民楼，居民楼的深处是鑫圣旅馆，在那里，我们认识的第一天，我们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感觉……
那一年我十八岁，高中三年级。刚刚失去父母。奶奶为了让我接受更好的教育，她把我的学籍转移到海淀区一所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的上课地点名叫名商大厦。在那里，教育更加开放，时间更加自由。每个人都有单独的老师，每一科都是不同的老师。那里的学生都在独立的小屋子里上课，每间小屋三平米，摆着两张椅子和一张狭长的桌子。上午两节课，下午两节课。相比之前学校，时间上我轻松多了，至于效率，我不清楚。我到那里的第一天，非常安静，我认真听每个老师给我讲的每一节课。傍晚，我回到了学校安排的鑫圣旅馆。一周后，我认识了这里的每个孩子，他们吸烟，夜夜饮酒。半夜偷偷把女朋友叫到自己的房间。
鑫圣旅馆。我现在就出发。出发前，我打开手机，用地图搜索“鑫圣旅馆”，结果是：苏州街不存在这个地方。我如果不忘记过去，是否能过好未来。现在坐在沙发上的我仍然一个亲人也没有……四十二岁，至亲全部去世，孩子还没降临。如果只有死亡令我释然。饿死在这间老房子里，腐烂到地板深处也无人知晓。二十年前我离开时，我是一枚枯黄的叶子，沈晨……呆在原地，如今呆在原地的是我，她变成了不可名状的东西，离我越来越远，我们始终越走越远。鑫圣旅馆，那个记忆中的弥留之地，早已崩塌，沦陷，在苏州街荡然无存。名商大厦一定还存在，那个私立学校呢？还在名商大厦的四楼吗？被隔开的小屋子……教我数学的那位姓贾的老师，头顶为数不多的头发，教语文的王亚东老师，眼镜后面的小眼睛，我只能想起王亚东老师的全名了……剩下的老师和那个负责招生的主任，他们就像只留下脚印的影子。
四
1997年的四月十五日，高考即将到来。我听到四层楼梯间的门被打开了，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女孩去了办公室。我敲了敲隔壁的桌子，告诉他：你看，又来了一个。
她们从办公室出来，我才看到她的样子。她的脸上好像涂了一层白色的液体。眉毛的颜色比其他人更深，我相信，是深棕色。她穿着一条浅蓝色短裤，上身的短袖很短，露着肚脐。她走过来，离我越来越近，那不是错觉，她被安排在我旁边的隔间。
我才意识到，她穿了高跟鞋。鞋和地面碰撞的声音扰乱了我对二次函数的思绪。我猜测，她身高172以上，体重可能只有九十至一百斤。和别的女生相比，她黄色的长发距离腰间更近，而头顶距离天花板更近。她走过来挡住了灯光的光，以至于脸上比刚才暗淡。
一小时以后，她敲开我的门。
“嘿，你有火儿吗？”，她略微低头，笑着问我。她是北京口音。口音比我浓重。
“我有，给你。”，我从裤兜里掏出打火机。
“一块儿？”，她说。眼神里没有疲倦。
“一起抽烟去？”，我说。
“走，去厕所抽一根儿吧，憋坏我了。”，她拍了拍我的小臂。
我们一起去了洗手间。她鞋跟的声音让其他人都注意到了她。
我们面对面站着，她左腿放在右腿前。端着肩，烟轻轻叼在嘴唇上。
“我给你点吧。”，我说。
然后她微微探过头。双手没有护住火苗，眼睛向上看着我。
“你多高呀？”，她问我。第一口烟她没吸。
“一米八五。”，我说。
“真高。”，她说。第二口烟她也没吸进肺里，侧过头，一口都吐了出去。她的脖子和锁骨像一头麋鹿的触角，骨感极了。
我沉默。继续吸烟。
“这学校有什么好玩儿的吗？”，她说。这时，她用左手拿烟，放在了嘴边，右手端着左手。动作停格了，像个雕塑。
“好玩的？”，我熄灭了烟回答。
“你们平时都干嘛？”，她问。
“顶多打篮球跟喝酒。”，我说。
“你能喝多少？”，她说。
“我说不好。”，我说。
一个个子不高的女人叫停了我们，她沿着四层的地砖走向我们，地砖反射着厕所背后玻璃窗的灯光。那是我的班主任，她拍了拍我的肩膀，又看了看沈晨。
那天中午，太阳光打在我的脸上。我们步行到了苏州街的南半段，路过了人民大学西门，那里的保安对来往的车辆登记，我们都抽着烟，我们的右侧就是万泉河桥。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好像没有迷路这个概念，任由那天五月的风吹打在我们露出的皮肤上。沈晨，她如果是个欧洲人，那她应该叫什么名字？或许是希尔维亚。我们第一次并肩而行，没有肢体接触，余光里都是她走路的姿势。
我们继续向前走，她皱了皱眉，我猜是阳光让她感到不舒服。我们的左手边是一家拉面餐厅，深绿色的牌子上印着“清真”两个字。我拿着菜单，她示意让我来点菜。我看着菜单上的印刷字体和后面的阿拉伯数字，偶尔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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