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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麟德元年（甲子，公元664年）
春正月甲子，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以殷王旭轮为单于大都护。
初，李靖破突厥，迁三百帐于云中城，阿史德氏为之长。至是，部落渐众，阿史德氏诣阙，请如胡法立亲王为可汗以统之。
上召见，谓曰：“今之可汗，古之单于也。”故更为单于都护府，而使殷王遥领之。
二月戊子，上行幸万年宫。
夏四月壬子，卫州刺史道孝王元庆薨。
丙午，魏州刺史郇公孝协坐赃，赐死。司宗卿陇西王傅乂奏孝协父叔良死王事，孝协无兄弟，恐绝嗣。
上曰：“画一之法，不以亲疏异制，苟害百姓，虽皇太子亦所不赦。孝协有一子，何忧乏祀乎！”孝协竟自尽于第。
五月戊申朔，遂州刺史许悼王孝薨。
乙卯，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
秋七月丁未朔，诏以三年正月有事于岱宗。
八月丙子，车驾还京师，幸旧宅，留七日；壬午，还蓬莱宫。
丁亥，以司列太常伯刘祥道兼右相，大司宪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检校左相。
冬十月庚辰，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言：
“臣伏睹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贫敝，唯思西归，无心展效。
臣问以‘往在海西，见百姓人人应募，争欲从军，或请自办衣粮，谓之“义征”，何为今日士卒如此’？
咸言：‘今日官府与曩时不同，人心亦殊。曩时东西征役，身没王事，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之弟，凡渡辽海者，皆赐勋一转。
自显庆五年以来，征人屡经渡海，官不记录，其死者亦无人谁何。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参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
顷者破百济及平壤苦战，当时，将帅号令，许以勋赏，无所不至；及达西岸，惟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无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
以是昨发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残者，非独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勋级以为荣宠；而比年出征，皆使勋官挽引，劳苦与白丁无殊，百姓不愿从军，率皆由此。’
臣又问：‘曩日士卒留镇五年，尚得支济，今尔等始经一年，何为如此单露？’
咸言：‘初发家日，惟令备一年资装；今已二年，未有还期。’臣检校军士所留衣，今冬仅可充事，来秋以往，全无准拟。
陛下留兵海外，欲殄灭高丽。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共为影响，若无镇兵，还成一国。今既资戍守，又置屯田，所借士卒同心同德，而众有此议，何望成功！
自非有所更张，厚加慰劳，明赏重罚，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以前处置，恐师众疲老，立效无日。逆耳之事，或无人为陛下尽言，故臣披露肝胆，昧死奏陈。”
上深纳其言，遣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将兵渡海以代旧镇之兵，仍敕仁轨俱还。
仁轨谓仁愿曰：
“国家悬军海外，欲以经略高丽，其事非易。今收获未毕，而军吏与士卒一时代去，军将又归；夷人新服，众心未安，必将生变。不如且留旧兵，渐令收获，办具资粮，节级遣还；军将且留镇抚，未可还也。”
仁愿曰：“吾前还海西，大遭谗谤，云吾多留兵众，谋据海东，几不免祸。今日唯知准敕，岂敢擅有所为！”
仁轨曰：“人臣苟利于国，知无不为，岂恤其私！”乃上表陈便宜，自请留镇海东。上从之。仍以扶馀隆为熊津都尉，使招辑其余众。
【原文华译】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
1 春，正月十六日，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以殷王李旭轮（后来改名为李旦）为单于大都护。
当初，李靖击破突厥，迁三百帐篷于云中城，阿史德氏为其酋长。至此，部落人口逐渐增加，阿史德氏到京师，请求按胡人惯例，立亲王为可汗以统领。
高宗召见，对他说：“今天的可汗，就是古代的单于。”所以改为单于都护府，而以殷王在京师遥领。
2 二月十日，高宗前往万年宫。
3 夏，四月五日，卫州刺史、道孝王李元庆薨逝。
4 四月二十九日，魏州刺史、郇公李孝协被控贪赃枉法，赐死。
司宗卿、陇西王李傅乂等上奏求情说，念及李孝协的父亲李叔良死于王事（高祖时，在与突厥的战争中，被流箭射中阵亡），李孝协没有兄弟，恐怕绝嗣。
高宗说：“法律只有一个，不因为亲疏不同而变更，如果危害百姓，就算是皇太子也不能不赦免。李孝协有一个儿子，还担心祖宗没有祭祀吗！”李孝协竟自尽于家中。
5 五月一日，遂州刺史、许悼王李孝薨逝。
6 五月八日，在昆明弄栋川设置姚州都督府。
7 秋，七月一日，皇帝下诏，麟德三年正月有事于泰山。
8 八月一日，皇帝车驾回到京师，住进当亲王时的旧宅，留宿七天；八月七日，回到蓬莱宫。
9 八月十二日，擢升司列太常伯刘祥道为兼右相，大司宪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检校左相。
10 冬，十月六日，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言：
“臣观察现在的驻防部队士兵，疲惫羸弱的多，勇敢健壮的少，衣服贫敝，唯思西归，无心为国效力。
臣问他们：‘以往在海西，见百姓人人应募，争欲从军，或者申请自己置办衣服粮食，称为义征，为什么今天的士卒到如此地步？’
他们都说：‘现在的官府与以往不同，所以人心也不一样。以前东征西讨，为国牺牲的，都有皇帝敕使吊祭，追赠官爵，或者把死者的官爵转授给儿子、兄弟，凡是渡海征辽的，都赐勋一级。
但是，自显庆五年以来，出征士兵屡次渡海，官府都不记录，其死者也无人过问，都不知道是谁。
州县每次征发百姓为兵，其中健壮而家境富有的，用钱财贿赂，都能藏匿得免；而贫穷人家虽然身老体弱，被征发就要即刻编入行伍。
之前击破百济及平壤苦战，那个时候，将帅号令，许诺以勋赏，什么承诺都有；等战后回到西岸，只听到枷锁的声音，被关押审问，褫夺赏赐和功劳，州县传唤追捕，无以自存，公私交困，一言难尽。
所以，最近从海西开拔时，已有逃亡自残的，不是到了海外才这样。
又，本来在战场上立功受赏，大家都以为荣宠；而近年出征，有功勋的士官，也要去拉车拉船，劳苦与白丁无异，百姓不愿从军，都是这些原因。’
臣又问：‘以前士卒留下镇守五年，也能坚持，如今尔等才刚刚一年，怎么衣服就如此单薄破露？’
他们都回答说：‘当初从家出发时，只收到命令说准备一年资装；如今已经两年，还未有还期。’
臣检校军士所留衣服，今年冬天还可勉强对付，到明年秋后，就完全没有衣服可穿了。
陛下留兵海外，是想要殄灭高丽。百济、高丽，一向结党为援，倭人虽远，也相互影响，如果我们不留兵镇守，百济很快还会成为一国。
如今既然留军队戍守，又设置屯田，所依靠的，就是士卒能同心同德，而众人有此议论，怎么能指望成功！必须改变做法，厚加慰劳，明赏重罚以振奋人心，如果还像现在这样处置，恐怕士众疲惫，军心瓦解，立效无日。
这些话听起来刺耳，或许无人为陛下尽言，所以臣披露肝胆，昧死奏陈。”
高宗采纳他的话，派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将兵渡海以替代旧镇之兵，并敕令刘仁轨一起回来。
刘仁轨对刘仁愿说：“国家悬军海外，是想要经略高丽，这事很不容易。如今秋收还未完成，而军吏与士卒全部替换而去，军将又归；夷人新服，众心未安，必将生变。不如暂且留下旧兵，慢慢让他们收割庄稼，办具资粮，分梯次遣还；军将暂且留下镇抚，不能回去。”
刘仁愿说：“我之前回到海西，大遭谗言诽谤，说我多留兵众，密谋盘踞海东，几乎不能免祸。今天我只知道执行皇帝敕令，岂敢自作主张！”
刘仁轨说：“为人臣者，只要能有利于国家，知无不为，怎能只顾自己安危！”
于是上表陈说利害，自请留下镇守海东。高宗听从。仍以扶余隆为熊津都尉，命他招辑百济余众。
【学以致用】
这一段思考几点
01，利益机制变了，人心就变了
之前人人抢着要要从军，哪怕自备粮食都行，而现在呢，富有的人出钱逃避从军，没钱的人宁愿自残也不愿意参加。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本质就是利益导向以及利益保障的问题
想要大家参与，首先得看你给的利益够不够大，其次得看你说话算不算数。
其实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 话是可以讲的很漂亮的，但是事能不能做的漂亮，能不能言行一致，别人会静静的看你的行动。并且只给你一次机会。
我的体会就是，只要利益机制到位，没人是愿意躺平的。 而一个人之所以会躺平，是因为对机制、政策的失望，他只能用躺平的行为来维护自己仅有的利益（时间、空间、精力，不至于被无限剥削。
02，“人臣苟利于国，知无不为，岂恤其私！”
身处重要岗位，是听话重要，还是执行组织（老板）的意图重要？
刘仁轨、刘仁愿这两人的对话再次体现了这种关键时刻的抉择问题。
谁是站在组织立场？谁是站在个人立场？国家与个人，哪个为先？
刘仁轨的这种理念，气势，让我想到了咱们的大元帅彭老总，如同一团火焰，日月可鉴。
03，刘仁愿这里有个很大的问题值得思考。
刘仁愿因为遭受到谣言诽谤而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只想听话照做。
但是，问题来了，正是因为他选择了听话照做的应对方式，反而让他更加的被李唐公司怀疑，最后差点被杀。
刘仁愿手握重兵，又孤悬海外去远征，是个老板都可能担心你会不会跑路。更何况还有那些眼红你发战争财的人，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发财，他们都会来对付你。
所以，刘仁愿的阶级身份，决定了他必然有谗言与诽谤的。
那么，可能的应对方法是什么呢？
一种方法就是像刘仁轨这样的，价值观一以贯之，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永远是先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你敞开来玩，不玩虚的暗的经，得起查，也不怕查。
二是像曾国藩那种，用点技巧，给家里人，或其他人写点笔记，让李唐公司的老板从笔记中看到你的志向，想法，态度等，让老板对你放心。
但我个人还是觉得刘仁轨的方式比较简单，无需过多技巧。诚字为先，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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