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带着闺女干了一件“大事”——领她扎耳眼儿，怕她不敢还找来她的闺密跟我的闺蜜一起陪同着给她壮胆，结果到那才知道现在扎耳眼儿竟然超级简单快捷，以致整个过程她眼睛都没眨一下。
美容师是朋友的熟人，很热情，只见她先用酒精棉给闺女耳垂反复消毒，又仔细对比定位好两边耳眼儿的位置，然后现拆封一种类似于订书器的一次性的塑料小夹子，夹在闺女耳垂上轻轻一捏，“啪”的一下，一个亮闪闪的小耳钉就穿进了耳垂里，连同后面的耳堵都一并戴上，原来它直接就装置在那小夹子里，据说材质和骨科手术钢钉一样，不会过敏，美容师叮嘱我们七天不要沾到水，其他不用管，因为有认识人，收了我们二十块钱。出来以后我问闺女疼不疼，她说就疼一点点儿，而且很轻，看她耳朵果然是没红没肿的。不出意料，她又犯了“刨根儿队”的职业病，问起了我的耳眼儿是怎么扎的，也成功勾起了我的回忆。
每年清明，都是聚堆扎耳眼儿的时候，就像二月二都去扎堆理发一样。之所以选在清明，因为这个季节气温不冷不热有利于伤口愈合，家乡话叫“不孬发”，也就是不感染的意思。
在从前，大多数的农村女孩小时候就已经扎了耳眼儿，没有几个是成年后扎的，为此还衍生出一句颇具贬义的俗语“现上花轿现扎耳朵眼儿”，来形容某些人做事提前准备不充分临阵忙活。有的人家会在女孩出生第三天把耳眼儿扎好，说是小孩好的快还不知道疼。疼肯定会疼，只不过小婴儿不会说而已。如果下不去手，那就只有等大一点再找人扎。那时扎耳眼儿是“纯手工”，不像现在用一次性的小工具，我是在四五岁时自己去老太奶家让她帮我扎的，老太奶是一个干净利落的老太太，整个屯子的小女孩儿都会找她老人家给扎耳朵眼，那时也没收钱一说，看似针穿过肉的简单动作实则是个技术活，都找老太奶是因为她扎的好不孬发。她先是用两粒高粱（也有人会用黄豆，但黄豆面积大，捻过的耳垂受伤面积就大，恢复的肯定慢）在耳垂的一前一后对着细细捻动，直到把耳垂肉捻的薄薄的出来一个深深的小窝儿，然后用酒洗过绣花针，穿上红线，而红线也用香油浸润过，为什么要用红线？大概人们是对红线有些迷信吧，直到现在，人们扭了手崴到脚也会找根红线拴在腕子上，说可以消肿。耳垂肉被捻的木木的疼，真正针穿过肉时反到没什么感觉了，老太奶会把红线系一个活结，嘱咐梳头的时候别刮到，晚上用酒洗洗，把线来回动动，七天以后线拽掉戴上纯银的耳坠，这叫“过银”，据说没过过银的耳朵眼儿摘了耳坠容易长死。那个年代每家多少都有几样老人传下来的散碎银饰，都会给姑娘准备一副银的耳圈儿，留着扎耳眼儿时戴。
还记得那天去了十来个大大小小的小姑娘，排着号等着老太奶扎，有一个小姑娘叫英子和我同岁，后来成为我的同学，她长的很好看，娇滴滴的，老太奶给她捻高粱时她就在哭，整个过程她妈一直摁着也一直吆喝着，勉勉强强扎完一个耳洞，她哭的差点没背过气去，她妈气的刚一松手，她便飞似的跑走了。我与英子二三十年不见，也不知道她后来是不是也还只有一个耳眼儿。
相比之下，我是个勇敢的孩子，虽然只有四五岁，但小嘴说话明明白白一口一个“老太奶”的叫着，而且由于是本家的重孙辈，老太奶格外喜欢我，一个劲儿的夸我“是一个儿”（厉害、勇敢），而我当时大约也是为了表现自己，就硬生生的挺着没掉一滴泪，但至今仍清楚的记得高粱粒捻耳垂时那种火烧火燎的疼。可能我也想哭，但怕哭出来像英子一样被人家笑话，怕被说不勇敢。三岁看老，长大后的我也习惯了隐忍不哭，哪怕很疼，但这绝不是优点。
我十多岁时，又流行一种叫“激光枪打耳朵眼”的方式，很多爱美的女孩在原来一个耳眼儿的基础上，又在耳朵边上加了2到3个洞，可那个时候所谓勇敢的我却没有了那个勇气，我总觉得那个“激光枪”肯定没有老太奶扎的准成，况且在我的审美里，一个耳眼是传统，多个耳眼儿也欣赏不来。直到多年后，扎了多个耳眼儿的那些女孩儿出嫁前婆家会把那几个耳洞都给买上金饰，一个耳眼儿的才调侃说早知道咱也多扎几个了！闺女开玩笑说：妈妈我应该一起打三个耳眼儿，我是满族，满族女子有“一耳三钳”的习俗。我说：给你扎成漏勺你要不要？
30多年过去，我长大，身边的人变老，我变老，孩子长大，一代一代更迭就像草木青黄，许多时候我们都会不由自主的陷入回忆里，回忆里，时光静好，依约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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