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恩如山

    父亲是一座大山，母亲则是围山环绕的河。山是儿女们的依靠，河则是儿女们的生命之源泉！

    对父亲来说，孩子们往往于母亲更亲近些。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在婴幼儿时候，喝着母亲的奶水一天天长大，同时也与母亲肌肤接触较多，从小就与母亲天然地形成了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做父亲的则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一家大小的生计上去了，自然与孩子们亲近交流的机会相对要少些。中国的传统又是男主外，女主内。更何况自古就有严父慈母之惯势，长此以往，父亲与子女们在情感上的距离越拉越远亦属必然。《周易》说，父亲属乾，天行健。为了一代一代地生息繁衍，身负父责，不得不自强不息。哪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顾及子女们幼小时候的生活细节？子女们不知不觉就对父亲敬而远之了。母亲则如大地，厚德载物。一个生命，从孕育，到精心呵护成长，这一切重担大多落在了母亲的肩上，所以母爱给子女们留下的印记就格外深刻！

    父亲多关注的是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母亲则如床上的被子为子女驱寒取暖。

    我从幼小长大成人，无论是欢乐还是忧愁，总是想跟母亲倾诉，父亲当然也想了解。每当我跟母亲分享快乐或是诉说忧愁的时候，父亲总是砸吧噙着烟袋的嘴静静地听。偶尔也想问问，嘴唇嚅动一下，见我没有主动跟他交流的意思，又只好把已到唇边的话咽回心里去。每每想要了解我心里有何需求，母亲自然就成了我们的信息传输器。随着时间的推移，久而久之，父亲要想操心我的事，或欲叮嘱我在外面要注意的事，就直接吩咐给母亲了。父母生活的时代，不像现在的通讯那么方便。每当我从家里出外求学和求生活的时候，父亲习惯性的要在厨房里转转，问母亲是否给我准备好了在路上的干粮?该带的东西有忘了收拾的没有？我当时就很烦父亲：一个大男人怎这么婆婆妈妈的？现在只要带几张人民币在身上不就行了（那时还没时兴智能手机和银行卡）？谁还这么大包小包的多麻烦！转眼间，自己的孩子大了，我又自觉不自觉的拾取了当年父亲婆婆妈妈的习惯，想来，既对自己的举动觉得好笑，又怨自己当初咋就那么不懂事体？这正是：父母痴心本天性，能解此性自为之！

    父亲从小是个孤儿。两岁半失去了他的父亲，四岁时母亲又丢下他升仙了。姥姥抚养了他三年也撒手人间。舅舅忠厚木讷，舅母是河东狮子。先有姥姥护着，姥姥一走，我父亲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头。私塾也读不成了，舅母嫌他吃闲饭，就让他放牛。在他九岁的时候，因挨了舅母的毒打，就从他舅家只身逃走，后被汉戏班子收留了他。那时的戏班子也就是博人取乐的讨饭乞丐，生活是非常艰辛的。父亲自小练就了一身童子功，做打念唱无有不精。先是唱旦角，后被同行嫉妒，暗下毒药破了嗓子，在师父的精心指导下，又改唱铜锤花脸。建国后，在县剧团编排过一些现代戏。可是，刚刚有个相对稳定的演唱环境时，好景不长，一夜之间就被打成右派，押往农村“接受群众监督，进行劳动改造”。

    在我的前面是两个姐姐，她们都不到十五岁就上三线修建襄渝铁路去了。在我们姊弟中，我是唯一上过几天学的。父亲逢人便说：“我们家也算有了个文化人呢！”我当时很怨恨父亲的到处张扬。后来才知道，父亲大半生被人看不起，自己的儿子能识几个字了，理所当然地要扬眉吐气的骄傲骄傲了。时过几十年了，我常常为自己没有努力争气反而怨恨老父而自责和羞愧！

    有一次，我们家悄悄来了一个客人。母亲去自留地刨了半篮子土豆。深绿色的禾苗刚开始现花，土豆才鹌鹑蛋大，用手一捻，一层粗皮就去了，剩下白泡泡的嫩蛋蛋就像公鸡的肾。再过一二十天也许就算成熟了。母亲再心疼也只好下手。因为自从父亲下到农村，从来就没有一个客人来会过他的。父亲和客人各吃了两碗豆角煮土豆后，来了精神，说着说着就用手里的烟锅子在坐凳上敲打着节拍，唱了一段什么《捉放曹》。客人是陈宫，父亲便是曹操。唱完了，又给我们讲了《三国演义》这段故事。我禁不住问他们：曹操为什么要恩将仇报，乱杀无辜？父亲当时很神秘又很严肃地嘱咐我，不许在外头乱讲。好像曹操就是当时的国民党特务，或者就是父亲右派分子的同党！

    半年后，父亲走了一百多里的山路（父亲没有乘车的命，乘车不到二三里就呕吐得不行，更何况那时也不具备享受那种便捷的条件），在他原先的粉丝（当然那时还没发明这个词儿，称其为“票友”又不准确，故暂借用之）那里借来了一套线装本《三国演义》。我现在家里也有几千册藏书了。我有这点微薄的家底，其原始动力不仅仅是这部古典小说，更是父亲把一份爱子之心是怎样付诸于行动的感人过程。！

    有邻生产大队（即现在村级单位）只有地主和富农，缺少反革命分子和右派，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把抓阶级斗争声势造大，就想了个主意：把我父亲借去陪着该村的地主挨斗。总算借人批斗的生产大队干部也还善良，他们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于是，抽调几个妇女劳力，蒸了两笼白面肉馅包子。每重四两，一人一只。父亲的那只没舍得吃，晚上回来给了我。半夜，我在睡梦中被母亲推醒。问我：“包子呢？”我愣住了。那还有包子？我们一年到头都没见过油腥儿，就连没掺过野菜的包谷糊糊也没吃过几顿。见了这又白又香的包子，还不像猪八戒见了人参果，连什么味都来不及尝出来就没了？在煤油灯傍，我见母亲眼中噙着泪花，说：“你一点都不懂事。你爹一天没吃啥，这半夜三更的，心慌病又犯了，拿啥给他止慌病？出了好几阵冷汗，喝两碗凉水都不中用。”我无比愧疚，急得直哭！母亲把我书包摸一摸，幸亏那枚准备换铅笔的鸡蛋还在。她拿着出去，走几步，又走回来，摸着我的头，说：“吃进肚里的东西也吐不出来了，哭有啥用？快睡吧，明天早点起来上学去。”母亲揉着眼睛走了。

    第二天早晨，我早早就起了床，还是没见到他们。——父母比我更早就去生产队上工去了 。自那以后，我就养成了一个近乎吝啬的习惯：凡有好吃的东西总舍不得吃，一直珍藏着霉烂变质后，还只得丢掉。

    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也就十三岁了（断断续续的上学，我自然就成了同年级里边的“大学生”了）。在几个星期以前，学校就开始了秧歌表演排练。给我安排的节目是四个小伙伴一起说的“三句半”。在鼓点的节奏中，前三人一人一句，最后一人用半句或总结，或概括前边的三句话。形式活泼，幽默风趣。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是孩子们的表演，但在那个文化生活枯慌的年代，学生和家长都充满了期待。

    到了“六一”这天，我们早早就走了五六里路，来到中心小学操场坝里汇演。不想天不作美，从早晨八点就开始下瓢泼大雨。下午三点多了，也是平时放学的时候了，雨还没有减小的意思。我们几个同学就只好冒雨往回走。从中心小学回家还得淌水过两道河。此时却河水暴涨，我们几个孩子就准备各自淌水过河。当我还没过到河沟的五分之一时，急湍凶猛的河水就把我冲走了一仗多远。我利用放学后的时间采摘金银花，有生以来买的第一双新“解放”鞋也被水冲走了。河水正要把我冲下岩坎的时候，父亲把我捞了起来。

    原来，父亲早就来接我了。只是雨太大，他去在一户人家避雨，尽管两眼随时盯住我们回家要经过的路上，但从发现我们到他跑到河边，我们就自己已经开始涉河了。

    自此以后，我去到中心小学上学的两年中，每逢下雨，到下午放学的时候，父亲就在这条河边守着。无论雨有多大，父亲就像一座塔碑一样在雨中站着，任雨水顺着斑白的头发、木刻版画般地脸颊上流着。眼睛望着我放学回家必经的路上，再也不敢粗心大意去人家里避雨了。那是一尊活的雕塑！

高中毕业（那时招生还没改为秋季），我一个女同学考上了地方师专，约好我去祝贺。父亲也要坚持去（其实，他有其为我考虑的如意小算盘）。结果，他喝得酩酊大醉。我只好脱了鞋，光着脚，背着父亲在冰雪路上走了两里多远。老实说，我当时是很怨父亲的。不是因为我冻了脚，也不是因为护理酒醉人嫌烦，实是他给我丢的面子太大了。为此，我有两年没跟父亲说话。

    当你冷静下来再仔细想想：父亲为你不知付出了多少，为人之子的，就不能容忍和原谅老父的一点小小过错？

    1989年，我在江苏无锡接到家信，说父亲病危。接信后，我立即赶回家，父亲已处于昏迷状态了。当我在床前把父亲喊醒后，父亲只说了一句话：“我对不起你，自那次出了你的洋相，我就戒酒了。我现在好想喝口酒，你看行吗？”我背过脸去揩去了泪水，给他递上了一杯散装包谷酒，他抿了一小口，呛的半天踹不过气来。我扶起他坐在床上，他人生中最后的一小杯酒未喝完就这么匆匆地走了，他留恋不舍地凄凉而去......

    母爱细腻如水之柔，父爱粗豪坦率，厚实若山！

                                                                                                                       二零一七年深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