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政府、企业和个人规划不远的将来时，多半不会考虑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史无前例的。核武器发明之后，超级大国之间如果还想挑起战事，无异于集体自杀的疯狂举动，于是逼着全球最强大的几个国家找出和平的替代方案来解决冲突。同时，全球经济导向也已经从物质经济转变为知识经济。过去主要的财富来源是物质资产，比如金矿、麦田、油井，现在的主要财富来源则是知识。发动战争虽然能抢下油田，却无法霸占知识。因此，随着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战争能带来的获利已下降；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越来越局限在世界的特定区域（比如中东和中非），这些地方仍然维持着老式的物质经济。
卢旺达在1998年入侵邻国刚果（金），抢占该国丰富的钶钽铁矿（Coltan），这种矿产是生产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而刚果（金）钶钽铁矿的蕴藏量足足占了全球的80%。卢旺达靠着掠夺来的钶钽铁矿，每年能赚2.4亿美元，对于贫困的卢旺达来说这可是一大笔收入。
相较之下，如果中国入侵美国加州夺下硅谷，却是毫无道理，因为就算中国获胜，硅谷也没有硅矿可动。中国能够赚到几十亿美元的方式之一，是和苹果及微软等高科技公司合作，购买软件、制造产品。卢旺达辛辛苦苦从刚果（金）抢夺钶钽铁矿的全年所得，还不如中国平平安安靠贸易在一天之内赚得多。
2.那么，恐怖主义又该怎么说？就算各个中央政府和强权都学会了克制，恐怖分子对于使用新的毁灭性武器可不见得会思考再三。这当然是个令人担忧的可能。然而，恐怖主义只是得不到真正权力的人采取的软弱策略。至少在过去，恐怖主义的手段是散播恐惧，而不是造成严重的实质损害。恐怖分子通常无力击败军队、占领国家或破坏整座城市。肥胖及相关疾病在2010年造成约300万人死亡，而相较之下，恐怖分子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数是7697人，多数在发展中国家。
对于一般美国人或欧洲人来说，可口可乐对生命造成的威胁，可能远比基地组织要大。
这样说来，恐怖分子究竟是怎么占据新闻头条、改变整个世界政治局势的呢？答案就是让敌人反应过度。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就是一种表演。恐怖分子安排一场令人惊恐的暴力演出，抓住我们的想象，让我们以为自己即将再次陷入中世纪时期的那种混乱当中。于是，各国常常觉得需要对这场恐怖演出做出回应，便刻意上演一场安全的大戏，比如迫害某地区全体人民，或是入侵其他国家，以显示其国力强大。在大多数时候，这种对恐怖主义的过度反应，反而比恐怖主义本身造成的安全威胁更大。
恐怖分子就像一只想要大闹瓷器店的苍蝇。苍蝇如此弱小，凭一己之力连一只茶杯也挪动不了，于是便找来一头牛，钻到它的耳朵里嗡嗡叫，让牛因为恐惧和愤怒而发狂，从而破坏整个瓷器店。这正是过去10年间在中东发生的事情。如果只靠自己，伊斯兰激进组织绝不可能推翻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于是他们发动“9·11”恐怖袭击激怒了美国，让美国破坏了中东这家“瓷器店”。现在，伊斯兰激进组织在一片废墟中蓬勃发展。恐怖分子如果仅靠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把我们拖回中世纪、重现“丛林法则”。他们只能试着激怒我们，而最后的结果就要看我们如何回应。如果“丛林法则”真的再现，我们其实必须负起责任。
3.有一个著名但可能是杜撰的故事，说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纳托尔·法朗士和美丽而有天分的舞者伊莎多拉·邓肯1923年碰面时的情景。两人讨论着当时流行的优生运动，邓肯说：“想象一下，孩子有我的美丽、你的智力，该有多好！”而法朗士则回答：“你说得没错，但如果孩子有的是我的美丽、你的智力，又该怎么办？”
4.有些复杂系统（例如天气）完全无视我们的预测，但人类发展的过程则会对预测产生反应。事实上，预测越准确，引起的反应就越多。因此很矛盾的是，随着我们收集更多资料、提升运算能力，事情反而会变得更出乎意料且难以预测。知道得越多，能预测的反而越少。举例来说，假设某天专家解开了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这时银行、政府、投资人和客户会立刻应用这项新知、展现新的行为，希望能够战胜竞争对手。毕竟如果新知识无法带来新的行为，岂不是说明它毫无用处？但令人遗憾的是，只要人们一改变行为模式，新形成的经济理论就立刻过时了。我们或许能够知道经济在过去是如何运行的，但已经无法再确知经济在目前如何运行，未来就更不用说了。
以上并不是某个假设的案例。在19世纪中叶，卡尔·马克思提出了卓越的经济见解，并据以预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将日益激烈，无产阶级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马克思当时十分肯定，革命将率先发端于工业革命的领头国，例如英、法、美，接着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
但马克思忘了资本家也会读书。一开始只有少数几位弟子认真看待他的理论、仔细阅读。随着社会主义的火炬逐渐得到追随者而壮大，资本家开始有所警觉，也跟着细读了《资本论》，并采用了许多马克思分析时的工具和见解。在20世纪，从街头的年轻人到各国总统都接受了马克思对经济和历史的思考方式。即使是极为抗拒马克思主义预测的资本家，也在利用马克思主义的预测。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20世纪60年代越南和智利的情况时，就将社会分为不同阶级。在尼克松或撒切尔夫人考虑全球局势时，也会自问是谁控制了生产的重要工具。从1989年到1991年，老布什眼看着苏联帝国走向败亡，但在1992年总统大选时被比尔·克林顿击败。克林顿的胜选策略可以浓缩成他的竞选口号：“笨蛋，问题在于经济！”就算是马克思本人，也没法说得更好了。
当人们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时，也就随之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位于英法等国的资本家开始改善工人待遇，增强他们的民族意识，并让工人参与政治。因此，当工人开始能在选举中投票、工党在一国又一国陆续取得权力时，资本家也就能够继续高枕无忧。于是，马克思的预言未能实现。英美法等工业强国并未发生大规模共产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也未在这些国家登上历史舞台。
这正是历史知识的矛盾。知识如果不能改变行为，就没有用处。但知识一旦改变了行为，本身就立刻失去意义。我们拥有越多数据，对历史了解越深入，历史的轨迹就改变得越快，我们的知识也过时得越快。
我们也希望历史学家去审视前人的行为，好让我们善则从之、恶则改之。但实际情况几乎永远不是这样，原因就在于现在和过去的情况实在太不相同了。如果现在去研究汉尼拔（Hannibal）在第二次布匿战争（Second Punic War）中的战术，希望在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时派上用场，这只是浪费时间。过去在骑兵战中奏效的策略，用在网络战上并不见得能占便宜。
5.我们每个人都出生于某个特定的历史现实，受特定的规范和价值观制约，也由独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来管理。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所处的现实是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一切纯属自然、不可避免、无法改变。但我们忘了世界是由一连串的意外事件所创造的，历史不仅塑造了我们的科技、政治和社会，也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恐惧和梦想。“过去”从祖先的坟墓里伸出冰冷的手，掐住我们的脖子，让我们只能看向某个未来的方向。我们从出生那一刻就能感受到这股力量，于是以为这就是自然，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很少试着挣脱并想象自己的未来还有其他可能性。
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挣脱过去的桎梏，让我们能看向不同的方向，并开始注意到前人无法想象或过去不希望我们想象到的可能性。观察让我们走到现在的一连串意外事件，就能了解人类的每个念头和梦想是如何变成现实的，然后我们就能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并编织出不同的梦想。研究历史并不能告诉我们该如何选择，但至少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选项。
发生在大规模社会革命中的事，同样也会发生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一对年轻夫妇正在为自己盖一个新家，他们要求设计师在前院要有一块漂亮的草坪。为什么想要一块草坪？他们或许会说：“因为草坪很漂亮啊。”但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这件事背后也有历史原因。
在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并不会在洞穴入口种草。而如果参观雅典卫城、罗马卡托皮林神殿山、耶路撒冷犹太圣殿或北京紫禁城，也都没有一片绿油油的草地欢迎访客。这种在私人住宅和公共建筑前设置一片草坪的想法，诞生于中世纪晚期英法两国贵族的城堡。到了现代早期，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成了贵族的标志。
想要有一片漂亮的草坪，除了要有地，还得付出许多心力，特别是以前可没有自动洒水装置和割草机。而到头来，草坪并不会产生任何价值，甚至不能放牛羊进去吃草，否则就可能被啃秃踩坏。贫穷的农民负担不起，绝不可能把宝贵的土地或时间浪费在草坪上。于是，城堡入口处那片完美的草地，就成了无人能造假的身份象征，威风地向经过的人宣告：“本人财粮满仓，威权显赫，领土农奴无数，区区绿地岂在话下。”草坪越广阔、修整越完美，就代表这个家族越强盛。如果你拜访一位公爵，却看到草坪维护不佳，就知道他有麻烦了。
往往要到重要庆典和社交活动时，才能用到这些珍贵的草坪，其他时间则严禁染指。就算到今天，无数的宫殿、政府建筑和公共场所前，还是会出现一则严厉的告示，警示众人“不得践踏草坪”。我以前在牛津大学，整个四方院子中间就是一大片美丽诱人的草坪，每年只有一天允许我们走上去或是坐一坐。至于在其他日子里，如果哪个学生斗胆用脚亵渎了那片神圣的草坪，我们就只能为他一声悲叹了。
王室宫殿和公爵的城堡让草坪变成一种权力象征。就算到了现代晚期，王朝倾覆、公爵人头落地，新掌权的总统和总理还是保留了草坪的传统。从国会、最高法院、总统官邸到其他公共建筑，就这么用一片又一片平整的绿地宣告着自己的权力。同时，草坪也征服了体育界。几千年来，从冰面到沙漠，人类的运动几乎用过所有可能想象到的地表。但在过去这两个世纪，足球或网球非常重要的比赛，用的都是草地。当然，这是在你有钱的前提下。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巴西足球的下一代还在沙土地上踢着临时权充替代的球；但到了富裕的市郊，富人的儿子们则是在精心维护的草坪上开心玩耍。
于是，草坪在人们心中成了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象征。这也就难怪到了19世纪，新兴中产阶级对草坪也是热烈欢迎。一开始，只有银行家、律师和企业家能够负担得起在自己的私人住所布置这样的奢侈品。等到工业革命使中产阶级扩大，并发明了割草机、自动洒水装置，数百万家庭忽然也负担得起，能够在自家门口种上一片草坪。于是在美国市郊，平整漂亮的草坪也从富人阶级的奢侈品转为中产阶级的必需品。
6.然而，人类世并不是最近这几个世纪才出现的新现象。早在几万年前，智人的石器时代祖先就从东非走向地球的四面八方，每到一个大陆和岛屿，就让当地的动植物发生了改变。他们灭掉了所有其他人类物种、澳大利亚90%的大型动物、美国75%的大型哺乳动物、全球大约50%的大型陆上哺乳动物；而且此时他们甚至还没开始种小麦，还没开始制作金属工具，还没写下任何文字，也还没铸出任何钱币。
大型动物之所以首当其冲，是因为它们数量相对较少，繁衍也较慢。我们可以用猛犸象（灭绝）和兔子（幸存）来举例。一群猛犸象的成员一般只有几十头，而且繁衍速度大概就是每年只有两头小猛犸象。因此，只要当地的人类部落每年猎杀三头猛犸象，就足以让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几代之间就会让猛犸象消失。相较之下，兔子则是生个不停。就算人类每年猎杀几百只兔子，仍然不足以让它们就此灭绝。
人类祖先并非处心积虑地要消灭猛犸象，而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有什么后果。猛犸象等大型动物的灭绝，就进化的时间尺度来看十分迅速，但就人类观感而言却是个缓慢的进程。当时人类的寿命不过七八十年，但整个灭绝的过程却花了几个世纪。远古的智人可能压根儿就没注意到，每年猎一次猛犸象、每次只猎两三头，竟然会让这些毛茸茸的巨兽就此灭绝。
7.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达成共识，放弃这些严苛的行为主义理论，承认情感需求的重要性。在一系列著名（而且残酷到令人震惊）的实验中，心理学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在幼猴刚出生不久，就将幼猴与母猴分开，隔离在小笼子里。笼子里有两只假母猴，一只是金属假猴，装有奶瓶，另一只是绒布假猴，但没有奶瓶，结果幼猴紧抱着绒布母猴。
有一件事，这些幼猴都懂，但是约翰·沃森与《育儿》的育儿专家却不懂：哺乳动物要活下来，仅靠食物还不够，还需要情感联结。经过几百万年进化，猴子天生就极度渴求情感联结，这让它们认为，比起坚硬、金属制的物体，毛茸茸的物体比较可能建立起情感联结。（也是因为这样，儿童更可能紧抱着洋娃娃、毯子或是臭烘烘的破布，而不是什么厨具、石头或是木块。）正是因为对情感联结的需求如此强烈，哈洛实验里的幼猴才会不理睬能提供奶水的金属母猴，而投向唯一看来可能满足它们需求的绒布母猴。但很遗憾，幼猴的真心渴望始终没能得到绒布母猴的响应，于是这些幼猴在心理和社交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长大后成为神经质和反社会的成猴。
我们今天回顾20世纪早期的儿童养育指南，会感到难以置信。专家怎么可能没发现儿童有情感需求？怎么可能不知道儿童心理和生理的健康除了需要满足食物、居所和医疗照顾之外，满足情感需求也同样重要？然而，一讲到其他哺乳动物，我们却不断否认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像约翰·沃森和《育儿》杂志的育儿专家一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人虽然给小猪、小牛和儿童提供了物质需求，却往往忽略它们的情感需求。于是，无论是畜牧业还是奶品业，都是以打破哺乳动物最根本的情感联结为基础的。农民让母猪和母牛不断怀胎，但小猪和小牛出生没多久就被迫与母亲分离，常常终其一生都未能吮吸母亲的乳头，也没能感受到她的亲吻和温暖的爱抚。哈里·哈洛对几百只猴子所做的事，现在畜牧业及奶品业每年还会在几十亿头动物身上上演。
8.或许，人类之所以最后能主宰这个星球，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第三个因素，而是因为智力和制作工具的能力都提升了？看来不然，因为翻阅历史，个人的智力和制作工具的能力与人类物种的能力提升并没有直接关系。两万年前的一般智人，智力和制作工具的能力可能都要超过一般现代人的水平。现代学校和雇主虽然经常会测试我们的能力倾向，但不管测出来结果多差，福利国家仍然会保障个人的基本需求。而在石器时代，自然选择会每天24小时测试你，而且在数不尽的测试中，只要有一项不过关，你就可能立刻毙命。然而，虽然我们石器时代祖先制作工具的能力更优秀、头脑更清晰、感觉更敏锐，但两万年前的人类仍然比今天弱小得多。
在这两万年间，人类从原本用石矛头的长矛来猎杀猛犸象，进化到能制造宇宙飞船探索太阳系，并不是因为人的双手变得更灵巧了，也不是因为大脑进化得更大了（事实上，现代人的大脑似乎还小了一些）； 我们征服世界的关键因素，其实在于让许多人类团结起来的能力。
如今人类完全主宰地球，并不是因为单个人比单个黑猩猩或狼更聪明，或是手指更灵巧，而是地球上只有智人这个物种能够大规模而灵活地合作。智力和制造工具当然非常重要，但如果人类还没学会如何大规模灵活合作，大脑再聪明、手脚再灵活，到现在也仍然是在敲燧石，而不是撞击铀原子。
如果说合作是关键，那么蚂蚁和蜜蜂早于人类几百万年就已经学会了集体合作，为什么没能早早统治人类？原因在于它们的合作缺乏灵活性。蜜蜂的合作虽然非常复杂，但它们无法在一夜之间彻底改造其社会制度。举例来说，如果蜂巢面临突如其来的威胁或机会，蜜蜂并没有办法把蜂后送上断头台，改制为蜜蜂共和国。
大象、黑猩猩等有社交能力的哺乳动物，虽然合作起来比蜜蜂更灵活，但它们的朋友与家人数量都太少。它们的合作以彼此认识为基础；如果你我都是黑猩猩，而我想跟你合作，就必须真的认识你、知道你是只怎样的黑猩猩：你究竟是猩格高尚，还是猩品低下？如果我不认识你，怎么可能跟你合作？据我们所知，只有智人能够与无数陌生个体进行非常灵活的合作。正是这种实际具体的能力，决定了为何目前主宰地球的是人类，而不是什么永恒的灵魂或是独有的意识。
历史已经提供充分证据，点出大规模合作的极端重要性。胜利几乎永远属于合作更顺畅的一方；这不只适用于人与动物的争斗，也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因此，罗马之所以征服希腊，不是因为罗马人的脑子更大或制造工具的技术更先进，而是因为他们的合作更有效。纵观历史，纪律严明的军队就是能击败散兵游勇，志同道合的精英就是能主导无序大众。例如在1914年，为数仅300万的俄国贵族、官员和商人就能作威作福，控制超过1.8亿农民和工人。俄国精英熟知如何合作守卫其共同利益，但那1.8亿平民却无法有效动员。事实上，那些精英有一大部分的努力重点，正是要确保这1.8亿底层民众无法学会合作。
9.想掀起一场革命，只靠人数绝对远远不够。革命靠的通常是一小群人结成的网络，而不是一大群人的动作。如果你想发动一场革命，不要问：“有多少人会支持我的想法？”而是要问：“我有多少支持者能够有效合作？”俄国1917年爆发十月革命，引爆点并不是1.8亿农民起身反抗沙皇，而是一小群共产主义者在对的时间站到了对的位置上。当时俄国中上阶层人数至少有300万人，但共产主义者仅有23000名。
然而，共产主义者组织精良，当俄国的权力从沙皇老朽的掌握与克伦斯基（Kerensky）临时政府同样颤抖的指间滑落时，他们一把接起，紧紧握住。
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撤回了保护伞，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像骨牌一样一一倒下。到了1989年12月，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已经再也无望取得外援，邻近国家掀起的革命更像是给反对阵营一剂强心针。而且，罗马尼亚共产党本身也开始分裂，不同的阵营互相攻击。温和派希望拉下齐奥塞斯库，然后开始改革，以免无法挽回。最后，齐奥塞斯库自己安排了在布加勒斯特的集会，还安排了电视直播，让反对派把握住了绝佳机会集结力量，反抗齐奥塞斯库。想让革命星火燎原，哪有比电视直播更快的办法？ 然而，虽然权力已经从掌权者手中滑落，却不是由广场上的群众来承接。虽然他们人数众多、群情激昂，却不知道该怎样组织起来。因此，权力又来到了一小群政治玩家的手中，他们唯一有的就是良好的组织能力。于是，罗马尼亚革命就这样被自称“救国阵线”的组织所窃据，而这实际上就是温和派的烟幕弹。救国阵线与当时的集会群众并没有真正的关系，而是一群中层党政官员，由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前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宣传部长扬·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领导。伊利埃斯库和救国阵线的同志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政治家，抓紧每只可用的麦克风，宣称自己是改革的领导者，再通过他们长久以来的经验和亲信网络，控制国家、侵占资源。
在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几乎一切都归于国有。但到了民主的罗马尼亚，却迅速将一切资产私有化，再以低廉的价格售予前政府高官；只有这些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并且合作互谋其利。控制着国家基础设施和天然资源的国营公司，被以特价出售给前政府高官，同时基层官员也能用极低的价格买到房屋和公寓。
伊利埃斯库自己当了罗马尼亚总统，他的同事们则成了部长、国会议员、银行董事、亿万富翁。直到如今，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新罗马尼亚精英分子，仍然大多是前政府高官及其家属。别人吃肉，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在广场抗议的群众却只能喝汤，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合作建立一个高效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174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入侵西里西亚（Silesia），发动一系列让他赢得“腓特烈大帝”称号的血腥战争，让普鲁士成为一大强权，而数百万人因战争而死亡、残疾，或者变得一无所有。他麾下的兵士多半是倒霉的新兵，必须承受铁的纪律和严苛的训练。可以想见，这些士兵对他们的最高指挥官并没有多大的好感。腓特烈有一次看着部队集合、准备出征，就对一位将军说，他最惊讶的是“我们安全无虑地站在这里，看着这6万大军；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每个人都比我们武装完备、身强体壮，但他们一见我们就发抖，我们却对他们毫无畏惧”。
腓特烈确实可以安全无虑地看着这群人。在接下来几年，虽然战事辛劳，但这6万武装大军从未反叛，很多人还为他拿出非凡的勇气，甚至献上宝贵的生命。
这些埃及农民和普鲁士士兵的反应，为什么和最后通牒博弈或卷尾猴实验的情况如此不同？原因就在于，大批民众的行为就是和小型团体的情况有所不同。如果今天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有甲乙两方各100万人，要分1000亿美元，科学家究竟会观察到怎样的情况？ 其中的动态很有可能十分奇特而引人关注。举例来说，因为100万人不可能直接做出共同的决定，因此两方可能各出现一位统治精英。这时，如果甲方领导人说要给乙方领导人100亿美元，自己留下900亿美元，情况会如何？乙方领导人有可能会接受这种不公平的报价，接着把这100亿美元大部分直接转到自己的瑞士银行账户，同时用各种赏罚手段避免底下的人叛乱。领导人可能威胁严惩异议分子，并且告诉那些温和有耐心的人，他们死后可以在来世得到永恒的奖励。这正是古埃及和18世纪普鲁士的情况，而且至今在全球许多国家依旧如此。
这样的威胁和承诺通常都能成功创造稳定的阶级制度和民众合作网络，但前提是民众相信自己是在顺应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或是神的旨意，而不只是听命于另一个人。所有的大规模人类合作，到头来都是基于我们想象的秩序。这一套又一套的规矩，虽然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我们却会认为这就像重力一样真实而不可侵犯。“向天神献上十头牛，就会下雨；孝顺父母，就会上天堂；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你就会下地狱。”只要智人住在相信同样一套故事的地方，就会遵守一样的规矩，于是不仅很容易预测陌生人会有什么行为，也很方便组织大规模合作的网络。智人也常常用可见的标记（例如头巾、胡子或西装）来代表“你可以信任我，因为我跟你信的故事是一样的”。但我们那些黑猩猩堂兄弟无法创造并传播这样的故事，因此无法大规模合作。
意义的网 人之所以很难理解“想象的秩序”这种概念，是因为人觉得现实只有两类：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所谓“客观现实”，就是事物的存在与我们的信念和感受无关。例如重力就是一个客观现实，早在牛顿之前便已存在，而且不论我们信与不信，都会受到重力影响。
10.相反，主观现实取决于个人的信念和感受。例如，假设我觉得头一阵剧痛，于是去看医生。医生对我的头部做了彻底检查，却没查出什么问题。于是她又要我去做血液检查、尿液检查、DNA检测、拍X光片、做心电图、做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等。等到结果一出，她说我完全健康，可以回家了。可是我仍然觉得头痛得不得了。所有客观测试都找不出我有什么问题，除了我以外没人感觉痛苦，但对我来说，这种痛苦百分之百真实。
多数人以为，现实只有客观或主观两种，没有第三种可能。于是，只要他们说服自己某件事并非出于自己的主观感受，就贸然认为这件事必然属于客观。如果有那么多人相信上帝，如果钱确实能让世界运转，如果民族主义会发动战争，也会建立帝国，那么这一切一定不只是我个人的主观信念。也就是说，上帝、金钱和国家一定是客观的现实啰？ 然而，现实还有第三个层次：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e）。这种互为主体的现实，并不是因为个人的信念或感受而存在，而是依靠许多人类的沟通互动而存在。历史上有许多最重要的驱动因素，都具有互为主体的概念。比如金钱并没有客观价值，1美元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拿来穿。但只要有几十亿人都相信它的价值，你就可以拿它来买吃的、买喝的、买穿的。如果有位面包师忽然不再相信美元了，不愿意让我用这张绿色的纸换他的面包，也没什么关系，只要再走几条街，就有另一家超市可买。然而，如果超市的收银员、市场的小贩、购物商场的销售员一律拒绝接受这张纸，美元就会失去价值。当然，这些绿色的纸张还是存在，但它们已经再无用处。
这种事情其实时不时就会发生。1985年11月3日，缅甸政府毫无预警地宣布25缅元、50缅元和100缅元的纸钞不再是法定货币。民众根本没有兑换纸钞的机会，一辈子的积蓄瞬间成了几堆毫无价值的废纸。为了取代失效的货币，政府发行了新的75缅元纸钞，声称要纪念缅甸奈温将军（General Ne Win）的75岁生日。1986年8月，政府又发行了15缅元和35缅元的纸钞。据传，奈温迷信数字，相信15和35是幸运数字。但对国民来说，可就一点也不幸运了。到了1987年9月5日，政府又突然下令，所有35缅元和75缅元的纸钞同样不再是法定货币。
像这样因为人类不再相信而一夕蒸发的，不是只有金钱的价值。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法律、神，甚至整个帝国上。这一秒它们还在忙着塑造世界，下一秒却已不复存在。天神宙斯和天后赫拉曾经是地中海一带的重要力量，但现在不再有人相信，也就令它们失去了力量。苏联曾经一度能够毁灭全人类，但也是在一支笔的力量下便烟消云散。1991年12月8日，在维斯库里（Viskuli）附近的一幢乡间大宅，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其中声明：“吾等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暨乌克兰，作为1922年苏联成立条约之签署创始国，兹声明终止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及地缘政治现实。” 25 就这样，苏联从此解体。
要说金钱是个互为主体的现实，相对还比较容易接受。大多数人也愿意承认，那些古希腊神明、邪恶的帝国和异国文化价值观都只是一种想象。但如果说的是自己的神、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价值观，因为正是这些给了我们生命的意义，要再说这些都是虚构的，就没那么容易接受了。我们希望相信自己的生命有客观意义，希望自己的种种牺牲不只是为了脑子里的各种空想。但事实上，大多数人生活的意义，都只存在于彼此讲述的故事之中。
在大家一起编织出共同故事网的那一刻，意义就产生了。对我来说，在教堂结婚、在斋戒月禁食或在选举日投票这些行为为什么有意义？原因就在于我的父母也认为这有意义，还有我的兄弟姐妹、邻居朋友、附近城市的居民，甚至是遥远异国的民众，都认为这有意义。为什么这些人都认为这有意义？因为他们的朋友邻居也有同样的看法。人类会以一种不断自我循环的方式，持续增强彼此的信念。每一次互相确认，都会让这张意义的网收得更紧，直到你别无选择，只能相信大家都相信的事。
当他离开城堡时，村民纷纷从小屋里出来，向他挥手致意，而对于这个即将前去对抗异教徒的十字军勇士，所有的美丽姑娘都露出崇拜的眼神。他从英国出航，驶过各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例如诺曼底、普罗旺斯、西西里岛，许多异国的骑士纷纷加入，大家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信念。但等到军队终于在圣地上岸，开始与萨拉丁的部下战斗，约翰才惊讶地发现，这些邪恶的撒拉逊人怎么和自己有同样的信念。当然，想必撒拉逊人也没搞清楚，竟然以为基督徒才是异教徒，而穆斯林则是服从神的旨意。但撒拉逊人也接受同样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为神和耶路撒冷而战的战士如果战死，将会直接上天堂。
就这样，中世纪文化一丝一缕地编织着意义的网，把约翰和同时代的人都像苍蝇一样捕进网中。约翰绝不可能想象得到，这一切故事都只是出于想象虚构。说他的父母和叔伯都错了还有可能，但还有吟游诗人、他所有的朋友、村里的姑娘、知识渊博的神父、住在河对岸的男爵、在罗马的教皇、普罗旺斯和西西里岛的骑士，甚至还包括那些穆斯林，难道真有可能这些人都在胡思乱想？ 时间就这么过了好多年。在历史学家的注视下，意义的网被拆散，又张起了一张新的网。约翰的父母已经故去，他的兄弟姐妹也不在人世。这时已经不再有吟游诗人唱着十字军东征的故事，新流行的是剧院上演的爱情悲剧。家族的城堡被烧成一片平地，重建之后，亨利爷爷的剑已经难觅影踪。教堂的彩绘玻璃在一次冬季的狂风中破碎，换上的玻璃不再描绘布永的戈弗雷和地狱里的罪人，而是英国国王打败法国国王的伟大胜利。当地的牧师已经不再称呼教皇为“我们神圣的父”，而是“罗马的那个魔鬼”。在附近的大学里，学者钻研着古希腊手稿、解剖尸体，并在紧闭的门后窃窃私语，说着或许根本没有灵魂这种东西。
时间转眼又过了好多年。原本是城堡的地方，现在成了购物商场。在当地的电影院里，《巨蟒与圣杯》（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 ）已经放映了无数次。而在一座空教堂里，无聊的牧师看到两名日本游客简直喜出望外，开始滔滔不绝地解说教堂里的彩绘玻璃，游客礼貌地频频点头微笑，但完全没听懂。在外面的阶梯上，一群青少年正用iPhone手机在YouTube上看约翰·列侬那首《想象》（Imagine）的混录版。约翰·列侬唱着：“想象这个世界没有天堂，只要你想象，这事很轻松。”一名巴基斯坦清洁工正在打扫人行道，旁边有台收音机播报着新闻：叙利亚屠杀仍在继续，安理会会议落幕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突然之间一条时光隧道打开，一道神秘的光照在其中一位青少年的脸上，他宣告：“我将对战异教徒，收复圣地！” 异教徒？圣地？对于现在绝大多数英格兰人来说，这些词语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就连那位牧师，也可能觉得这个年轻人是精神病发作。相反，如果一位英国青年决定加入国际特赦组织，前往叙利亚保护难民人权，现在大家会觉得他是个英雄，但在中世纪，大家会觉得这人疯了。在12世纪的英格兰，没有人知道什么叫人权。你要大老远跑到中东，冒着生命危险，而且居然不是去杀穆斯林，而是保护一群穆斯林别被另一群穆斯林杀了？你的脑子绝对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正是历史展开的方式。人类编织出一张意义的网，并全然相信它，但这张网迟早都会拆散，直到我们回头一看，实在无法想象当时怎么可能有人真心相信这样的事。事后看来，为了进入天堂而参加十字军，听起来就像彻底疯了。事后看来，冷战似乎是件更疯狂的事。不过才短短30年前，怎么可能有人因为相信能打造出人间天堂，就不惜为此冒着核弹浩劫的危险？而在现在的100年后，我们现在对民主和人权的信念，也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后代感到同样难以理解。
智人统治世界，是因为只有智人能编织出互为主体的意义之网：其中的法律、约束力、实体和地点都只存在于他们共同的想象之中。这张网，让所有动物中只有人类能组织十字军、革命和人权运动。
其他动物也有可能想象各种事情。猫埋伏着要抓老鼠时，虽然可能没看到老鼠，但很可能想象老鼠的形状甚至味道。不过就我们目前所知，猫只能想象这个世上实际存在的东西，例如老鼠。它们无法想象自己看不见、闻不着、尝不到的东西，例如美元、谷歌或欧盟。只有智人能够想象出这种虚幻的事物。
因此，猫和其他动物至今仍然只能处于客观的世界，沟通系统也只用来描述现实，但智人能用语言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现实。在过去7万年间，智人发明出的具备互为主体性的现实越发强大，让智人在今天称霸世界。黑猩猩、大象、亚马孙雨林和北极冰川究竟能否挺过21世纪？这一切的结果，将要视欧盟和世界银行等组织的意愿和决定而定。这几个实体其实都属于互为主体，只存在于我们共同的想象之中。
没有任何其他动物能对抗我们，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灵魂或没有心灵，而是因为它们没有必要的想象力。狮子能跑、能跳、能抓、能咬，却不会开银行账户或提起诉讼。而在21世纪，一个知道如何提起诉讼的银行家，拥有的权力绝对远远高于大草原上最凶猛的狮子。
能够创造出互为主体的实体，这种能力不仅让人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也让人文科学与生命科学出现分歧。历史学家希望了解神、国家这种互为主体的实体如何发展，但生物学家很难认同这类事物的存在。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能解开遗传密码、弄明白大脑里的每个神经元，就能知道人类所有的秘密。毕竟，如果人类没有灵魂，如果所有思想、情感和感觉都只是生化算法，那么为什么生物学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变幻莫测？从这个角度来看，十字军东征就是由进化压力导致的领土争端，而英格兰骑士前往圣地征伐萨拉丁，其实就像一个狼群想抢下隔壁狼群的势力范围。
相反，人文科学强调互为主体的实体，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激素和神经元。要用历史的方式思考，也就意味着要给想象中的故事赋予实际的力量。当然，历史学家不会忽视气候变化和基因突变等客观因素，但他们更重视那些人们发明并信以为真的故事。朝鲜与韩国之所以如此不同，并不是因为平壤居民和首尔居民基因不同，也不是因为北边气候较冷，山较多，而是因为南北双方相信的是截然不同的两套故事。
或许某一天，神经生物学能有重大突破，让我们用纯粹生化的词汇来解释十字军东征。但我们现在离那一天还非常遥远。在21世纪，历史和生物学的界线可能会变得模糊，但并非因为我们将发现如何用生物学来诠释历史事件，而是因为我们会因为意识形态的虚构故事而改写DNA链，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而改变气候，用网络空间来取代山川的地理环境。随着人类的种种虚构想象转译成基因和电子代码，互为主体的现实将会吞没客观现实，而使生物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到了21世纪，虚构想象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甚至超越自然选择。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