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名利搞qian
邹元彪和其他争谏者并非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所谓讪君卖直，这些人把正直当做商品，甚至不惜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为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这些看法并无实际上的根据，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下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这样的做法说明了忠臣烈士的荣誉确实是一种高贵的商品。明朝的读书人，他们找到了这种升官发财，留名史册的方法。他们有个人的私心，他们的私心会随时随地的变迁，但是只有伦理的道德亘古不变。
明朝的官场似乎只有搞qian一说，说因为他的政治制度的原因，做官的薪水很少。（朱元璋受尽官场压迫，他做了皇帝后对官员们的报复行为，其后果就是官员们变本加厉更加贪得无厌）
科举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读书人改变命运的方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这里得到了证明。如果不入仕途，则很少有机会展现他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的荣誉，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是祖父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含辛茹苦，经常这些都是底层人成功的背景。在古代做官就是一种发财的机会，不少小说和笔记中写到一个人中进士，立马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天放假，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为额外收入的资本。
2关于道德
文官集团是行政工具，对其中最富众望的人物不加尊敬，就会使自己陷入孤立的地位。对竞争者的搞法通常都是去皮见骨。首府在政策上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或者是个性太强也写的嫉妒和仇视，技术上的争单已经发展就可以扩大升级成为道德问题，胜利者，失败者也都会相应的被认为至善或者是极恶。
这也是仿佛几千年中国官场的一个重要现实。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出于一句经书的解释，谐音的讽刺，或者是一张名部件传单的内容，或者是一张考题不得当的答案，或者是利用水利研究马尾巴发难引起的本体，这些小事都可以引起公众的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成大事。其中的细枝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为整个道德问题。
道德的问题就是名。名流千古。所以这些官员们他们有着双重性格，官场就是他们的名利场。明朝官员的俸禄微薄到不合实际，所以官员们要求取得额外收入，他们这些人熟读经史，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也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罅隙，给这些人那么强烈的引诱。精神和物质的矛盾，
大部分人都选择了物质，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贪赃枉法，道德只不过是搞qian争名利的工具。
3关于皇帝和文官的矛盾
张总有能力有手段有后台，性格硬气。自己搞钱，也给政府搞钱。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不为过，这么大的国家，被他整的还不错。张总占绝对优势。
申时行性格软大多数都只是为了协调皇帝和文官矛盾，没有做几件拿得出手的实事，每天和文官们口舌是非。皇帝和臣子们他们有着精神共同纲领，不可冒犯。起到上下一心，长治久安的作用，如果凭着律法条文作为治国依据，那我们立国的根本就会成为问题，全国几千多个县令，难以成为父母官的身份领导他下面千万庶民。当皇帝的愿望没有办法实现，得不到文官集团的支持，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孤独的君主，他想把那个大学士首辅拉到自己这一方面来，但是大部分的首辅通常都是文官集团的代表。他们更希望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他们更容易左右皇帝，完成自己的利益。名义上他是天子，但实际上受制于臣廷。由于万历皇帝的聪明敏感，他不甘心当充当臣僚的工具，所以即使消极，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性格，那就是不上朝。他曾经想做一个励精图治，年轻有为的君主，但现实又无可逃避，他只能消极无为。他是万民敬仰的天子，同时他又是紫禁城的囚徒。皇帝不过是一个职业和一个机构。
正德皇帝的反抗方式就是寻欢作乐，没事收拾一下不听话的边塞小弟，还打赢了。万历的反抗就是不上朝。此时的文官集团已经经历了正德皇帝的任意妄为，不能允许有这样的皇帝出现，在万历小的时候，读书方面道德方面加以制约引导，所以万历没有正德那么张狂，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势，像他叔祖一样放飞自我。
其实他也不过是皇帝这个职业的工具人。在皇帝不足20岁的时候，就有大臣提出来给他修建陵墓，这种巨大的工程微妙的体现了把皇帝不当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把他当做一个机构的看法，万历皇帝缺乏坚强的决心和意志。但是他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他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对于他自己而言他当然不是认为自己去死不远，而是出著满志的他已经不折不扣的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让千秋万岁之后的人们敬仰，他虽然未年未满20，但是他以为人父，已经御足十年，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资格承担这一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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