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的时候，当时的社会条件还不允许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创新，在封建制度下，想通过革新而与当权派争夺利益，那是不可能的，必然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和反击。所以，短暂的庆历新政惨淡情场，范仲淹和他的支持者们也相继离开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地带，到地方上进行一番“忧与乐”的反思。
宋仁宗庙庭的配享功臣只有三人，分别是名相王曾、吕夷简和名将曹玮。在后世的名声远高于他们三人的范仲淹和名将狄青并没有在列，这有点让以现代眼光看待过去事的现代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包括范仲淹之后的王安石，他的变革比范更往前多走了一步，但也因为最后失去了皇帝的支持而告破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大宋的社会条件还不允许有这样的改革派出现，他们在政坛算是“另类的”，他们即是改革运动员又是改革裁判长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彻底向士大夫贵族阶层宣战，因为他们本事也是阶级分化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更多的情绪是忧虑和挣扎。
在当时保守派的眼里，范仲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在现代人的眼光里，范仲淹更为有名，特别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担当，以及在《清白泉记》里“予爱其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的品格，他“四起四落”仍然能坚守为国为民“初心”的情怀，以及他能文能武、出将入相的过硬才能，他任人唯贤、识才善用、甘当人梯和“伯乐”的厚爱，真是让人肃然起敬，他的“大放光彩”也是情理之中。
至于他的“不合时宜”，也只是历史的昙花一现，又何必那么计较，人无完人，人不可能同时让所有人满意，只要他在正确的位置，做到无所愧疚，做到“顶天立地”真汉子，就行了。历史自会给出合理的答案，给他们以正确的评判，范文正公的谥号，为“一世之师”。朱熹评论他为“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宋史·范仲淹传》称其为“本朝人物第一”。康熙皇帝赞其为“济世良相”，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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