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曰：“圣人亦是学知，众人亦是生知。”
问曰：“何如？”
曰：“这良知人人皆有，圣人只是保全，无些障蔽，兢兢业业，亹亹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学，只是生的分数多，所以谓之生知安行。众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体之知自难泯息，虽问学克治，也只凭他，只是学的分数多，所以谓之学知利行。”
这里的“亹亹翼翼”出自《诗经·大雅·文王》，这首《诗经·大雅·文王》整体上是用来歌颂“文王之德”的，这首诗的第二、三小节分别写“亹亹文王，令闻不已”和“世之不显，厥犹翼翼”。《左传》记载，在两国国君相见的场合，多会演奏这首诗歌，用以勉励国君们承继“文王之德”。鲁文公二年，秦国以孟明为将，进攻晋国。晋国赵衰对大夫们说：“秦军如果再来攻打我们，一定要躲开，因为孟明深谙‘文王之德’并且坚持不懈地实践，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抵抗呢？”此前，秦国以孟明为将，两次攻打晋国都失败了。
“文王之德”不是什么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秘笈，而是持之以恒的勤勉恭敬，是坚持不懈、始终如一。《论语》中，孔子盛赞“文王之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一件正确的事情，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去做，勤勉恭敬、始终如一，潜心耕耘，不急于求成，这便是让晋国赵衰惊惧不已的“文王之德”，也是王阳明所讲的“圣人只是保全”“自然不息，便也是学”，也是常人看来的圣人的“生知安行”。
《中庸》将学者分为三种——“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却也强调“及其知之，一也”。相应地，为学实践的过程也分为三种——“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最终在终点上也是“及其成功，一也”。这样的分类，在对为学状态做出精准刻画的同时，也无形中将学者分为三六九等。王阳明之所以强调“圣人亦是学知，众人亦是生知”，就是要凸显圣人与众人之间的共性——“本体之良知”是相同的，从而淡化为学根底和状态的不同——“学知”“生知”甚至“困知”之间没有那么明显的鸿沟。
阳明先生说：“圣人也是‘学而知之’，众人也是‘生而知之’。”
陈九川问：“为什么呢？”
先生说：“这‘良知’是人人都有的，圣人只是自发努力保全它，让它不受蒙蔽，兢兢业业，勤勉恭敬，使之自然保持灵明不息，这也是在学，只是生而有之的成分多一些，所以说是‘生知安行’。众人从孩提时代算起，没有不完整具备这个‘良知’的，只是污染障蔽太多，然而作为本体的良知却难以自行泯灭，虽然表现为问学克治，所依凭的也只是这个‘良知’，只是学而有之的成分多，所以说是‘学知利行’。”
倘若一定要追究个所以然，“圣人”与“众人”之间，作为本体的“良知”是相同的，没有任何分别。后人生出的那些分别心，都是虚妄的。谁能说一个成功人士的“良知”就一定比一个下里巴人的更为纯粹和高尚呢？“圣人”与“众人”的不同在于圣人“无些障碍”而众人“只是障蔽多”。圣人之所以“无些障碍”，是因为他一心要保全自己身上“人人皆有”之良知，所以表现为兢兢业业、亹亹翼翼，表现为良知灵明的自然不息。众人之所以“只是障蔽多”，是因为他不知一心保全自己身上“人人皆有”之良知，因此天然地容易受到内在“人欲”和外在环境的冲击与影响，因而表现为“本体之知自难泯息”与外在障蔽层出不穷之间的矛盾，他的“良知”灵明被无意识地消耗着，难以看出他“明明德”的实际功效。众人之所以不断地“问学克治”，实际上是对自身存在的这组矛盾的应对和再平衡。因为学的成分在“众人”身上体现的多，所以《中庸》说“众人”是“学知利行”。
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该做某件事时便是“良知”灵明在起作用，这个起心动念因为自己的放任或者外来的干扰而耽搁了便是“障蔽”，“障蔽”多到无法真正落实那个起心动念的“良知”，便是王阳明所谓的“只是障蔽多”。此时若有人能稍稍提点，特别是经稍稍提点后便马上去做，即是“问学克治”，即是“去人欲”。如此克服内在的、外在的种种干扰终于完成自己该做的某件事便是“致良知”。不断接续这个过程即是“修道不过‘致良知’。”倘有人浑然不觉却能持续行之，即为“生知安行”，这种“生知安行”从学人的角度看过去，也是“学知利行”。
为什么“众人”的世界里“只是障蔽多”？每年秋冬之季，园丁都会大幅度修剪掉果树上的多余枝杈，目的只有一个，来年时让果树的营养集中供给到结果子的枝条。同样的道理，“众人”的世界里之所以“只是障蔽多”是因为在他的世界里缺一个剪疏枝条的园丁。“心外无物”——心中的这个剪疏枝条的园丁我们能指望谁呢？
凡人为什么“障蔽”那么多？心中缺个“剪疏”枝条的园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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