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人们走亲戚串门拿的最多的就是罐头和点心，要是讲究些的拿四样东西，在罐头和点心的基础上再加上酒和糖。家里的亲戚们来看她时，拿的都是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她从来不会吃一口的，都是好好的放起来。等着她那十四个孙子孙女们到齐她才拆开了让大家吃。当然因为我和弟弟是老孙子老孙女的缘故，她偶尔会留一两瓶罐头给我和弟弟吃独食。那个年代，孩子们能单独的吃上一瓶罐头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
过年给时她最开心的就是给孩子们压岁钱，每当这时她的两只眉毛都笑弯了腰。她给别人的压岁钱很多年都是持续的保持两毛的，只有我和弟弟是五毛的。给完了之后她还特意叮嘱我们别让我们说出去。家里做了肉和好吃点的饭，她吃几口就不吃了，“娃们吃了长身体，我吃了长骨头还是长肉。”这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
她爱看戏，似乎附近村子哪一个村里唱戏都有亲戚来接了她去看戏。《窦娥冤》《穆桂英挂帅》《王宝钏十八年守寒窑》等等这些戏折子从小我就跟着她混于戏场而“烂熟于心”了。因为她不止看戏，只要一让她逮住机会她有事没事的就会讲给孩子们听，所以那些情节你想不记住都难。
每一年她都会去小姑家长住一段时间的。因为小姑父在外地工作，小姑就打着需要她作伴的借口接她去尽尽孝心。她也就乐得去“享福”了。记得有一年，当时我们村里的电线让一个小毛贼给剪掉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电，当然也没有电视看了。那次她从姑姑家回来好长时间都不太适应，她总是感叹晚上太黑，看不了电视。当然随着电视的普及折子戏越来越少了。
她的老去好像只是在一瞬间。前季父母在地里干完活，放工回家她还能将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到后季竟然慢慢拄上了棍杖，再到最后就是上厕所小便有了血。她怨小姑，说在她家时，小姑嫌晚上黑，让她在院子花园里上厕所，冲犯了土地爷。于是，她拉着弟弟在院子里四处烧纸，并捎信让姑姑在她家院子里也烧烧。她坚信只要土地爷不生气了，她的病也就好了，她又能像以前一样了。
八十年代的乡下，人们的医学知识还是很贫乏的，特别是在边远农村。谁都不会想到，一个生了七个孩子（一个夭折）又没做过一天月子的女人，妇科出问题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只是那时候的人还谈妇科色变。
她快去世时躺在床上，爸爸问她还想吃点什么？她说：“啥都不想吃，就想吃点西瓜。”那时地里的西瓜芽才探头探脑顶破地皮，连一朵花都没开，更别说长西瓜了。她一生都不曾主动向人要东西吃，所以当她说想吃东西时，爸爸的眼睛模糊了。
她对一双皮鞋念念不忘，原因是过年时在兰州工作的堂哥回家，告诉她再回来时给她买一双尖头皮鞋。她是典型的“三寸金莲”，脚只有15厘米左右，她的鞋子都是姑姑们做的，那时的市场上还没有她能穿的皮鞋，堂哥也只是为了逗她开心信口开河来了一句，说完也就把这件事情忘到“爪哇岛”去了，但是她却上了心，说还没穿上娃买的鞋子呢。其实她惦记的并非是那一双鞋子，是孙子对她的惦念。
那时我正在上初中，在学校寄宿。周末走时爸爸把我带到她床前间我再看看她，她说：“这娃心静，你要好好供帮她，咱女门里还没出过耍笔杆子的呢。”供帮其实就是支持的意思。她生在旧社会，几乎不识字，当然也没正式的读过书。我不知道她是否羡慕现在能读书的女娃娃，但是我听到她看到报纸上的那些女英雄时很多次都神往的说道：“我要是读书了，也能上到这上面。”
当我再次回到家时，我和她就是阴阳相隔了。唢呐吹起来了，白纸升起来了，桌子上的一张照片取代了床上的她，所有的亲人们都来了。她生前是一个爱热闹的人，送她的最后一程家人们也尽量让丧事办得隆重一些，为此，小姑父还包了几场电影。她已经有了重孙，在农村算是喜丧了。当时年少的我看着躺在那里的她，没有其他的想法，只想把她的一生写下来，不加任何佐料，只记载她的一生、记载她75年的光阴。
如今，她已经走了有二十余年了，她曾经住过的房子——我们的老屋已颓废不堪，甚至于整个村庄，因为地形偏僻也已被遗弃，村民们七零八落迁移而去，只留下一些古坟隐没在郁郁葱葱的树丛里。她的坟坐落在台庄，那是我们家的自留地，也是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坐在我家的院场边，她曾经无数次地张望那里干活的她的孩子，还有地里的庄稼。那里同样埋着我早早撒手人寰的祖父，他们活着时并没有相伴多年，死后却长眠相伴永生永世。
她的一生，就像老家院落里的一棵树，祖父走了，一棵树的一半根系停止了工作，她只能尽己所能，将自己这一半的根系牢牢地抓住泥土，以便能够吸取更多的养分，供养给她的枝枝叉叉，让他们枝繁叶茂。等有一天她的使命完成了，她也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也许生命对于她来说就是走路，走不动了，自然就停了下来。今天我终于圆了我二十多年前跪在她灵前的心愿——写她的故事。只不过遗憾的是，我写的太短了，她的一生如此漫长、如此坎坷，又岂是我的文字功底所能驾驭的？我想她的一生没有人能够写得尽，也没有人能够写得好。我作为她晚年人生的一个参与者，我只能是把我所见所知记录下来。至于她那饱经磨砺的上半年我万万是置喙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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