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失仪式感之后
“下面召开家庭会议，根据《滁州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从今年开始过年就没有买擦炮和烟花的钱了，会议结束。”老爸宣读完会议内容后，我是第一个反对。为什么要禁我的擦炮，难道从此以后过年都不能炸粪坑了？不，我不要。
在各种反对无效之后我决定从政府条文入手，看能不能找到破绽。毕竟放烟花是从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之前就有的习俗（据我爷爷说是西汉）。政府规定如此写道：任何单位、个人在任何时间不得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主办单位应当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经公安部门审查核发《焰火燃放许可证》后，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按照焰火燃放规程燃放。本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居然毫无破绽，为了人类的和平和宇宙的未来，政府限制在部分区域的随意燃放烟花爆竹。但作为过年在家门口玩炸屎游戏的我总不能每次都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又或者倒两趟公交坐二十分钟高铁到允许地点玩游戏吧。
在家庭会议之后我度过了一个安静的、特殊的春节。年三十的早上依然五点半起床，今年没有拿着烟头放烟花的中年大叔，也没有四处埋地雷的熊孩子。三十的早上被老妈拖起来到早餐店帮忙，直到上午十点才从满肚子抱怨中意识过来，今天过年了。
“老妈，今天三十，中午吃什么？”
“一会打扫完卫生我把昨天的饭再炒炒，你先去掸尘总不能一年到头连这个都不弄”
“对啊，记得炒饭时候撒把蒜花，老妈”
当完一上午的苦力后我端着碗斜靠着墙冲着手机屏幕傻笑，就像昨天、前天、大前天的那个自己。
“快点吃，下午就要吃年夜饭了，什么都还没准备呢”
回到家后我瞅了瞅楼下，除了烟酒店将酒箱在自家门口垒成两堵墙之外没发现任何区别。
“闻浩，春联贴了吗？”
“贴啥啊，去年的还没掉，不用贴”我对着电脑说到
“胡扯，过年那有不贴春联的，快去买回来贴上”
在豆瓣高分电影和贴春联之间我做出了所有好孩子一样的选择，胳膊扭不过大腿，在男主又一次被关进小黑屋后我被强制命令去三百米外的街上买春联。回家贴好春联后看看进度条又看了看时间发现距离年夜饭开饭时间只剩一小时多点，可惜了我的电影。
年夜饭之后围在桌子边的长辈们提议：今年我们不发现金红包了，就在家族群里发谁抢的最少谁再把红包续上。碗碟还没收拾下桌，围在桌子旁就是一片的大笑声夹杂着偶而一句的“我去”还有两个不知所措的老人四目对视。一小时的红包雨之后我赚了个盆满钵翻，大概有七十多元的巨款，总之没亏。两个老人在我们大战之后从口袋掏出小沓红包“你们发手机红包，我发能摸到的红包”。知道老人的红包在我抢到的巨款面前才是巨款，但出于懂（mian）事(zi)我坚决控制了住躁动的小手。
又到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时间了，为了过一个纯正春节，我决定恢复间断两年的看春晚习俗。搬好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看完民族舞+大合唱后我差点从小板凳上摔下。一次次的突破耐力极限后我终于在郭冬临小品结束后摇摇欲睡。而此时我的其他小伙伴们在开黑吃鸡、刷抖音、自拍发朋友圈。洗了洗脚我钻进了被窝，在“东边楼上有人”、“你怎么那么美” 之类的对话和旋律下我睡着了，目测不到十点半。又是幸福而又愉快的一天。
初一的早上依旧五点半醒来，少了一夜的鞭炮声好像睡的也并不踏实，没有像以前的三十晚上鞭炮响个不停，我在骂声中入睡便浑身不自在。呵，人类。
接连几天的春节活动项目我都是在家狂补未完成的作业，直到初九。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庙会，在几百年前是闯江湖的表演胸口碎大石、手艺人售卖自家编的篮子、泥人张将街头的摊点摆在庙会之中；几十年前是贫困物质条件下精神难得的舒展；几年前是小商小贩的聚集、马戏团的全国巡演、坑娃游戏集中骗钱；今年是文明城市的招商引资、城管队员的严格执法、商贩们的东躲西藏、悻悻而归的人们。为了统一管理庙会期间脏乱差现象，城市行政执法局不可谓没下大功夫，环保局也重拳出击，可惜的是文化局层次太低，没能插上嘴。在想尽办法提升庙会影响力之后，组织者忘记了庙会干嘛的。很久以前的百花齐放到不久之前的商贩云集再到现在的有规有矩枯燥无味，组织者动作一年大过一年，新媒体饱和式宣传，广告牌遍地开花，执法队训练有素，人越来越少。
在我很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做一件事，每顿饭前准备好大碗一个小碗一个小碟子一个水杯一个筷子一双汤匙一只餐巾纸一张，整整齐齐的摆在桌子上然后等老爸老妈吃饭。不为得到表扬，只是觉得吃饭是件大事，需要认真对待。
在我上大学之前每年腊月二十七左右一定会把自己的狗窝打扫到强迫症级别，然后到街上精挑细选三幅对联，若干福字窗花，最好还配上台历。因为我觉得春节很难得，一年只有这几天可以接近过去。
在2016年之前我会在年三十晚上从七点半直到十二点半都坐在电视机前，因为我知道今天晚上会有冯巩想死我们、会有赵本山和他的搭档、会有黄宏扮成老实工人的样子、会上台一位红了很多年的天王或天后、会出现接下来一年的热词、会有够用半年的槽点。
在丢失仪式感之后，每一天都是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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