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抢救记忆》，我提到了毛泽东的”诙谐”。这一篇，想继续说他的“诙谐”和“机智”。
一个丹麦人1956年和他的中国妻子返回中国访问后转述了坊间流传的毛、刘少奇、周恩来总理处理问题不同方法的一件轶事：毛问刘、周：你们怎样使一只猫吃辣椒？刘少奇回答：“这很容易。”“叫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它的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不，不。”毛嫌恶地挥了挥手：“决不能用强力——这不民主，一切事情都要自愿。你将怎么办？”他转向周恩来。“我将饿一饿这只猫。”总理答道：“然后我在辣椒上包一块肉，一旦猫饿得耐不住了，就会全部吞下去。”毛再一次摇了摇头，“也不能用欺骗的方法，”他说：“决不能愚弄人民。”两个人疑惑地看着他，看他如何办。“这很容易，”毛回答。“把辣椒抹在猫的整个背上，开始发热时，猫就舔掉它，而且猫很乐意被允许这样做。”（参见卡尔·埃斯克伦德《红色官员》第150~151页。埃斯克伦德先生的妻子听说了这段轶事，并用它来说明上海的一位资本家“吃了辣椒”后表现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情。这则轶事很可能在工商界流传。）
以上黑体全文照录和费正清共同编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R·麦克法夸尔的另一本non-existent书。之所以全文照录是因为在国内出版的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也有这段轶事，但我对特里尔的转述存疑，我认为麦克法夸尔的转述更接近真实。
轶事中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指的是1956年“公私合营”的那段历史。 早在1953年6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种“改造”，就是“公私合营”。
既然是公私合营， 公方（国家）拿什么与私方合营呢？国家对私营企业清产核资后，所有资产收归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权归属国家，对私方资产按照百分之五的利率每年支付利息，当时称“定息”。就是说，资方除得到原资产百分之五的息金外，资产的所有权、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全归国家，这就是公私合营。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如果你对上述概述还是不太明白的话，我也“诙谐”地打个比方：你养了一头猪，我说归我了。念在你养猪的成本和辛苦（我很仁慈的），这头猪的粪便归你，你用它来施肥还是怀念，赶紧，因为我有年限（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这样的“公私合营”为何资本家还这么“热情”（也就是毛所说的“猫很乐意这样做”）呢？刘少奇在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的中共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这样说：“在资产阶级分子中，在他们的妻子儿女当中，有一批赞成和宣传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是极其可贵的。在我们当前的斗争中，在我们目前所处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他们极为有用。他们的功绩，可以和战争中参加一次大战役媲美，他们就像战争中的英雄。······资本家的妻子晚上回到家里说的一席话，作用比两位姓陈的副总理（即陈云和陈毅）还大，必须看到他在这方面的作用。” 政府是个好中医，把完脉，抓药——把辣椒递给“猫”的妻子儿女，让他们“热情地”涂抹在“猫”的背上······
也有不乐意的。贵州茅台酒前身“赖茅”、“王茅”、“华茅”三大家族中的“王家” 荣和烧坊继承人王秉乾就拒绝合并，拼死捍卫祖业，结果于1952年2月21日，荣和烧坊老板，时年38岁的王秉乾就以私藏枪支的罪名被处决，其酒厂产业被政府接管。这个在大张旗鼓“公私合营”前的事例证明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多么艰巨，刘少奇所形容的犹如一场“淮海战役”不夸张。
不是所有“猫”的妻子儿女都是“小粉红”，这样的话，“猫”通常的选择是自杀。只是在自杀前，要写一篇“遗书”痛骂自己，歌颂德政（在斯大林肃反期间套路的重演）。只有做好在人世间的最后一门“功课”——义愤填膺地坚决否认“用死来威胁国家和人民“（这是一项罪名），才可能避免连累家人。死还必须让人见尸，如果你是跳江而又难觅尸体，那么家属将会从此笼罩在”隐匿和协助逃亡“的指控里。所以，跳楼几乎成了唯一死亡的方式，也是最”流行“的方式。”流行“到什么程度呢？以上海为例，”三反五反“期间凡是两旁高于六层的街道几乎无人敢走——说不定你就会被从天而降的自杀者砸死。当时的市长陈毅有些搞不懂为何这么多人选择跳楼自杀。 “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 一次他在广播里说。后来，他也“习惯”了，“习惯”到每天晚上听完汇报“诙谐”地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指跳楼自杀的商人）单是一个“三反”运动，陈毅市长作报告说，全市共自杀五百余人，反右自杀者有多少，则不得而知了。这一切并不会影响领袖们的“幽默感”，早在几年前（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土改运动”，全国地主阶层就有100万至200万的人被处决（参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第78页）。
由于之前这么多的死人“教材”，所以，“公私合营”的全国欢天喜地是可以预料的。当然，成果也是惊人的。“公私合营也极大地增强了国营经济的实力。国家并没另外出资，且用少量的钱就购买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1956年2月3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在资改工作座谈会上谈到：‘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拿过来，约计全省私营工商业的资金有一亿九千多万，现在被我们拿过来了，国家发了一笔洋财。一亿九千多万元相当于19多亿斤大米。广东年产大米是18亿斤，即几天时间被我们共了一大笔财产。’······ ”（摘自商务部网站《商务历史》）
幸存的资本家后人则没有这种“情不自禁”。茅台“华家”后人文嘉禾2012年曾对媒体表示，华家收到的1.2万元是“强迫”自愿卖给国家，他早年听家中老人回忆，那笔收入尚不够“遣散工人”。
给“猫”喂辣椒的“国策”，就在几个人的谈笑间拍板了。先拍板，后走流程，哪怕“宪法”，也是流程而已。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于同年9月载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流程是什么？不可能有淤堵的程序。程序正义，就是正义。全票是民心所向；有几票反对是“不用强力”的民主；而“愚弄”人民的事只能是少数境外势力的强项。我们的领袖们深谙伏尔泰所洞察的技巧：那些能使你对荒唐之事深信不疑的人，也有能力让你犯下罪恶的暴行。后来大饥荒时的人相食、易子而食，以及再后来的十年文革等，都验证了这种技巧······
说完这个领袖们“诙谐”的故事，我深陷恐惧之中。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过埃利·威塞尔的一段话，我以为没有比这段话更能表达个体绝望的恐惧了。“世界对我们的死亡漠然置之，正像它事实上对它自身的死亡一样。·······绝望不是一个解决办法，我深知这一点。但那么，解决办法何在？希特勒设想了一个。他要它成为最终的，而在他放手大干去实现他的目标之时，近处与远处，上帝与人类都移开了他们的视线。
我记得。于是我害怕。“
上帝和人类都因为恐惧而移开视线时，“伟人”的“诙谐”就“魅力四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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