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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灵异鬼怪为主题的恐怖文艺作品，向来难做到广义上的“讨喜”。
大家熟知的那些经典恐怖片，票房不说，就连评分都不算很高，因此圈内有“恐怖片6分以上就是好片”的说法。《午夜凶铃》和《咒怨》在豆瓣上的评分都是7.4，而强如《闪灵》，也是8.1分——已经是奇迹般的高分。相比之下，同门兄弟“惊悚电影”，则更容易得到大众的高分。
游戏圈也一样。虽然因为上手门槛天然比电影高，使得恐怖游戏的评分环境比电影友好一些，但这些年也是在逐年紧缩。曾经的经典恐怖游戏系列几乎都没了下文，《零》和《寂静岭》系列很久没有新作，只有《生化危机》一枝独秀——还是这里面恐怖要素最少的那个。现在恐怖游戏玩家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一些大众圈子完全没听过的中小游戏。
这个局面不难理解，惊吓本身总归不是让人舒服的事情，这决定了恐怖作品的小众属性。不然你可以问问自己和朋友，听说过那么多恐怖电影和游戏，真正完整体验过几部？
然而心怀恐惧的你，却兴致勃勃地看完了《还愿》的故事，并且在网络上爬别人的深入分析贴。
《还愿》是个恐怖游戏，也是个特例。它少见地火出了圈外，发售短短几天，就连和游戏没什么关系的号都开始聊这款游戏，而一线的直播和视频网站，更是集体被这股热潮淹没。
《还愿》在B站屠榜了
《还愿》讲好了一个恐怖故事。更重要的是，它把这个故事传达给了大众——那些原本不会去主动接触恐怖游戏的普通人。
这是如何办到的？
（** 下文含有****部分****《还愿》****剧透****，但不会比你在社交网络上看到的边角料更多。**）
一
在“赤烛”这个名字尚未诞生的时候，《返校》还是一个完全架空的故事。
《返校》的雏形叫《魔都》，灵感来自《1984》，制作人姚舜庭虚构了一个阴森森的极权社会，想做一个小人物在其中挣扎的游戏。
《返校》原型
埋头做了一年，姚舜庭差不多用光了存款，游戏的demo几近失败。他在Facebook上和朋友聊天，把游戏截图发了过去。朋友很惊讶，“我很喜欢你的风格，配合台湾的校园鬼故事，感觉可以做一个作品”。
这个朋友和鈊象电子合作过，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制作人。随着他的入伙，这个游戏一直做了下去，《返校》诞生了。
游戏发售后，很多当地媒体用这样评价：“他们用电玩说台湾故事”、“用在地元素反攻全世界”，《返校》成了台湾本地文化输出的代表。
为了年轻人的选票，台湾的政客是很“跟风”的。民进党“立委”陈其迈在Facebook上称赞《返校》，说它能够通过游戏“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台湾，并让更多年轻一辈的人了解到过去白色恐怖的台湾共同的痛”。
去年《返校》宣布改编成电影，还有台湾文化部门的官员专门站台宣传，讲“说别人的故事不一定赢，但说我们的故事一定可以贏別人”。
绿营政客们话说得太满，自然被两岸网友批评说用游戏当“政治炮弹”。
现在上B站看《返校》的视频，还有不少弹幕能因为这些事吵起来。不过，游戏的背景故事年代久远，加上地缘隔阂，种种争论，都仿佛隔靴搔痒。
二
其实按赤烛的说法，《返校》没有“故意挑敏感的白色恐怖当背景”。
他们只是觉得，台湾人一听到“戒严”或者“白色恐怖”之类的关键字，心底就会有一股压迫感油然而生。戒严时期的那些符号和意象，拿来做恐怖故事的元素最合适不过了。
到了《还愿》，故事背景就完全去政治化了。但符号和意象，还是取自台湾的闽南文化背景。
台湾闽南人的祖籍以漳州、泉州居多，当他们的祖先跨海迁徙到台湾时，带去了闽省的方言，也带去了和语言符号一体的宗族和信仰体系。我的一位闽南同事在玩《还愿》时就完全没有恐惧感，反而觉得有些亲切。
闽南文化里，人和神与鬼都生活在一个想象中的共同空间中。人在敬神的时候，更像是在处理好人和人的关系
这也可以从台湾闽南人对鬼神的称谓中看出来：观世音菩萨是“观音妈”，玉皇大帝是“天公”，天后娘娘是“妈祖”或“娘妈”，都是对长辈的称呼。
对神如对人，就萌生了很多更地方化、功能化的神灵。敬畏之外，也就有了猜忌和贿赂。
《还愿》里杜家供奉的神，不熟悉的人可能会以为是常见的关公，其实是地方戏曲神“田都元帅”。直到杜丰于请了慈孤观音进来，田都元帅还是供在慈孤观音头上，足见他对自己编剧事业的重视。
戏子的保护神
观落阴也不是什么已经被革除的陋习，现在还有所谓的“观落阴旅行团”，号称在灵媒带领下能够去阴间一日游。
1997年，台湾艺人白冰冰的女儿遭绑匪劫持，发生了震惊全台的“白晓燕命案”。女儿死后，白冰冰找遍了全台湾的神祠宗庙，希望能够通过观落阴再见女儿。
二十年过去，靡费千万，白冰冰还是没有看见女儿的影子。寻女无果，她对媒体说，自己被神棍骗了。
这是《还愿》里何老师行骗的十几年后还在发生的事情。
病急乱投医、逢庙就烧香，一些本地的文化元素，莫过如此。
三
人民日报去年发过一篇文章，叫《用精品游戏讲好中国故事》，里面说：
虽然中国已成为游戏输出大国，但游戏类型较为单一，一些游戏还处于模仿美、欧、日、韩模式的阶段，对中国故事的讲述以元素符号居多。未来，国内游戏厂商应……用更为内在、更为柔性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
这其实是一个悖论：刨除“元素符号”，中国故事剩下的是什么？
同样是官媒，光明日报有篇《有中国文化元素的游戏该登场了》时举例，中国元素是“水墨丹青、汉唐衣冠、梅兰竹菊”。
这种“中国风”很常见，但似乎有些刻板化。去年这些讲传统文化的游戏很多，从《尼山萨满》到《绘真·妙笔千山》，都做得很美。
美到和现实有一层隔阂。
梅兰竹菊的“中国风”是永恒的，但却没几个中国人是在梅兰竹菊和水墨丹青里长大的，每个人切身经历的，是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时代文化。
八九十年代的惊悚灵异元素，在闽南是明牌、邪神和观落阴。如果到了东北，大概会变成窖藏白菜和下岗潮。
上个星期，高雄市长韩国瑜给一场产业论坛致辞，说台湾过去为“亚洲四小龙”之首，“整整鬼混二十多年，完全在退步，让人想到都无法接受”。
其实台湾从未成为“四小龙”之首，但这并不妨碍台湾人怀念那段黄金年代。
就像台湾作家杨渡在《一百年漂泊》里写的，从六十年代开始，“似乎全台湾都做了发财梦”，《还愿》的男主杜丰于的梦，也不过如此。
杜父其实是一个相当脸谱化的角色：大男子主义、不希望身为明星的妻子抛头露面；做着过气编剧的成功梦，不能容忍自己的失败；望女成凤，为美心做所有自己觉得好的事，买所有能买的昂贵的东西——红龙鱼、拍立得，还有那架雅马哈的钢琴。
宝丽来的经典款Polaroid SX-70，在当时花费不菲
与其说杜父失心疯是为了财，倒不如说是他不能接受穷困潦倒让自己失了面子。所以他才会在越穷的时候，更要买越贵的东西。
杜父的心魔，是一个在黄金年代里却没有黄金的人的心慌。
这样的父亲，随便哪栋居民楼塌了都能压到一大片。不过大多数人身边的家庭悲剧，只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没有到人亡那一步。
杨渡在《一百年漂泊》里还写道，“后来我才真正地了解，一个经济学上的小数点，一个零点零几的农工经济的增减，都可能是无数家族的流浪迁徙，辗转漂泊，无数孩子命运的上升，或者沉沦。”
《还愿》里杜家的悲剧，也不过是台湾辗转历史中一个沉沦的小数点罢了。
没什么轰轰烈烈的地方，不是瞬间的洪流，从1980年搬进新家开始，到1985年、86年……一切寂静、悄悄地转变着。
到最后，“迷信”成为了毁灭掉这个家的直接原因，故事结束了。
四
讲故事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
赤烛和乐队“草东没有派对”合作完成了《还愿》的同名主题曲。说起来奇怪，草东是一支舞曲风格的摇滚乐队，乍一看和“中式恐怖”完全不搭。
但到了游戏里，主角推开卫生间房门的时候，“还想和你谈论宇宙和天空/或是沙滩里的碎石和人生”的歌词唱起，却让人刷刷刷地流下了眼泪。
这次的《还愿》是草东的吉他手筑筑（左一）演唱的
让人忍不住落泪的，还有那首动听的《码头姑娘》。
赤烛的联合创始人杨适维写下了这首曲子。杨适维年轻时在迷幻摇滚乐团“南瓜妮歌迷俱乐部”当过键盘手，也在三菱日商银行担任过储备干部、按部就班当过上班族。
但这一切都让他感到空虚，最后他选择放弃了高薪的工作，拿出积蓄入股赤烛，从零开始学习怎么做游戏。
草东有首歌叫《等》，是这样唱的：“我在等的那部车呢/它会不会又抛锚了/我在等的那个人呢/他会不会又不来了”
“等”不是重点，“又”才是重点。
不论是草东还是赤烛的成员们，这些生于八九十年代的青年，在解严的台湾度过了自己最青春的岁月。
他们的青少年在蓝绿二元之争里渡过，闷头熬过大考，上了大学后才发现，学历并没有给他们未来——那些父辈原本允诺过的东西。
台湾有乐评人说草东的第一张专辑《丑奴儿》是“鲁蛇（Loser）世代的身份证”，草东的主唱巫堵接受采访时却说，“我们不想了解你们定义的鲁蛇”。
姚舜庭在《返校》做完后接受媒体采访，也说 “台湾人的眼睛被蒙住了，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就好像父亲从来不会解释除了读书人还能做什么，不做公务员还能做什么。”
这些被定义的过去，构成了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愿》里八十年代的台湾家庭，不外如此：美心必须要做大明星，巩莉芳必须要相夫教子，杜丰于必须要重新飞黄腾达，成为大作家大编剧。
偌大一个家庭，甚至没有选择退步和放弃的权利。
这样的故事内核，与恐怖无关。
你可以看到《还愿》虽然火热，但社交网络上关心游戏里的Jumpscare和鬼魅身影的人，却是少数。
微博上讨论的最多的，除了“阿嬷家模拟器”、杜家房子的户型和风水好不好、郁金香怎么叠，是杜家一家三口的跌宕命运：巩莉芳下落如何？杜父到底爱不爱美心？到底是邪教错了还是杜父错了？
说到底，《还愿》不是关于“迷信”的，而是关于“心病”的。“迷信”是宗教元素的恐怖表皮，但“心病”，才是故事的根本原因。
它之所以能火出游戏圈，大概还是因为从外表到内核，都是在讲一桩完整的、中国人都懂的家庭悲剧。
假如杜父没有遇到慈孤观音，也会找遍其他门路，追求东山再起。就算美心没有遭遇横祸，也会在杜父铁腕式的家庭管教下成长。
信邪教的杜父可笑吗？按邪教的方法试图“拯救”孩子，“一切都是为了你好”，这是其实是最寻常的中国故事，我们每个人都听说过：
但不是每一桩悲剧，都能碰到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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