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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情人與尾隨者:Tarasoff案件的歷史枝節

恐怖情人與尾隨者:Tarasoff案件的歷史枝節

作者: 西西爱与自由 | 来源:发表于2018-04-22 18:53 被阅读0次

    这是西西心理2018年的第17篇文章。

    历史上最早具有伦理争议的文章,心理咨询师需要有高度的伦理敏感性才行。


    Tarasoff這個有名的司法精神醫學事件,是發生在加州的故事。[1]

    Tatianna Tarasoff,女性,19歲,是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在學生,被一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畢業生Prosenjit Poddar所殺害。Poddar之前曾到學生健康中心求助,向一位臨床心理師Lawrence Moore表示,他可能要殺害一位女孩。

    Prosenjit Poddar生於印度孟加拉地區,屬於賤民階級。由於在印度大學成績優異,得以在1967年9月,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成為研究生,住宿在國際宿舍,主攻電機與海事工程。

    1968年秋天,他因為參加民俗舞蹈班而認識Tatianna Tarasoff。Poddar向一位同樣來自印度的朋友Farrokhg Mistree提到,自己很想和Tarasoff進一步交往,Farrokhg則勸他,應該專心追求學業而不要談戀愛。Farrokhg認為,Poddar在社交與性方面,都還很天真的。

    在1969年新年夜,兩人在派對碰面。當兩人獨處於電梯的一刻,Tatianna Tarasoff給了Prosenjit Poddar一個新年之吻,這舉動讓Poddar覺得兩人關係非比尋常。

    但是,之後兩人相處卻不如Poddar想像。Tarasoff表示自己無意與他交往,反而對另一位男性友人有好感。Poddar認為Tarasoff會在約會爽約,或是無視於自己的存在。

    1969年春,他偶而會看到Tarasoff,而且私自錄下兩人近40小時的談話,來反覆確認,彼此間的感情與關係。Poddar無法度過這個危機,變得不修邊幅,不在乎健康,也無法持續就學而停止冬季課程。Poddar常常一個人,失神地說話,或是自己哭泣。在朋友的建議下,Poddar試著淡化兩人的關係,保持距離,減少接觸。情形似乎略有好轉,但是,3月間,Tarasoff打電話給Poddar,說她想念兩人的談話,於是Poddar再度感到苦惱。月底,他向Tarasoff求婚,據稱,對方沒有拒絕也沒有接受,Poddar又開始重複聽兩人的錄音帶,想從裡面確定事情到底怎麼了。Poddar開始覺得,Tarasoff都會嘲笑自己,甚至對自己的朋友Farrokhg Mistree,都感到懷疑,他曾對Farrokhg說「連你也在笑我,嘲笑我的狀況,我可是像動物一樣,我什麼事都可以做出來。我可以殺了她。如果我殺了她,你該怎麼辦?」Mistree說如果這樣,他會把一切真相說出來。Poddar接著說「那麼我也會殺了你」。

    1969年夏天,Tarasoff去巴西旅遊。Poddar接受Mistree的建議,向大學合作的Cowell紀念醫院求助。評估與治療Poddar的精神科醫師Stuart Gold診斷他是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且開立抗精神病藥物,然後將Poddar轉介給臨床心理師Lawrence Moore進行心理治療。Poddar曾向Stuart Gold表示,他無法信任心理師,不過,Gold仍然建議他繼續接受心理治療。Poddar也在夏天,認識了Alex Tarasoff,Tatianna Tarasoff的哥哥。

    Poddar後來向Mistree說,他想要買一把手槍,同時想終止心理治療。Mistree用電話向Lawrence Moore透露這些事情。1969年8月18日,Poddar向治療師Lawrence Moore表示,如果某位女孩從巴西回來,自己可能會殺害對方,Moore向Poddar表明,如果他繼續這麼想,想要殺害Tarasoff小姐,治療師就必須採取某些行動來限制他。Poddar之後很生氣地離開。

    8月20日Lawrence Moore向督導,以及精神科醫師Gold諮詢,三人都同意Poddar應該強制住院。並且向加州校園警局提出請求。

    Moore除了向校警聯絡外,也以一封信函說明狀況。他認為Poddar處於妄想型,精神分裂反應狀態,有時相當平靜,有時卻處於精神病狀態。信中也說明他威脅要殺害一名未言明的女子,因為覺得遭受背叛與失去榮耀。這封信的目的是要依據,當時加州才立法通過約兩個月Lanterman-Petris-Short法案,讓Poddar接受60天的強制住院。

    校警找到Poddar並且短暫留置,詢問他的情形,當時Alex Tarasoff也在場。Poddar平靜地向警察保證自己不會有危險行為,而且會遠離對方,於是警方將其釋放。Alex Tarasoff似乎也不覺得有立即通知自己家人與姊妹的必要。由於加州立法才通過不久,校警,精神科部門,對於新的精神衛生法案,並不了解。根據當時法律規定,應該由柏克萊市警察局接手,將Poddar轉送到郡立精神科部門接受評估。

    校警之後通知精神科部門,決定不將Poddar轉送強制住院。Harvey Powelson,精神科負責人,瞭解整個情形後,要求警方退回信件,並且將相關紀錄銷毀。也不同意繼續嘗試將Poddar強制住院。

    Poddar隨即中斷了進行8次的心理治療。1969年秋,Tarasoff回到美國加州。Poddar則搬到Tarasoff家附近的公寓與Alex Tarasoff同住。Tarasoff和Poddar仍然會在民族舞蹈班見面,Tarasoff還會笑著提到在巴西旅遊時,和一位瀟灑的阿根廷男性的邂逅。對Poddar來說,這是刻意又殘酷地怠慢。他開始隨身攜帶槍枝。

    1969年10月24日,Poddar請求Alex Tarasoff替自己說情,Alex告訴Poddar不要再去騷擾自己的姊妹,並告訴他,兩個人結束了。Poddar仍然堅持要見面,Alex把Poddar推到牆上,並且警告他最好離Tarasoff遠一些,否則,這會讓他們的老爸震怒。

    1969年10月27日,8點左右,應該是Tarasoff父親離家去工作後,Poddar跑到Tarasoff家中,Tatianna

    Tarasoff請母親應門,並且告訴這位年輕人,回印度去,回到自己該去的地方。

    Poddar回到公寓,感到混亂和氣憤,他自述有聽到一些聲音,然後決定再去找Tatianna Tarasoff,這次卻帶著廚房用刀與散彈槍。

    Poddar出現後,Tarasoff希望他立即離開,而且說父親很快就會回來,兩人似乎發生爭執,Tarasoff大聲喊叫,Poddar向Tarasoff擊發散彈槍,Tarasoff逃出家門,Poddar抓住她並且刺了14刀,Tarasoff當場死於自家前門。之後,Poddar自行報警等待警方到達。

    之後,Tarasoff的家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認為Moore和被Moore徵詢意見的同事,還有精神科主任有過失,他們有義務通知Tarasoff,由於這個疏忽直接造成TatiannaTarasoff死亡。

    經過數年的審理及上訴,1976年加州最高法院變更1974年的自身裁決,認為心理治療師,面對具有明顯可能危險性的病人時,對於可能受害者有保護之義務。

    問題是,加州最高法院並沒有說明,受害者要多明確才能算數?治療者的措施要做到什麼地步?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

    以美國的狀況,或許法院之後審理的結果可以作為參考,因為如果有裁定結果,總是可以形成判例。臨床工作者十分關心幾個重點,一是,Poddar並沒有說出所要殺害的人究竟是誰,雖然很容易找出來,這樣的被害人算不算可以被辨認?其次,Moore也通知了警方,而且建議住院,這樣到底夠不夠,還要做其他措施嗎?

    法院根本沒有機會作出裁定,來釐清相關的問題。加州最高法院作出裁定後,在加州上訴法院再次審理前,Moore及同事和Tarasoff父母達成和解(和解金額不明),留下法官和各種爭議,各自回家去了。

    至於Poddar呢?1969年Poddar被檢方以一級謀殺罪起訴,在一審法院被判二級謀殺罪送入州立監獄。Poddar以無罪抗辯,並以精神異常抗辯,辯方找來3位精神科醫師與1位臨床心理師說明他是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而法庭僱用的精神科醫師則認為他只是類分裂型人格。

    Poddar上訴,上訴法院在1972年認為一審法官沒有給陪審團正確的指示,因此將犯行減為過失殺人。Poddar繼續上訴,1974年加州最高法院撤銷他的判決,要求法院重新審理本案,並且認為,如果不是一審法官對於陪審團不當的指示,Poddar可能獲得更有利的判決結果。[2]Poddar這時面臨重新審理的機會,然而檢察官提出條件,與之達成認罪協議,Poddar承認蓄意殺人(比二級謀殺較輕的罪行),同時因為Poddar已服刑多年,已達假釋門檻,可以出獄,但是條件是必須離開美國而且永遠不能回來。

    Poddar離開美國回到印度,結婚,在印度生活。


    [1] 關於Tarasoff的刑事與民事判決,可以在網站上找到許多判決的節錄本與摘要。本篇主要描述來自於Glenn S Lipson and Mark J Mills:

    Stalking, Erotomania, and the Tarasoff Cas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talking:

    Clinical and Forensic Perspectives. J Reid Meloy (Ed). Academic Press: San Diego

    1998, p258-71. 以及Leon VandeCreek and Samuel Knapp: Tarasoff

    and Beyond: Legal and Clinical Consider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Life-Endangering

    Patients, Third edition. Professional Resource P: Sarasota 2001. 

    [2] 加州最高法院的此案刑事判決:People v. Poddar , 10 Cal.3d 750 可於此下載http://scocal.stanford.edu/opinion/people-v-poddar-2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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