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史学界眼中,南宋的灭亡,是一段令人悲悼不已,刻骨铭心的“痛史”,毕竟这是一个被视为正统华夏文明继承者的中原王朝,被一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终结。
同时,两宋时代高度繁荣的经济与文化,以及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更加大了这种灭亡所带有的悲剧色彩。
然而,我们谈论历史,更多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的教训。
在今天的通俗历史读物里,关于宋元之变的作品虽然多,但我自己却认为其中许多其实缺乏新意,具体表现在这样两点:
首先,长久以来,我们在谈及南宋亡国这段历史时,往往陷入了南宋中心主义叙事,过于偏重地聚焦于南宋视角,从而遗忘了一个常识:
南宋衰亡史的另一面,是蒙元帝国的崛起史。
在很多人看来,元朝在这段历史中,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武力值爆表的蒙古骑兵,至于元朝的典章制度、社会组织,乃至蒙古帝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战略,都不重要。
然而,不对蒙古帝国与元朝的扩张战略、社会组织与文化传统进行研究,是无法全面认识这段历史的。
其次,在检讨南宋政权本身的决策失误与灭亡之间关系时,我们往往还是局限于传统史学的道德观,把所谓的“奸臣”,比如贾似道等人,揪出来批判一番,给他们扣上一个直接责任人的帽子,而南宋制度设计中的诸多致命弊病,反而被轻飘飘地忽视了。
正是出于这些考量,出一本尽量全面,有新意,关于南宋灭亡回顾与检讨的历史著作,于是,就有了这本《崖山》。
它包含的内容,实际上是一部宋元战争简史,从1234年,南宋联蒙灭金,一直写到1279年,作为双方最后一战,宣告南宋灭亡的崖山海战。
两宋被公认为一个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高峰,所以探究它的衰落灭亡过程,就需要适度排除自己的感情因素和一些传统研究上的视角偏颇。
具体来说,所谓“视角偏颇”,基本有两个,一种是以南宋为绝对中心的“单一叙事”,一种是传统历史研究和普通历史爱好者中常见的“忠奸道德评判”。
这两种偏颇掺和在一起,我们就会简单地把蒙古的兴起与南宋的灭亡理解为:
由于奸臣当道、迫害忠良,以至大局糜烂,让绵延了152年的南宋王朝,被来自草原、野蛮落后的元朝取代。
当然,这种解释比较简单直接,理解门槛低,还能有效激发我们的道德意识,所以最容易被接受和传播。
阅读历史,思考历史,写作历史,目的之一就是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可能性充满敬畏,保持开放心态,小心翼翼地为自己心中的所谓“定见”和“常识”寻找支撑和论证。
日本著名蒙古史研究专家杉山正明说,商业文化上高度发达的南宋,其灭亡固然令人哀伤,但忽必烈建立的元朝,把传统的中华帝国融入了一个横跨欧亚,更大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囊括了欧亚大陆上的农耕世界、游牧世界甚至海洋世界,三个世界的文明成果与经济生产,被链接在了一起,而元朝带来的生活习俗与政治管理体系,也对此后的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崖山的悲剧固然令后人哀伤,深思,但崖山之外,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和一个更丰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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