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苦

这个命题有点大，好像没边。但也很小，小到就是点滴，这就是无数个自己的，他人的点滴，无数个熟悉的，陌生的点滴，是都有可能遭遇的生活。                     

二十七年前的秋天，学校组织我们去当地的一家医院见习。病人不算很多，但也不少，带教老师带着我们一层楼一层楼的转，我们把看在眼里的知识点一个个地记录着，把那些在教研室，教科书上的学到的再一个个还原到眼前的病人身上。大家严肃地看，小声议论。我们对医院的布局不熟悉，只是一层一层地走。转来转去，转进了一个妇科检查室。

检查室不大，有两张检查床，背对着门，面对着贴了遮挡的窗户。两张检查床上都有病人，一个截石位躺着，医生正在给她检查，另外一个检查完毕正在穿裤子。突然涌进一群女学生，这位病人以更快的速度穿好裤子，赶紧走了。医生愣了一下，见是带教老师带着学生，也就没再说什么，继续忙活手里的，我们一股脑涌到了正在检查的病人的正面。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专业概念里的人和病，很多年后，她的病我记得，我更记得她当时的神情。

那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女人，看起来像个农妇，突然一大群人站在她跟前让她有点惊慌，她下意识地想把腿并一并，但是医生低声说了句别动，并用戴着手套的手拨了拨她的腿，她只好放弃调整。她尴尬地笑了笑，想说点什么，又没说。不知是不是那个医用检查灯晃了她的眼，她把脸转向一边，腿不由自主地颤抖着。

涌进来的我们本来还低声讨论着，看到女人的情景，屋子里顿时安静了下来，这种安静里有群蚂蚁，一点一点地顺着女人的腿往上爬。我们安静地看着蚂蚁在爬。

病很简单，是个囊肿，不需要太多治疗。医生关掉检查灯脱了手套扔进垃圾桶，女人像是得了大赦令一般从赶紧从检查床上起来，一层一层地穿上裤子，眼神躲闪着说怎么得了这么个病，看起来很羞耻的样子。不知道是羞耻什么，是被我们这样毫无遮掩的围观，还是对这个囊肿感到羞耻，或许都有吧。

她可能不知道，这个囊肿没什么羞耻的，和长在其他其他器官内一样，仅仅是个囊肿而已，而面对我们的见习围观，即使是医学生，她也有拒绝的权利，可她都不知道。于是在就医的那天，她带着羞耻感离开了。

我们接着转到下一个科室，女人也离开医院回到自己的生活。她对于我们的意义仅仅是一个知识点的呈现，但是很多年后，我依然记得她。和那些让人生不如死的疾病和所有治疗过程中遭受的附加痛苦相比，这个女人的这点羞耻感可能太渺小，会淹没在病人群体数量的庞大和病痛的巨大中。

但是那一刻，我想她的羞耻感也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有她这种经历的人应该也很多，这一类的人这么多，在其中的她的痛苦会被看见吗？哪怕是疾病附加给她的微小的痛苦。

也是很多年前了，在手术室实习的时候，一位姓霍的中年男人，是个老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的姓和职业。骨肉瘤转移，小腿已经截了，这次手术是髋关节摘除，他将失去整个一条腿。他妻子目送他进了手术室，安静地在门外等着。我想，她得知丈夫这个病并截小腿的时候，她是不是已经绝望过了。

当时我是巡回护士，来完成手术外围的工作，其中一项工作就是不停地擦淌到地板上的血，不停地擦。等摘除完成后，医生把截下来的部分装进一个无菌的袋子，递给我让我给家属看看。我就那么懵懵地接了过来，还是温热的，然后又懵懵地拿出去给了等在外边的病人妻子。

他的妻子安静地接过袋子，什么也没说，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又还给我，眼睛一直朝手术室里张望。她看了这截下来的部分又能怎样，这只是过去，她在等待丈夫出来，以后的生活才重要。

我回到手术室，医生们还在忙活，髋关节摘除后，那个巨大的创面像是血盆大口，医生正在一针一线地缝合着，很快，那条腿唯一的证据就变成那一排针脚，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这排针脚要去说服他，接受这样的现实。

男人被推了出来，女人急忙迎了上去，去抓男人的手。男人麻醉还没完全清醒，迷迷糊糊地想说话，一个说不清，一个也听不清，女人就这样弓着腰拉着男人的手随着护士回病房。

他本来是健全的，他们的生活也有很多可能性。但是因为疾病，他们最大的可能性只有面对疾病，弱化其他的可能性。很多这样的人们将开启漫长的存活期的较量，没完没了的放化疗，没完没了的排异，当数值有点波动时，是继续还是放弃？崩溃，重建，再崩溃，再重建……这一切由病人自己完成，也可能是会有陪伴他们的人一起完成，疾病是一个人的，痛苦是许多人的。

那个照顾他的人，只要听到哪里有“能治”这两个字，或许就会陪着他万水千山地过去，奔波在各个地方各个医院，在人生地不熟的他乡，排很久的队挂号，排很久的队做检查，排很久的队做治疗。在这期间，只有一个目标，让生病的人治愈活下去。没有能不能撑住，只有必须撑住。

每一个大医院周边的旅馆，餐馆，生活用品集市对应的都是医院里那些远道而来的求医者和他们的陪伴者。他们或者住在旅馆里等消息，或者在重症监护室外打地铺等消息，或者和病人一起住在病房里，在治疗中等待消息，康复了还是失败了，能不能回家，是以怎样的方式回家。

那些在院外旅店里等待床位的日子里，哪里也不能去，什么治疗也没有，就是什么也做不了的等待着，每天的房费饭钱却一样也不能少。回家吗？万一这期间有空床了怎么办？再花路费过来吗？只能等着，等着。像是等待着一个入场券，一个重新回到生活的入场券。

那些在重症监护室的人们，他们或许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是以心电监护仪，萨博机，呼吸机等等各种仪器的运转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他们和疾病和医院的关系。而在监护室外边打地铺的那个人，随着里面的医护一次次的唤他，他的活动轨迹或许在自助取款机，收费处，检查结果自助打印机，餐车，卫生间，一直到里面那个人离开那些管子，那些仪器。

那些在病房里的人们，像是被困在了迷宫里。他们拿着无数检查单，去排最早最长的队，等着一个个地被叫进去，打造影剂，涂耦合剂，喝清肠药。被一个机器检查完，赶紧穿好衣服再奔向下一个陌生的机器。像是拿着钥匙到处去找门，到处都是门，漫山遍野地找、找到了就没有尽头地等，等待机器里呼叫自己的编码和名字，出来一个进去一个。在这个乱哄哄的迷宫里，钥匙不是自己的，门也不是，没有什么是自己的，只有最后出院时得到的那个消息是自己的，还有那个陪伴自己在迷宫里奔走的人。

这些太皮毛了，无法穷尽疾病的苦，这些苦总是出其不意又层出不穷，在我有限的护理生涯里，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从那个感到羞耻的女人开始，我清楚地记得很多场景，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阿姨，有个很好听的的名字，她嘴唇青紫无法躺平，只能坐着，白天黑夜都坐着；那个红斑狼疮的男子，没完没了的高烧；那个胃出血的中年人，脸色惨白靠在急诊室，一口一口地吐着鲜血；那个植物人男子，每天由护士给他鼻饲，皮肤惨白骨瘦如柴；辗转数年多地独自照顾重症病人的好友，从遥远的异地给我打来压抑又痛苦的电话；在手术室外，由于不知里面的我是什么情况，在外面等待的母亲焦急又恐惧的泪水。

他们那么不同，又如此相似。他们是我的记忆，却是别人的生活，就如同我的生活也曾是别人的记忆。即使我们能懂对方的经历，但是经历只能自己经历，再即便你我经历了彼此的经历，那也是各自的悲喜。

可阳光多好啊，花也正在开着，还有春天，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