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之南

作者：黎荔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我觉得基本大势是南北冲突、东西交流。为什么南北之间一定是冲突（甚至直到现在）？

首先，从体质人类学角度看，虽然同为黄种人，但北方的东亚类型蒙古种与南方的马来类型蒙古种，本来就属于不同的蒙古人种的支系，大致分界线可以说就在长江一带。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经过这几千年的考验，这条界线已经逐渐向南推移至五岭一带（五岭是指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地处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五省区交界处），五岭与长江之间就是这两支亚人种的缓冲带。

其次，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南北冲突高度概括了北方宗法文化与南方的巫道文化的对立与互补的情况。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蜂起争鸣，前人归为九家十流，其影响较大的如并称显学的儒、墨二家，出于邹、鲁，法家出于三晋，阴阳家出于燕、齐，故都可以归之为北方学派，广大的南方则是道家和农家的摇篮。南方学派与北方学派大相径庭。中国哲学史上的儒道二家，是历史上南北两大文化系统在哲学领域演化进展的结果。儒道学说的对立和互补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大奇观，老子和孔子分别创立的南北两大哲学思想体系共同丰富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宝库。

我个人认为，最早进行南北文化融合尝试的上古部落首领是舜帝。虞舜不是传说人物，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科学家专家组认为夏朝的世系非常清楚，而禹与舜不可分割，舜帝为历史真实人物。当年中原几经征战而取得正统地位的部落联盟大酋长舜帝，之所以要南巡，接触南方数十个不同蕃属却从未联盟的百越各族，就是希望用中原地区的宗法生产方式去同化南蛮百越，用集体生存意志去否定南蛮森林法则的个人自由竞争，以使“天下明德”。

虞舜南巡的最南之极地、最后驾崩的苍梧之野在何处？到底是在湖南永州还是广西梧州，这是一桩文史界争论两千年的笔墨官司。其实，古人的地理概念并不如科技发达、交通便捷的今天如此精确，其对地理的指称只是一种大概的、模糊的概念。对华夏极南之域而言，往往有不同的指称，如百越，苍梧，仓吾，交趾，南海，南越，蛮夷等。《史记》开篇的《本纪第一》之《五帝》开宗明义宣称，帝颛顼治天下的辖地，“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被称为“交趾”的岭南之地，自古就有一个被称之为“仓吾”的古老部落，因其地多梧桐，色苍，又有断发文身之习，睡觉时两腿相交，而得名“交趾”。南越苍梧氏族，其实很早就进入中华文明的视野和文化版图。以史料考证，舜帝南巡怎么可能只到达湖南之地，他肯定翻越了横亘中国南北的逶迤五岭。大量古籍记载，舜帝南巡的苍梧，是指今日岭南之地域和族群，苍梧为南越之地，直延至南海之滨，从周代开始一直与周天子有臣属礼贡的交往。我的家乡广西梧州地区，从远古三皇五帝时代开始，由断发文身的百越人苍梧氏族组成了一个神秘的上方古国——苍梧古国，世传为舜帝南巡征战三苗而死，所葬的苍梧之野。我坚信伟大的唐虞舜帝的足迹，肯定翻越了五岭，“苍梧之野”是指地处岭南的广袤丰腴土地，而绝非湖南宁远县境内一座小小的九疑山（苍梧山）。

南北文化在早期都有过巫鬼阶段，然而后来各自有不同的文化演进发展。刘安的《淮南子》中记载“昔日仓颉作书时天雨粟，鬼夜哭”，北方文化也曾以如此巫气森然的场景，渲染发明文字的神奇和不易。但在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轴心时代，孔子的出现完成了一次“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突破，他把中国从原始宗教的晚期提升到一个全新的精神领域。以“天”或“天命”的概念为例：在商周时期，天命只能维系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建立了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进行统治的理由，在于他有天命在身。而他与天的沟通是通过“巫”进行，当然也有一些统治者自己变成“大巫”，也就是“众巫之长”。孔子带来的变化在于他把天命观给改变了，不再是最高统治者一个人和他的王朝所拥有的了。他也把中国文化从过去由“巫”所控制的礼乐给解放了出来。他提到“五十而知天命”，这里天命已经不再只是指一个王朝了，而是个人，也就是说个人也可以拥有天命。他说“知我者其天乎”，他已经承认个人和天可以沟通。这个观点后来变成了孔子的“仁”的观念，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当然后来也有各家各派的解读，总之，理性时代开始，中国的思想史也就开始了。中原文明如此早熟！

而南方依然是遍地巫风，这是自远古至今一直保存较为完备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人们世代创造、传承的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性民族文化。南方的巫道文化深入到日常生活细微之处，在治病、驱魔、婚丧、节庆中均有独特的方式，千奇百怪，五彩缤纷。许多地方很神秘，尤其有关病痛、生命的民间方式，你是说不清的，道不明的，这便是巫风的某种表现。当然，自魏晋时期五胡乱华以来，南方已经越来越北方化了。因为衣冠南渡，大量的北方人避难到了南方，他们大多数是北方的贵族，看不起南方的土著，他们不依南俗，而是带来大量的北方习俗，和南方本来的传统结合，逐渐形成新的南方文化，所以南北文化的冲突分界线逐渐从长江一带，南移到了五岭一带，岭南文化成为原生的南方文化最后的完整板块。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景观日新月异、文化旧貌剧变为商业新颜、全国千城一面的今天，新移民、新客家的大量涌入，已使北方文化迅速渗透和浸染于岭南之地，使得岭南文化自身的发展空间不断萎缩。为什么当下在全国各地推广普通话都很顺利，唯独在岭南之南两广之地有比较强烈的反弹，引发一波又一波反对“推普废粤”的市民运动，高举“粤语存亡，匹夫有责”的标语，因为今天粤语已成了岭南文化最后的立身之处。粤语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一种情感上的认同和亲近，正是这种情感维系着岭南人之间的“根”意识，失去母语会导向他们某种意义上的集体失忆或魂飞魄散。其实粤语算是好的了，珠江各支流的百越地区都有粤语流布，由侨民带到世界各地以后更是一大语种，全球超过7000万的粤语使用人群，在海外华人社区中其势力压倒普通话，但那些百越各族的小语种语言，比如壮侗语之类都快灰飞烟灭了。

南北方文化的差异缘自于历史，如果将北方文化看作日神精神，将南方文化看作酒神精神，一个是论理的世界，一个是述情的世界，北方是政权和权力的隐喻，南方代表着民间、野外和百姓。文化的多样性及其自由竞争，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能够不断自我更新重生的原因，常常在一种主导主流文化颓败之后，又有新的地方性文化注入新鲜因子，激发其内在活力。近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朝的所谓“中兴”，其实是湘楚文化拯救的，因为中心地区早已衰落，上个世纪的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则是发源于岭南地区并且依赖海外华侨的支持。

参差多态才是充满活力的文化应有的面貌，可是现当代以来，北方气质已压倒了南方气质，杜甫已压倒了李白，理性已压倒了浪漫，日神精神已压倒了酒神精神。真想让屈原的南方、李白的南方重新归来，让南方文化展现妙手，让人惊艳。南方文化掘地通天，具有巫灵传统。巫者，天地间有人存，平而唯一，相互扶持，是为巫。从字形上来讲，巫字上下两横，代表天地，意指能够沟通天地之人，悟天道，通天理，有无穷之力，是为巫者。在这个被科学所主宰的实证世界上，在这个实用理性到可怕的时代，在这个更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而不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时代，诗人荷尔德林（Holderlin）所谈到的贫乏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其实最大的贫困，就是割断这种天地沟通，诗人们常说的“宇宙感觉”，而其实这种联系从未被彻底割断过，它一直在进行着，它是一种潜流。《楚辞》里的神巫世界的景观，今天依然可以在日本神社的敬神之舞里看到，在自然韵律流遍全身的南方“巫女”杨丽萍身上看到，因为她们是舞给神看的，巫其实是回到生存的最源头。这不能说是“神秘”，甚至连神秘都不是。而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每天都和那样一种东西相通，溯根追源，敬天畏地，与万物相亲相伴，这种人文风貌在自然力量极其原始雄伟的地方都还在保留着。

春花秋月，南方之南，一道碧波江水脉脉地流，水上仿佛洒着花瓣一样，有各种绚烂交错的色彩一路华丽地前行。随着水流悠悠漂流，两岸风景森罗万象而绵延不断，在炫目而炽烈的阳光下，在浓郁的南方豆蔻或榴莲的香气中，带着一点微醺的陶醉。往更南之处眺望，大洋上的季风在不断吹动着，那里的天空更加湛蓝，更加高远，那里的大气中飘着果香、叶芳和少女浓密秀发的馨香，那倔强的、富有弹性的密发鬓角上，斜插着一朵怒放的热带鸡蛋花......

中国的文化版图，在北方的厚重孔武之外，不能缺乏南方的灵动繁富，一路向南，岭南之南的百越地区，包括海洋岛屿在内的辽阔海域，在中华文明中却始终没有明确的定位。21世纪，中华文明终于跳出西部高原的崇山峻岭，越过黄土高原的漫漫飞沙，进入平缓富庶的中原大地，江汉平原，开始澎湃起一片华夏蓝，真正来到了南海之滨，向南眺望。这里，不是北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方，这里是，南方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