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欲灭其国，先去其史。
可见，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历史的重要性。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大家对太史公受酷刑后，作《史记》的故事比较清楚。
但又有多少人知道，历史上还有一个人，以迁为名。
在亡国之际，只为了给后人看到详尽信实的历史，穷毕生之力，前后六易起稿，修成一部真正的明史。
他就是谈迁，关于一个老秀才，关于一个理想的故事。
谈迁出生的时候，是万历22年，公元1594年。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
比如，顾宪成得罪了万历，被革职回家，重修了东林书院。
无论是骂东林党，还是夸东林党，毫无疑问，这件事对中国历史，形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这一年，万历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但是撕毁合议，再次入侵朝鲜。
还是这一年，瑞典的北方雄狮，古二爷出生了。
但这些，都跟谈迁没关系。
谈迁出生在浙江海宁，挨着钱塘江，郡亭枕上看潮头。
可他爹是个穷秀才，穷得赶考的钱都没有。
自然也没法跟他请老师，还好他父亲可以教他。
万历34年，年仅14岁的谈迁考中了秀才。
但是，有没有老师教导，终究是不同的。
考秀才，重视的是基础；科举，重视的是八股文。
考举人对八股制式要求是非常高的，他父亲只是个穷秀才，八股文也高不到哪里去。
而浙江自古就是科举大省，人中龙凤遍地都是，相信如今的浙江考生，对此也深有感触。
无论八股，还是关系，他一个穷秀才的儿子，自然占不到任何优势。
于是，万历34年，谈迁接着考了三次科举，无一例外落榜。
朱翊钧嗝屁了，杨涟、左光头，抢孩子抢得不亦乐乎。
时代进入了东林党和魏公公之争，人脑子打出狗脑子的天启年间。
天启元年，谈迁的母亲俞氏去世。
而此时，谈迁的父亲也病重了。
在外求学的谈迁，急急忙忙赶回去，却是天人永隔的噩耗。
他的父亲兼恩师，永远地离开了他。
他在为父母守孝期间，读了陈建写的《通记》，发现其中有许多不足之处。
看了《明实录》，发现实录之中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在洪武永乐年间，隐去了太多的东西。
于是，他萌生出了一个念头：既然没有真正完善真实的历史，为何不能效仿太史公，自己写一本史书呢？
写一部史书容易吗？
不！
一部史书，往往需要许许多多的人，穷尽一生才能写就的，司马公，他们都是官啊！
穷朝廷之力，有人负责收集材料，有人负责修订誊录，而且专门有精通某一段历史的人，负责相应的部分。
比如《资治通鉴》，范祖禹负责唐代及五代史，魏晋南北朝归刘恕，主编只需撰写评论，审核删改定稿就可以了。
即便这样，往往也要数十年之功。
像太史公、陈寿一类的，也是史官。
虽人手不如倾举国之力的大佬，但人家背靠国家图书馆，一大堆的书籍，随便查阅。
就这，太史公，也用了半生收集资料，足足写了13年。
而谈迁，只有一个人，没有助手，没有国家图书馆的支持，何况他很穷，很多书根本买不起。
这样的情况，想要修一部史书的难度，是地狱级别的难度。
但谈迁没有犹豫，这是他想完成的事，是他的理想。
从世俗的角度来说，谈迁就是一个傻子，不考功名，不求做官，整天想着写书。
写完了，也快死了，简直就是个书呆子，而且是脑子里缺根弦的那一种。
但是啊，人若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理想主义者，是这个功利而蒙昧的世界里的一道璀璨的光。
如同太师公，如同诸葛武侯，如同千千万万的先烈们。
但，再热血的理想，也要通过现实，去一点一滴去实现的。
他家很清贫，写书也是有开销的，还要吃饭。
没书不能瞎写，没饭不能活着。
作为一个男人，是要担负起养家糊口的。
吃饭、买书、养家，这三笔开销，是逃不掉的，和我们一毛一样。
好在他的文笔还不错，他代人写书信，抄写东西，给人家当幕僚……
除了谋生，他所有的时间，在收集史料、整理史料上。
看实录，做笔记。
买不起太多的书，到处去借书来看，甚至大冬天，跑几百里地找别人借书。
没钱雇马车就步行去，饿了就看树上有没有果子，找人家讨水喝，其中的苦楚，一言难尽。
资料收集完了，就开始动笔写。
写完了再改，来来回回修改了六次。
终于修成了100多卷，400多万字的初稿。
动笔的那一年，他27。
这一写，就是26年。
此时，他已53岁。
然后开始修崇祯弘光的史实，这一修，又是两年。
一直到顺治四年的那个夜晚，一个小偷进入了谈迁的破房子。
看谈迁家徒四壁，无物可偷，以为那个箱子里一定是好东西，于是把整个箱子都偷走了。
小偷并不知道，他偷偷走的是《国榷》的全部书稿，是一个人26年的心血和青春。
当谈迁发现书稿被偷，如遭雷击，老泪纵横地痛哭：噫！吾力殚矣！
打击来得如此突然，如此惨重，但他并没有在痛苦中沉溺太久，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为了他的理想，为了保持国家的真实历史，他不仅要从头写起，还要修订原稿中不翔实的部分。
于是，这位50多岁的老人，满头白发，背着雨伞包袱干粮纸笔，跑到嘉善归安、吴兴钱塘，向当地的乡绅士族说好话求情，借书抄书。
不顾酷暑严寒，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又一次开始了他的修书之旅。
经过4年的夙兴夜寐，焚膏继晷，他再一次完成了《国榷》的初稿。
但是他还是不满意，他想看到更多的书籍，让《国榷》更加完整。
万历到崇祯这几十年的历史，由于党争翻覆，个人的立场不同，记载也就是非不一。
同一件事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想要鉴别真伪，需要多找书读，多找人问，特别是找身经其事的人谈。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非到北京不可。
于是，他一袭破衫，舟车劳顿去了北京。
他在北京全力收集史料，访有关的人士，到处拜访明朝的降官贵族太监门客……
有的达官贵人，听说他借书是写明史，就不愿意。
他就苦苦哀求，只是看一看，抄一抄，一求就是好几天。
人家看他可怜，才勉强借书给他，但只允许他蹲在门口的石阶上抄。
他只是一个穷秀才，求人借书，访事问人，都不容易。
两年里，他到处抄书借书，访问历史名迹，路上听到的看到的，一堵断墙、一块破碑也不放过。
从运河南上北下时，所过的城市，也都核对史书，各种资料记载了数千张纸。
两年过去了，虽然他收获了很多，但他已是花甲之年。
国破家亡，山河破碎。
他年纪又大，到处拜访贵人，往往等到中午，甚至等到晚上才能见一面。在京中无处可去，只有报国寺下的松树，累了就坐一会。
为了理想，他可以不在乎尊严，但不代表他心里不难受。
谈迁是南方人，不能适应北京的气候。
好不容易找到内阁，结果内阁的书也残缺不全了。
谈迁在回家的途中，写下了最后一首诗：
往业倾颓尽，艰难涕泪余。
残编催白发，犹事数行书。
公元1657年，回顾这一生，谈钱也没有遗憾了，但他想看一下好友张慎言墓，他是弘光时的史部尚书。
13年前，在大清破城之前，拒绝医治，以身殉国，终年69岁。
1658年1月，南明永历12年，清顺治14年，农历的十月，他还没有到达平阳，就病死在路上，享年65岁。
秀才，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名，但，这是大明的功名。
一个小小的秀才，超越了水太凉，东林领袖钱谦益，超越了水利大师侯方域，超越了大清名臣范文程，也超越了太子太傅宁完我，真正做到了一生无愧！
终其一生，他不过是一介穷秀才。
他所修的《国榷》共计400多万字，史时详尽，行文严谨。
尤其是崇祯和弘光两朝，非常完整。
根据列朝实录和邸报，参议诸家编年，他不偏信实录，也不侧重私家著述。
他对史实的记述是非常慎重的，取材广泛，但选择很严谨。
择善而从，从不偏于个人好恶。
写成之后，没法刊印，他一直管大清叫清奴，而且把大清那些破事记录得太详细，所以只能以手抄本，秘藏在几个藏书楼中。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没有被十不全老人一把火烧掉，也没有经过纪弄臣那帮人的篡改。
一直到1958年，终于得见天日，刊印出版。
在这本书里，他把明实录歪曲的地方，统统斧正。
在洪武一朝，对功臣的杀戮，永乐的身世，以及黑历史毫不遮掩。
《明实录》中避而不谈的部分，全部如实记录，秉笔直书，这是国榷尤为可贵的地方。
后世诸如当年明月，关于永乐的身世和靖难的史料，也出自《国榷》。
崇祯朝没有实录，谈迁根据邸报记录了这17年的事情。
清修明史，隐去的建州史。清修明史不仅完全掩盖了建州女真与明朝的附属关系，还篡改明史，一部史书，来来回回编了100来年。
《国榷》从头记实，建筑都尉和奴儿干都司的设置，皆有年月记载，各位首领的承袭都一一记上，对后世研究明清历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想看真正的明史，看这一部书就够了！
这是一个人的故事，也是一个人的一生，他是一个跟你跟我一样，曾经在这个世上的鲜活生命，他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
他究竟为了什么？没有钱，没有人认识，没有高官厚禄，也没有前途，甚至自己用尽一生的精力写的书，因为大清，连出版都没法出版。
放弃一切，用一生的时间，只是为了写一部史书，值得吗？
谈迁自己说了一句话：男儿堕地，至此血性；为君父用，则为忠孝！为二氏用，则为名理；为千秋百岁用，则为青简丹笔。
正是有他们这样的人，我们的历史才不至于被湮没，我们的文化才不至于被断绝。
正是因为有这种人的执着，我始终相信，无论经历过多少苦难屠杀蹂躏，我们的国家中能走出困境，让中华文明薪火相传，延续不绝！
愿天佑我华夏，万古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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