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北京

《城南旧事》似乎是一本很熟悉的书，却想不起来更多的细节，多亏了琳琳需要写读后感，于是用了一个下午，和英子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重新回到她童年的北京，重温那个充满花香、一回家就有父亲的拥抱、母亲的客家菜和宋妈的唠叨的家。

民国时期不一样的北京。英子童年时期的北京，放大到整个历史长河中，是风起云涌、动荡不安、政权更迭的北京。因为那段历史太过屈辱，太过动荡，给人更多的印象是苦难、是迷茫、是无尽的黑暗和并不清晰的道路，英子却用孩子的视角打开了全然不同的北京，齐邦媛说：林海音作品中所呈现的是一个安定的、正常的、政治不挂帅的社会心态。那时的市井风貌、风土人情在年幼的英子看来，是好奇、新鲜、有趣的新生活，因为彼时的她和家人刚从日本移居北京，她和妈妈甚至都不会说北京话。但语言无法阻挡她探索世界的热情：疯子、弃儿、小偷、爱国学生、被逐出家门的兰姨娘、裹小脚的奶妈……都成为她感知真实北京的触手。

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读《城南旧事》引发了我对英子其人的好奇：在大部分人都还为生计发愁的年代，就能在父母的爱护和庇佑下读书，睡过头还能坐车上学的小姑娘，似乎从一出生就拿到了一手好牌，但父亲的早逝，只留下孤弱的母亲和一大帮弟弟妹妹，她后来的人生又将怎样呢？一查才发现林海音在台湾文坛的成就让人无法忽视，她被称为台湾文学“祖母级的人物”。说她的人生高开低走，并不过分，虽然家庭条件优渥，但家里唯一的支柱林父过早离世，连英子自己也在书中写到：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父母和家庭早年对她的影响贯穿了她的整个一生。

在林父去世后，她做出了许多看起来会让人生更加艰难的选择：当远在台湾的祖父写信邀请她们回台湾时，她以不想回去学日语为由，选择了和母亲、弟弟、妹妹们留在北京，开始了艰难的工读生活；1946年底放弃了在大陆经营十多年的新闻事业，回到台湾在一张破书桌旁重新开始；后又因政治方面的原因，辞去所有职务，把自己在文学出版界的积累清零……英子人生剧本中的非凡勇气，似乎在《城南旧事》中就已经初露端倪，童年时的她胆大、淘气、爱闯祸，甚至会把母亲的金手镯偷偷拿出来交给“疯子”秀贞当盘缠去寻找她消失地爱人……但英子曾说，自己害怕时，父亲总会抱着她哄她入睡；母亲生气时只要冲母亲一笑便不会挨打；父亲教导她无论如何读书都不能迟到；父亲乐善好施，不管是被通缉的学生还是被逐出家门的姨娘，他都愿意伸出援手帮一把……林海音的一生也算得上是命途多舛，好在有些根植在记忆深处的安全感始终伴随着她，让她在人生路上的每一个岔路口都能笃定地选择做自己。

女性突围唯有读书。《城南旧事》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角色，除了英子本人真正突破性别的限制，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人生的自由选择：读哪个学校、在哪里生活、与谁结婚、从事什么行业……

英子的自由有迹可循：当她还在胡同里疯跑时，父亲就开始帮她物色北京最好的小学，并让她每日习字；当她赖床不肯去学校时，一向疼爱她的父亲变得严厉，花钱雇车也要把她准时送到学校，并告诉她上学一刻都不能迟；她参加学校的表演，父母也会出席捧场，还鼓励她也要做毕业典礼讲话的那个学生……儿时的教养，让她敢于做出艰难的选择，把艰难变成美好，在幽暗中开出花朵。女性突围，唯有读书，这一点放到将近百年之后依然适用。

其他女性角色，则或多或少地受限于性别、家庭出身、认知等等，不得不委曲求全、依附于父亲、丈夫、孩子。

第一种是中产家庭的女性，她们虽然生活无忧，但始终依附于男性或者其家族，如英子的母亲和兰姨娘，兰姨娘虽然后来嫁给了新学生，但实质依然是依附，不过是依附对象的变化。

第二种是富农家庭的女性，她们看似受宠，实则全无自由，几岁结婚、嫁什么样的人、生养几个孩子都必须符合旁人的预期，否则就会被定义为“疯了”，如终其一生不断寻找的“疯”女人秀贞，她因情人不知所踪和女儿被送人而疯，一直寻找女儿小桂子，与小桂子相认后又带上女儿去寻找情人，最终惨死途中，还被安上了拐骗幼儿和偷盗的罪名。“疯”女人秀贞因为年少时犯下错误而始终游走在主流社会的边缘，最后也因为这个错误而搭上了自己和女儿短暂又悲情的一生。

第三种是最常见的贫农家庭的女性，她们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彻底沦为了家庭的印钞机和生育机器，她们的生活全无指望，如果再遇到一个不争气的丈夫，她们便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到孩子身上，但如果连孩子也不在了，生活就彻底失去了希望，就好像英子家的宋妈。小小的英子不能理解她为什么不带自己的孩子，而是来英子家帮忙带孩子，那是家庭富裕的英子所不能理解的贫穷；英子也不能理解宋妈在听说儿子淹死以后，带着英子走遍大街小巷去寻找被送走的女儿，那是有父母关爱、弟弟妹妹陪伴、同学朋友环绕的英子所不能理解的恐惧，宋妈拥有的本就很少，女儿是她能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英子不能理解，丈夫混账把女儿被送人、导致儿子被淹死，那样的家宋妈为什么还要回去，那是每日读书玩耍、对生活充满希望的英子所不能理解的绝望，孩子是宋妈唯一的寄托，没有了这个寄托，宋妈再也没有在外打拼赚钱的动力，活着不过行尸走肉而已，那个家不管再怎么烂，宋妈心里也没有过离开的念头。

在悲剧的底色之上，处处能感受到乐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一句不提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在呈现别样时代风貌时，却又让所有人、事、物呈现得合情合理。难怪余光中先生都要叹一句：上海是张爱玲的，而北京是林海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