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互泰》之“人生情怀”

《天人互泰》之“人生情怀”

——摘自《天人互泰》

        情怀，是指怀揣着某种情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它代表着人生的一种态度、一种胸怀、一种品格，对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尤其重要。表现有思想情怀、信仰情怀、哲学情怀、文化情怀、科学情怀、天地情怀、家国情怀、社会情怀、历史情怀、责任情怀、担当情怀、现实情怀、未来情怀等。

       人生本质   莎士比亚曾说过：“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止！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充分肯定人的价值，颂扬人的力量，倡导人性的发展。对生命的本质和意义的看法，马克思认为，人之高贵和伟大，主要并不在于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归根到底是在于实际地改变外部世界又同时改变人自身的自由自觉活动，即实践；人们不可能随意选择自己的社会环境，每个人都要受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但人并不是消极、被动地完全受环境所决定的动物；人的本质不是某种超历史、超时空的永恒的抽象物，人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存在，这种具体的历史的存在及其本质，只有从其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综合作用中，才能加以科学地理解和把握。在马克思看来，人性是一个自然性、精神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其中社会性是最根本的。人的社会性表明，人的本质不断表现于人类历史变化进程中。其一，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会存在形态，也有不同的本质；其二，人的社会存在形态及其本质的发展过程，既继承了历史文化，也将创造了新的文化，只要有人的存在，这个过程就不会终结；其三，该变化发展过程，也创造了人的自身和本质。正是这种特别的存在和本质，决定了人的价值与意义。

        古希腊一位哲贤说：“没有比人本身更使人感兴趣的客体了。”狄德罗认为：“人是最高的价值，是地球上一切文明的创造者，是宇宙理性的中心，是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人类世界中，一切活动都是通过人而为了人、为了生存和发展的关系。物质的价值、精神的价值、人的价值都是因为有了人和为了人才有了真正意义。从根本意义上说，社会历史作为人的活动的总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通过实践不断实现人的价值和自由的过程。社会发展就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经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之后，将走向人所一直向往和追求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首先是一种生物存在，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受自然规律和自然环境的支配。仅此而言，人类在本质上并无异于其他一切生物之处，他必须像其他生物一样与其它自然物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等方面的交换才能维持生存。现代人即使不断发明了种种物质，也不管社会怎样发达，都不可能摆脱自然生物性这一本质特征。人类不仅仅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超生物的精神存在，天赋人的意识是与其他生物的根本区别，自我意识和对自身活动的自觉是人类特有的能力。此外，人类活动是社会性的，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了社会是人类存在的必然形式。每个人在时间和空间上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有限个体，在孤立的状态下是难以生存的，必须借助空间上的相互依存和时间上的代际延续，才能克服个体存在的有限性。所以，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实践着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人的现实关系是人与天地自然的全面关系，包括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活动的客体离不开大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人的社会性的客观体现，人的实践存在，把活动对象作为自己的客体，自身即是主体的存在。这一对主客体关系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以主体为核心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满足主体需求的同时，主体自身也得到改造和提高。它不同于其它自然事物之间的消极被动关系，强调了主体创新的客观存在，人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互动和谐关系。

      人生价值  人的价值离不开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包括人生价值和人格价值、生产价值和能力价值、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等，都是人创造的价值和对人的价值。价值在功能上，意味着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对主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价值在发生上，表示主体对客体的改造，是主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首先，人作为价值客体的价值。人的需要及其对象化是多方面的，因而价值客体也是多方面的。人有物质的需要，物质的东西可能成为价值的客体，具有物质价值；人有精神的需要，精神的东西可能成为价值客体，具有精神价值；人与人之间相互也有需要，人也可能成为一种价值客体，具有价值，即是人的价值。所谓人的价值，就是指人作为价值客体，能满足价值主体的需要，对他人和社会具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当人作为价值客体时，其价值与一般客体的价值具有某些相同之处，那就是看他作为客体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当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满足他人和社会的某种需要时，他就具有某种价值，反之则无价值。如果他损害他人和社会、破坏自然环境或捕杀野生动，就产生了负价值。但人又不同于一般动物，动物以其自身的属性与功能直接为人提供需要，从而产生某种价值。而人作为价值客体，通过劳动向社会贡献物质和精神财富，其价值体现在为他人和社会承担责任。其次，人作为活动主体的价值。人不仅是价值的客体，也是活动的主体，人的价值与物质的价值不同，物质的价值是人赋予的、创造的，人的价值是人自身创造的，具有一种创造价值的价值。作为活动主体，可借助工具对客体进行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改造，使自在之物为主体所用，使物的自然属性变为价值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价值就是人的劳动创造。“人贵于物”、“天地之性人为贵”，人是天地间一切形态中最有价值的价值。作为客体的价值可理解为人生价值，是对他人、对社会的价值，如何使自己的一生成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一生。作为主体的价值可理解为人格价值，是人自身的价值，也就是尊重做人资格和起码应具有的社会权利。人的价值的两方面又是辩证统一的，两者互为前提，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人的价值可分三方面，首先是生命的价值，即人的生命的客观存在，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人若失去了生命，也就不能创造、享受和利用使用价值了，从人类历史的角度说，生命的价值还在于他是人类得以进化和延续的载体。其次是劳动的价值，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创造了价值、创造了物质财富，劳动为社会所奉献的不仅是有形的劳动产品，而且是无形的思想品格和道德情操，这种精神力量推动着社会进步。第三是能力的价值，这是一种潜在价值、内在价值和可能价值，要通过外因起作用才有可能实现的价值。说到自身价值，都应当清楚自己的知识修养和能力水平，尊重他人价值的人，都应当尊重他人的知识和能力。此外，人的价值除了个人对社会的价值之外，还有一个社会对个人的价值，人类生存是社会性的，社会环境能否满足每个成员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判断一个社会是价值大小和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个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也是双向的，个人既有对社会的贡献，又有对自身的贡献，个人在通过劳动等方式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也满足自身的需要。个人既需要社会和他人的尊重又需要自尊，并通过自尊得到他人或社会的尊重。社会的价值也如此，既对每个人有价值又对自身有价值。再进一步深入探究，价值具有社会性、相对性、绝对性和有限性等特征。一、价值的社会性表现在价值关系、价值基础和价值根源，价值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主客体关系都带有社会性特征，主体的社会性表现为，主体不仅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人是社会中产生、发展和变化的，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性都是人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马克思、恩格斯也说过，人天生就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天性。价值客体也具有社会性，就自然事物来说，物质本身如与人无关，不通过与人的关系表现出来，它就没有价值，也就不成为价值客体，只有满足人的活动和需要，它才成为价值关系的组成部分。价值根源的社会性表现为，价值产生于人的实践活动，根源于人的需要和对人的满足。二、价值具有相对性和社会性，相对性就是价值的条件性，客观的价值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因人、时、地的不同而不同，一切以条件的转移而转移。价值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统一，绝对性表现在其具有共同的价值和确定的价值等。三、价值具有客观性，价值在主体意志之外，不以任何主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创造价值的活动又是多方面的，价值的存在表现为物质的价值、精神的价值和人的价值三种形态，其中精神的价值即精神文化的价值，它以精神内容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扩大人的精神视野、提高人的精神品位、活跃人的精神生活、开发人的精神能量，培养人的科学思想和道德情操等。科学知识使人类从野蛮落后状态进化到文明进步状态，强调一切结论都要在实践面前接受检验，它以追求真理为根本目的。道德作为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价值在于约束人的行为规范，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秩序指引。价值的存在形式对于人来说具有功利的需要、真善美的需要以及自由的需要。功利价值是人从事各种活动的动因，关键是以何种方式方法追求。真是主体对客体客观、正确的反映，是主体认识客观的一种追求。广义的善泛指一切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合时代性的行为或事件，也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美是合乎人性需求的对象化，指其活动及其成果合乎人的本性，使人不断迈向理想境界。自由则是对功利的超越，是真善美的高度统一和升华，在充分认识和充分利用客观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实现天人关系的互泰。

       人生理想  歌德曾说过：“生活在理想的世界，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来对待。” 人的理想是指向未来的价值目标和方向，是人的精神表现，它不仅告诉人们现在是怎样的，将来又是怎样的，总是根据自身的生活目标，根据完善人性的要求，根据全面发展的本质，不断确立和完善未来发展的方向。人不像其它动物那样只是被动地接受大自然赋予的东西，他总是向着可能性行进。人的理想要求与人的实践活动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自然和社会对人的存在发展有着客观规定性、限制性，另一方面，人又总是试图超越这种限定，要求达到自身的内在愿望。人在不断解决这一矛盾过程中，无非就是不断将其理想变为现实的过程。人的实践活动受意志支配的，具有能动性、超越性和创造性，这决定了实践活动的多种可能性，人的理想选择就是可能性的选择，包括理想和目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人与其它动物的区别。在社会实践中，每个人都怀有不同的理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有其发展的理想目标，离开了这一点，社会发展就丧失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理想的确立和选择有着特定的历史规定性，不是主观凭空的幻想或空想，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它以实践活动为前提，它指向的是在未来实践中有待于追求的目标，只是在现实基础上的一种超越，它具备了实践活动所赋予的客观内在因素。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是彻底地反映了人类的精神追求，是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最高境界，这一理想依托着实践，拥有转化为现实的可能，又不断超越现实，从而不断向着未来目标迈进。它既避免了乌托邦的空想，又与实践活动保持着历史的统一，为人的发展阐明了无限广阔的可能性。从哲学思维的角度来说，哲学理想就是超越现实的追求，是超越有限的无限追求，是超越具体的整体要求，这种追求赋予了现实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意义总是被不断地创新，科学的职能是对活动过程的“描述”，哲学的职能则是对活动过程的“阐释”。理想作为人类精神本质的体现，其意义也在于为人的生活提供方向和希望。人活着要寻求活着的理由，其理由就是人存在和发展的根据，而理想又是理由的最高体现。

       人生反思  反思是意识的自我审视，是回过来、反过来认识自己的一个思考过程。每人都有一个“自我”，但并不是人人都能认识“自我”，生活实践中，很多人的“自我”常常处于“迷失”或“忘形”状态，缺少理性的反思，沉溺在幻影中难以自醒。人的思想赋予人的高贵与自尊，能通过自我意识提升精神境界。人要成为具有独立精神的真正自我，就要常常发现自我、忠实自我、回归自我和反思自我。反思意识也是人的本能，只有人才能不断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并在反思中实现对自己的精神把握，其它动物的存在虽与外部世界是同一的，但没有将自身与外部世界作区分的本能，它们没有反思能力。人的反思既可将人生活的客观外部世界作为对象，亦可超越现实对象，能在生活实践中把握外在对象的同时，对自身存在的意义做出合目的性的诠释。反思的方式和过程，也就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首先是关乎生命自身的追问和理解，人是面向未来的存在、是理想追求的存在，现实生活是理想与未来的参照，正是依据这一参照，人应当不停地探究自身的存在方式和目的，而这种探究正是对生存现状的查问和审视，也是活着的自我反思。再者，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是人生的本质特征，是生活的内在要求，是对生活意义的寻找，这种寻找并没有一成不变的结论，其课题将随着一切的变化而改变，也只有这样，才显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一切未经审视的生活还不如没有的好”（苏格拉底名言），没有反思就没有比较，就难以从在多种可能中优选一种认为合规律性且有意义的生活存在方式。所以，反思是自我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对未来负责的一种能力。反思源于人的生命深处，是心灵情怀的反映，或来自喜悦时、或来自悸动时、或来自病苦中、或来自无奈中……，它不是对生活表层的肤浅感觉，而是超越时空的理性认识，以深刻的精神感受体验生命的本质。怀疑需要勇气，反思同样需要勇气，怀疑需要承担否定的痛苦，反思需要承担选择的责任，反思是一种内省般的思考，它充满着张力，对于人自身，对于人的诞生和死亡，对于人在自然界的境况、遭遇和使命的认识，这思想就是人的自省和自觉。反思作为人的使命和义务，也是一种道德责任，勇于担当者才能成为真正的智者。反思的力量是人的力量，也是自身存在的价值体验，灵动而璀璨的生命只有在深刻反思中获得意义。古往今来，有使命情怀之人活着总是在不停地思考，无数哲人志士以毕生的精力，沉思和感悟生命的一切，坚信通过对人类自身、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思考，确立一种积累向上、乐观豁达、敢于担当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为人类未来的发展默默地奉献一切。

       人生忧患  忧患即困苦患难，有来自自然界、国家、民族、社会、家庭、个人等各方面的忧患。忧患意识是对祸患的忧虑和担忧，它是古代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内容之一，也是一种精神内省和居安思危的智慧。它通过理性的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揭示事物变化发展中潜伏的矛盾和危机，从而树立一种清醒的防范意识和预见意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它源于自觉的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体现着坚强意志和科学精神。自然界是人类的载体，人的生存须臾也离不开自然环境。人类发展史上，从工业时代开始，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一直有增无减，工业革命促进了技术发展和解放了生产力，人类在创造物质财富、获取高额利润的过程中，由于受只顾眼前利益等非理性因素的支配和影响，暴露出逐利性、贪婪性、掠夺性、盲目性等特征，使地球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导致人类生存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状态。然而，大自然的承受力是有限度的，它迟早要对人类做出还击和惩罚。因此，人类应常怀不测之忧，牢固树立忧天、忧地、忧生态、忧环境等责任意识，自觉呵护好地球这一生存家园。否则，当大自然对人类进行毁灭性的报复时，一切都已迟了。“忧先于事故能无忧，事至而忧无救于事。”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要时刻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才能防患于未然。历史上的名医扁鹊，第一次拜见蔡国国君蔡桓公时，就对桓公说：“您有小病在表层，不医治将会加深。”桓公认为自己身体没病，是扁鹊在故意卖弄自己的医术，于是没有当一回事。过了十天，扁鹊又见桓公，说：“您的病已入肌肤了，不医治会更加严重。”桓公没有理睬，扁鹊便离开了。又过了十天，扁鹊又见桓公，说：“您的病已到了肠胃，不医治将越加严重了。”桓公还是没有理睬他。再过了十天，扁鹊远远看见桓公后即离开，桓公见此状，特意派人去问他，他说：“桓公的病已深入到了骨髓，所以我不再过问了。”几天后，桓公果然病发，浑身疼痛，他急忙派人寻找扁鹊，可惜，一切都晚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事实证明，无论是动物界或是人类社会，其生存和发展之道是一样的。动物学家曾对生活在非洲大草原奥兰治河的羚羊群做过研究，发现东岸羚羊群繁殖能力比西岸的强，奔跑速度也较之快，原来东岸羚羊群附近生活着一群狼；美国阿拉斯加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原是鹿与狼共存的，为防止鹿被狼吃掉，人们刻意将狼赶走，鹿从此在和平安逸的环境下不须狂奔快跑了，于是，体质明显下降，不久很多鹿病死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再将狼“请”回来，只有这样，鹿才重新焕发了活力和生机，狼虽是鹿的天敌，但鹿却离不开狼！又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一只青蛙放于热水中时，它能立即从热水中逃生，而把它放于温水中随水渐渐地加温，它最后却死于热水中。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畏危者安，畏亡者存”。秦始皇灭掉六国、统一中国后，自恃国力强盛。于是，他不可一世，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建造华丽宫殿，修建巨大陵墓，可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幻想江山世代相传的美梦，可惜只到二世就彻底破灭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唐太宗君臣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的局面，这与他们能时刻牢记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密不可分的。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国家由武治逐渐转为文治之后，唐太宗与群臣常常探讨历朝历代兴亡的原因。他问从臣：周、秦“运祚长短”为什么那么悬殊？宰相萧瑀回答：周、秦“得天下虽同，人心则异”。太宗认为：“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所以长短悬殊”“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则不可以不顺”。执政之初，他和大臣们时刻不忘隋朝灭亡的教训，一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对魏徵在谏疏中谈到的“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惜；奔车朽索，其可忽乎”的观点非常赞同，并将其置于几案，随时作为警示。当国家呈现出海内安宁、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景象后，太宗仍感治国之艰难。一次，他对大臣曰：“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傥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现在天下幸安，朕日慎一日，惟恐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诤也。”魏徵说：“内治外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贞观六年至十年期间、太宗仍常告诫大臣们，“公辈常宜为朕思炀帝之亡”，并常论及前朝齐后主、周宣帝的恶政劣迹，引以为鉴。贞观十一年，魏徵连上了四道奏章，即“论时政四疏”，反复强调：历代君王“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在分析“昔取之有余，今守之不足”的原因时，认为并非“取之易而守之难”，实质是“恃其富强，不虞后患”以及“上下相蒙、君臣相隔”之缘故。只有“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次年，太宗在魏徵等不断指出其“往以未治为忧，今以既治为安”的变化后，又一次明确提出“创业与守成，孰难？”的问题。房玄龄回答：“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徵却认为：“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太宗分析两人不同的见解，说：“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公等慎之。”从太宗对创业之难与守成之难的前后理解变化中表明，贞观君臣在“创业之难，既已往矣”的情况下，没有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而是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守成的艰苦，其关键在于：常怀忧患，孜孜不怠。太宗进入晚年后，对于身后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忧虑，表现得愈加强烈，他在临终前，还多次告诫太子，要求他常怀忧惧，不可心生骄逸，更不可穷奢极欲。否则，不但江山社稷保不住，就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难保；明太祖朱元璋取得天下后，把政权的安危时刻放在心上，常与群臣论持身守业之道，说：“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而不虑则能致危，危而克虑则能治安。”又说：“人常虑危乃不蹈危，常虑患乃不及患。车行于峻坂而仆于平地者，慎于难而忽于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车，虽治平何可不慎？”；史学家王夫之在《宋论》中指出，宋太祖一统天下，至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世的原因是：“惟其惧也”“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伟大思想，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特别提醒全党，革命胜利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北京，称自己是“进京赶考”。这一战略思考，表明了他不掩盖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文过饰非，既是一种长远眼光，又是一种忧患意识。所谓：“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因此，强调居安思危并不是杞人忧天、消极悲观，而是对将要出现的困难和风险作出更充分的估计，并以积极的态度寻求破解之道，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物以顺至者，必当以逆观。天下之祸，不出于逆而出于顺”。诚然，每一代人都有着每一代人的忧患与挑战。当今人类，生存隐患大量存在，突发性的恐怖袭击、战争冲突、极端行为、经济危机、灾难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时有发生。如：2001年美国“9·11”事件；2003年我国“非典”事件；2013年我国禽流感事件；2019年年底全球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等，都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从全球来看，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一体化不断推进的同时，也给许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和风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面临着严峻考验。一些西方国家还企图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打“没有硝烟的战争”，并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加紧对别国实施西化、分化等政治谋略，千方百计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从我国来看，现阶段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加速，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变革加快，正面临着对敌斗争尖锐复杂、社会矛盾多样多发、各类问题交织叠加、管理难度不断增大等新情况。现代中国人，尤其要在忧患中面对现实，在忧患中克难创新，在忧患中体验民生疾苦，在忧患中勇于担当使命，把“忧患兴邦”作为伴随着时代进步的激昂乐章。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此，一个家庭、一个人也是如此，俗话说：“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人生耐贫贱易，耐富贵难；安勤苦易，安闲散难；忍疼易，忍痒难；能耐富贵，安闲散，忍痒者，必有道之士也”，“家之事厚者，积田产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保；不如广积阴功，使天眷其德，或可少延。家之贫穷者，谋奔走以给衣食，衣食未必能充；何若自谋本业，知民生在勤，定当有济”，“家纵贫寒，必须留读书种子；人虽富贵，不可忘稼穑艰辛”等等，就是这个道理。例如：一个家庭或家族，要世代延续其昌盛景象，除了社会历史原因以外，更重要的是家庭优良品德的传承和家族良好风尚的熏陶，以及每一代人是否都能牢固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只有做到这样，才可跳出“一代创，二代守，三代败”的怪圈。《左传·昭公七年》载：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曾连续辅佐三位国君，他虽为三朝元老，却时时心存忧患，处处谨小慎微。为了教育子孙后代，他曾在家庙的鼎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意思是说：随着官职的步步提升，为人处世应愈加谦虚谨慎。始而低头，再而曲背，三而弯腰，靠着墙边走路。这样，才不会受到别人的轻视和侮辱；清朝重臣曾国藩的家族也是这样，其家族的兴盛，从他祖父这辈开始，至今已绵延了二百多年，不管天下风云变幻，其勤俭朴实、严谨谦逊、奋发好学之家风代代秉承，代代实践，代代表率，信守不渝。据统计，其家族共造就了各类人才二百多人，可谓人才辈出，且当中无一个是纨绔子弟。再如：自古以来，无数的伟人、英雄、贤人达士等，绝大多数是出身贫寒或出身苦难的。由此看来，成才与家庭环境的好坏不一定成正比，富贵生活条件并不利于磨炼人的意志，因为舒适安逸的家庭环境，容易养成骄傲奢侈和贪图享乐的生活习惯，使人逐渐丧失了忧患意识和生存危机感。相反，贫困和恶劣的生活遭遇，往往能激发人的斗志，使人在逆境中奋力向上，刻苦攻读，以图摆脱困境，谋求出路。 纵观历史，中华忧患文化是一种永恒的历史能量，它的传承和发扬，与无数心系苍生、胸怀天下、安贫乐道、先忧后乐的先贤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历代思想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拓展和丰富了它的内涵。“忧”从“忧道”“忧政”等上升到“忧民”“忧国”“忧天下”等领域，如：屈原的“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左宗棠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等等。总之，忧近忧远忧天下，乐己乐人乐苍生，是天下士君子必具的忧乐情怀与抱负。

       人生境界  境界是指人的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即人的感悟和修为所达到的范围或高度，人们对于它的理解，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看法。这里所指的是人生哲学境界，其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是很重要的，它对于提高人的思想水平、实践水平以及道德修养等都有直接的影响。人的存在和发展都追求着自身的自由和解放，而自由和解放的程度一方面取决于自然和社会对人的关系发展的水平，另一方面是取决于自身发展的能动。其中，思想和修养是衡量一个人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思想水平则直接取决于一个人的哲学境界。哲学境界能提高人的思想水平和逻辑思维能力，能指导人更好地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从整体上认识事物和人类自身，而哲学的高度抽象性更能使人把握认识对象的本质，避免认识的局限性，避免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哲学境界还能使人更深刻地把握自己，哲学境界高之人，更善于洞察人生的真谛、更注重独立思考。因此，哲学境界是哲学修养的最高层次，也是生命境界的最高追求。人类在实践活动中，自我意识中由怀疑、反思到否定，达到开拓创新，为理想目标赋予更深的精神内涵，实现境界的不断超越。

        人类争取自由和解放的过程，就是人类生活境界不断超越的过程。纵观历史，人类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个性化和社会化的辩证关系中，其方向将趋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把人的发展历史过程概括为三个基本历史阶段，即人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三个历史形态。第一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这一阶段中，人没有独立性，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在一定的区域和范围内活动。第二个历史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相对独立阶段，这一阶段，社会形成了全面的物质交换、多方面发展需求以及整体能力逐步提高的体系，但人的发展依然受社会关系的束缚和限制。第三个历史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共同财富，人们在自觉、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和全面发展。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及其创造的社会物质条件，构成了人的精神境界不断提升的现实基础。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进步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辩证来看，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并不直接等于人的全面发展，如果仅以经济指标的增长为目的，盲目为生产而生产，不免会造成以牺牲人的发展为代价而换取物质的高速发展。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当然不是主观的任意妄为或存在于想象中盲目自由的境界，而是以人的认识和实践为基础，深刻把握客观必然性，在对客观世界改造的同时，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提高生命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