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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竟“谋杀亲夫”,耆英却“和蔼可亲”

曾国藩竟“谋杀亲夫”,耆英却“和蔼可亲”

作者: 牛泳书海 | 来源:发表于2019-01-21 19:05 被阅读23次

    罗振宇在推荐谭伯牛的新书时,对书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类,他说:“在我眼里,书是分成两种的,一种是块状的书,一种是线状的书。块状的书,帮我补足大块的知识缺口。而线状的书,帮我在知识板块之间穿针引线,密密缝补,帮我把块状的知识还原为真实的对世界的感知。”

    什么意思呢?在写到曾国藩的幕僚许振祎时,文中曾写了这么一则轶事。

    晚年到广东任巡抚,他还常向属吏宣讲老领导的轶事,其中有一句,是国藩对书法的意见,知者或鲜,值得一记。他说,“曾文正尝言,作书要似少妇谋杀亲夫”,这话什么意思呢?国藩的解释是:“既美且狠。”

    这个细节一出,曾国藩的形象马上立体丰满起来。他平时和周边人闲聊,就和我们身边的一个爱说俏皮话的同事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的曾国藩,才是活的曾国藩。

    曾国藩

    这是我们在以往的阅读中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曾国藩,也是所谓“线状的书”“帮我把块状的知识还原为真实的对世界的感知”。

    不管喜不喜欢历史,大家都在很早的时候就接触过历史,接触过历史书——历史教材总是人人看过的。个中印象无非以下种种:

    • 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干了某事。

    • 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发生了某事。

    • 某事某物有某种意义。

    历史教材的这个调调,是有悠久传统的,从先秦时候的《春秋》到宋朝的《资治通鉴》,尤其是《资治通鉴》的影子很浓。这样编写历史书,优点很明显,那就是显得客观公正,非常符合严谨的治史态度;当然缺点也明显,冰冷而又乏味。

    似乎但凡“块状”的知识都免不了这样的缺点。历史也好,数学也罢,有趣的书其实真不少,但“有趣”的问题在于,仅仅依靠内容是不够的,写作过程中,还要靠很多技巧,比如在文字的安排上要抖机灵,在这个过程中,抖多少算有趣,抖多少就成了“戏说”呢?这个度很难把握,所以很多有趣的著作往往受到专业人士的批评,比如《明朝那些事儿》,别说专业人士,就算对它推崇备至的普通读者,会觉得教材编写成这样的风格合适?

    有一句话说,生活本身比戏剧更富有戏剧性。历史也是时光的指针一顿一顿走过来的,每一次停顿包含的酸甜苦辣都不一样,几千年过去,早就熬成了一锅大杂烩,想在其中找什么料,都有!比如之前举的曾国藩的例子,和我们一直以来存在脑海中的曾国藩是不是不一样?不是那么一本正经高高在上的圣人,多了点烟火气,而对于曾这样的人来说,他的烟火气就是他的有趣之处。

    在《牛史·晚清篇》中,有趣的史料很多,比如其中标题为《大英帝国的老朋友》这一篇。首先我觉得这个题目不严谨,“老朋友”三个字应该加引号,看完您再评价我说得在不在理!话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代表与清廷在天津谈判,看到他们的一位老朋友也在会场,不由大怒,不仅拒绝与他交谈,并且声明他若在场,将终止谈判。既然是老朋友,怎么如此翻脸不认人?到底发生了何等不得了的事情,让双方的友谊小船说翻就翻?这得从头说。

    耆英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

    这里说的老朋友,是耆英,他在鸦片战争期间先后任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当时,耆英与英国人相处得很融洽,19世纪40年代末期,几名英国商人从中国购买一艘平底帆船驶往伦敦,这艘船被命名为“耆英号”,双方关系可见一斑。这里我们再说几件事:

    1. 1843年耆英去访问刚刚割让给英国的香港,港督德庇时与驻港英军司令为他举办了盛大宴会。耆英在会上说:“我以清朝武士的信仰发誓,只要对中国外交还有发言权,两国的和平繁荣将永远是我最大的愿望。”

    2. 连续多天的观察后,英国记者如此评价耆英:“耆英和蔼可亲,富有幽默感,高超的外交技巧与良好的教养,几乎无人出其右。他在宴会上谈笑风生,但又极有分寸。”

    3. 驻港英军海军司令请耆英吃饭,退席前,耆英“主动唱了一首充满激情的满文歌曲”,次日,耆英设宴答谢英国朋友,“每喝掉一杯酒,他都会敲打手链,大喊一声“好””。双方起立“为英国女王和中国皇帝干杯”完毕,“耆英邀请香港总督唱一首歌,条件就是他自己也唱一首。后来他果然一展歌喉,而且唱得还不错,并跟大家一起鼓掌,以示谢意”。耆大人的热情感染了在座的各位,接下来,香港总督、司令、大法官等多名英方友人“也都表演了歌唱”。真是其乐融融!

    双方如此你来我往,之间的友谊已经不能用“小船”来形容,简直就是“巨轮”啊,简直就是“泰坦尼克”啊!然而,即使“泰坦尼克”,也是说翻就翻。十几年后,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查抄总督、驯服与其他衙门的档案,看到一份办理“夷务”的密奏,还有耆大人的档案,这时才发现,耆大人一直在忽悠英国人。

    他(耆英)在奏折里传达的英方信息,或是有意误导,或是隐匿不报,且凭空添出不少对英方人士的人身攻击,尤其要命的是,关于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一事,他曾当面对英方承诺了日期,而在给皇帝的报告里他却一字不提。

    英国人这才发现,耆英“仍然只是一个保守、强硬乃至恶毒的清朝官员”。

    在历史教材里我们可是很难读到这么精彩纷呈的史料,扩写一下,简直能当一篇横跨两次国际战争、前后绵延十几年的历史小说来读。对耆英“热情、幽默且喜欢唱歌”的外交家形象,惊不惊喜?对他表面“和蔼可亲”内里“阴险恶毒”的做派,意不意外?

    耆英下场挺惨的,1858年5月,在英国人的逼迫下,清文宗下旨赐耆英自尽,“暂且安慰他那些受到伤害的英国朋友”。我们是该骂他阴险狠毒、咎由自取呢?还是该感叹他的那些“英国朋友”太天真太单纯呢?

    历史的有趣之处恰在于此,就像我们常用的那个比喻,“夹缝”,处在夹缝中的人做了什么?为什么那么做?我们看到的是全部吗?如若不是,还有什么?

    你会发现,我们知道的越多,越是无法对某些人某些事作出简单的评价,多出来的那些史料,总是逼着我们去寻找更多,去思考更多。就像罗振宇说的,“没有块状的书,我们的视野无法拓展。没有线状的书,把块状的知识穿针引线勾连起更丰富的维度,我们的视野就不真实。”

    谭伯牛一头钻入故纸堆,穷十年之功,给我们梳理出一本《牛史·晚清篇》,实在值得好好咂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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