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曾国藩在往江西赴任的路上，收到了母亲病故的噩耗。他思念亡母准备回家送母亲最后一程，也想借此机会，辞去官职，赋闲在家，著书立说，远离官场的勾心斗角。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这个时候，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两湖地区军事告急，曾国藩被迫出山兴办团练。国事如此，虽重孝在身又厌倦官场，但他还是决定出山，为国卖命。他决定在长沙大干一场，开始雷厉风行地整顿吏治，严控治安，用铁腕手段在当地赢得了“曾剃头”的称谓。
他的举措稳定了时局，但也得罪了不少湖南的地方官。腐败的清军军纪涣散，没有信仰。曾国藩想要创建一支新兴武装力量，也就是他的湘军的原型。虽然初心是好的，但显然触犯了更多人的实际利益。因此，曾国藩在长沙的日子并不好过。湖南的官员不断地使绊子，令他时时掣肘，处处难堪。但湘军还未练成，他只能暂时隐忍。
他在建立湘军之初，有许多问题亟需解决，多年的自我修养和善于思考的习惯让他一下抓到了问题的本质。
第一个本质问题是缺少精神信仰。第二个本质问题就是没钱。因为湘军不是正规军，朝廷不给钱，他只有通过“劝捐”的手段，和乡绅富商们筹资，然后再给这些人一个虚职。
这其实是变相的卖官行为，但国难当头，只好事急从权了。这就让咸丰帝不开心了，他认为那怕是虚职也不能轻易拿来做人情。这就成了曾国藩与咸丰皇帝之间分歧的开始。
咸丰希望曾国藩和湘军听命于他和朝廷，随时调度支援正规军。曾国藩却认为湘军有别于普通团练，军队没有练成，是不可以轻易出击的，否则会功亏一篑，并上表陈述自己的治军思想。君臣二人，一个刚愎自用，一个倔强固执，就这么杠上了。这也为之后曾国藩的起伏埋下了伏笔。
曾国藩坚持自己的建军理念，不轻易出战，但身上的压力也是常人不能承受的。国家没有能战之师，又屡遭战败，咸丰虽然心急如焚，却也无暇处置曾国藩。一直到湘潭一役，湘军先小败后大胜，取得大捷，曾国藩数年的心血终于获得回报，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
湘潭大捷对于曾国藩是意义非凡的，他更加笃定心中的意志，坚信自己的治学和修身的思想，并且越挫越勇。
02
福兮祸所依。湘军的首战告捷，虽然在军事上给腐败的清廷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对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而言，却未必是好事。
湘军崛起带来的利益冲突更加激化了满汉问题。曾国藩和湘军代表的是汉族官僚集团，而朝廷代表的是满清贵族的利益。不完全受朝廷统辖的曾国藩和湘军，无疑有功高震主的嫌疑。
湘军的崛起进一步加深了咸丰帝和曾国藩之间的君臣隔阂。咸丰一方面仰仗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方面又怕湘军的壮大威胁到自己，且又不喜欢不听话的曾国藩，所以处处提防着。而曾国藩认为自己一心为国，朝廷不该干扰自己的战略计划。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略上，两人的主张截然相反。曾主张步步为营，咸丰却认为釜底抽薪最好。
此时的曾国藩，面对着一个不懂行还要瞎指挥的领导实在是头疼。但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还是接受了咸丰的命令，在没有充分的准备下挥师东进。事实证明咸丰是错误的，等待他们的，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场败仗。这一仗令曾国藩几乎自杀，先前收复的湖北又得而复失了。
在这个时候，咸丰又动了小心思，任命曾国藩的老部下胡林翼升任湖北巡抚，迁调湘军主力供其指挥。他想要通过破格提拔曾的属下，令湘军不再铁板一块，也让胡对自己感恩戴德，不再唯曾国藩马首是瞻。但他没想到曾与胡二人惺惺相惜，互不猜忌。胡林翼在得到湘军主力的协助后，一举夺回湖北。
失去军事支援的曾国藩却坐困江西，不受皇帝待见的他在江西官场又受人排挤。痛苦万分之际，他收到了父亲去世的讣告。客观地说，返乡丁忧，反倒成了曾国藩暂时解脱的天赐良机。
远离纷扰，赋闲在家的两年，后来被曾国藩自己称为“大彻大悟”的两年。
他反思了自己为官，以及创办湘军以来的种种过往，总结出自己的不足。
一是习惯于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他人。因为他总觉得自己持心为正，大公无私。二是待人接物太过生硬刻板。自己的遭遇，虽说客观上有官场积弊的缘故，但自己的性格确实也存在问题。
曾国藩之所以被后人推崇，研读他的生平，就是因为他不是生来就是优秀和成功的。他是通过不断的反思总结，才蜕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种不断反思和蜕变的过程，容易让人产生共情，并且为更多普通人提供了很多借鉴的经验。
蛰伏两年后，在胡林翼的一再举荐下，曾国藩再次出山了。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已经“脱胎换骨”了。对同僚变得谦逊和气；对上不再直言冲撞，懂得婉转劝谏；不再拘泥执着于自己的道德洁癖，而是举贤唯才。
完全蜕变的曾国藩，就要重整旗鼓，与太平天国决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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