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徐老：追忆16年前的那次辩论

我与徐老：追忆16年前的那次辩论 2019.6.28《报刊文摘》

2003年6月，我通过了博士答辩，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属于那种“不”知山有虎，“便”向虎山行的研究生，在不晓得读博士多么让人煎熬的情况下，就傻呵呵地念起了博士，还同时启动了一系列人生大事，包括生娃养娃。大概因为总想着别人的时间比我多，我这个博士读得还真是空前投入——我是硕士导师马以鑫的博士开门弟子，是需要给导师长脸的，至少也不能丢脸。当然，整个论文开题和写作过程中，我时时体会到马老师可能比我还紧张，生怕我出任何纰漏。包括要发表论文，马老师也积极推荐发表的刊物，好在最后达标了，戴上博士帽了，心里还是高兴的。在答辩前一天，我虽然隐约知道送出去的论文反馈不错，但晚上还是没有睡好，不是因为紧张第二天的答辩，而是一路走来的各种辛苦都在眼前一幕幕浮现，迟迟不肯落幕。因此，答辩现场竟然有点犯困，迷迷糊糊地，答非所问的情况发生了似乎不止一次，最后竟然也通过了。

就在以为一身轻松的时候，张德林老师给我打电话说，说我这篇论文很不错，属于比较难得一见的作家作品批评，他已经和徐中玉先生交流相关内容，鼎力推荐了；我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上门和徐老去交流一些问题，因为徐老很欣赏去上门交流学术的青年学子。

我当时马上全身都紧张起来，仿佛如临大敌。因为在我们学校，徐老是那种让我们远远看到就要鞠个躬的人物，传奇事迹太多，以至于已经不像人间的人，仿佛是一个神迹的存在了。

去之前的中午，我和师兄李锡龙说下午要去看徐老，太吓人太恐怖了啊。李锡龙连连安慰说没事的。我反正就硬着头皮抱着博士论文和一篇从中抽取出来的论文去了。

到了徐老家，徐老已经神清气爽地等在那里，两杯绿茶也由阿姨端来了。我还没来得及介绍，徐老就开口了，说，你的博士论文我已经听张德林老师说起了，听说反映不错的。

这时候，我想是不是该我做介绍了？

结果徐老快人快语，根本没有给我介绍论文的机会，连续抛出三个特别要命的问题。第一个，在我看来，王安忆还是青年作家，她还没到被作为博士论文来进行研究的状态。还有，你作为一个年轻的在校学生，把她作为论文的研究对象也不合适。第二个，我听张老师说你是要来投一篇讲王安忆与哲学的东西，王安忆写小说，和哲学有什么关系，做学问要平实一点、严谨一点，不要总是搞些高深的五光十色的哲学理论来吓唬人。第三个，我和王安忆很熟悉，也看过她的一些小说，可是你见过王安忆，和王安忆沟通过她的创作和生活吗？

隔着16年的岁月去看这三个问题，我突然意识到其实徐老是有所准备的，他也许只是想考考我，而我是毫无准备的，根本想不到他会问为什么。那种场景转换到武侠小说里，根本就好比一代宗师抛出连环拳，看看这后生小子接不接得住啊。博士论文对于一个博士的重要性，相当于是其苦心孤诣构建出来的一个精神王国，投入的博士三年心血就在吭哧吭哧打磨这个东西了。老先生这么三棍子敲过来，如果接不住，就等于自毁长城。这三个问题回答不好，精神王国的合法性都要受到动摇了。

当时我是没有如今这种觉悟的，只感觉开始出汗了。我肯定觉得自己是必须要维护自己立场的，然后就噼里啪啦地打开了话匣子。

我说，在我看来，王安忆优秀的代表作已经都出来了，引起轰动不止一次，从《小鲍庄》、“三恋”到《长恨歌》，我认为她的创作已经达到顶峰。有调查显示，诺贝尔奖得主也许是在高龄获得诺贝尔奖，但他得奖作品都是在四十来岁做出来的，因为这个时候他的积累与精力都在最佳状态。而且，以您的年龄，您看我们都很年轻。但我不觉得自己多年轻，我马上快30岁了，这个时候才刚刚要走上工作岗位，压力相当大，古人已经都三十而立的时候我还在追求自己向往的精神王国，也就是做博士论文。

而且，尽管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我不能等到有一堆人来做王安忆研究，那弄不好就要步人后尘、拾人牙慧了。既然我打算找一个优秀的女性作家作为研究对象，那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王安忆是很纯粹很优秀的作家。我也希望通过研究她的作品对自己的文学修为、为人修养有所提升。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首先，哲学是一种方法，是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手段，不同的哲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深度认识客观世界，大大丰富了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那么在这种意义上，王安忆的作品世界，完全可以用一种哲学去解读。因为好的作品世界，必然有其哲学方面的关怀。即便作家比较感性，未必有深度的哲学意识，但必然有她的哲学倾向与价值关怀。我找到了时间哲学，认为这种哲学比较贴切。而在我看来，王安忆成长的年代是一个时间高度穿梭的状态，对于王安忆而言，她走在一个令人有点错乱的时间里，“文革”时间、“文革”后时间、个体生命时间、国家民族时间、古典时间、现代时间，她的作品一再表达“文革”之后对于“文革”里个体生命流逝的焦虑，更一再表达着面对铺天盖地现代文明而来的焦虑，我认为，这两种对于时间的焦虑构成了她小说的哲学背景。而且，为了让自己关于时间哲学的表述靠得住，我把图书馆能够借到的所有的关于时间的书都借阅了，所以我认为自己这种关于王安忆小说的哲学构建是科学的、扎实的、有说服力的。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至于您问到的与王安忆老师有没有交流过，那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优秀的文学批评首先不能是“抬轿子”，您也知道，现在不少评论家与小说家经常都是酒肉朋友，那么这种情况下的文学批评就可能会有点靠不住。我认为理想的文学批评就应该从小说里来，通过对作品进行方方面面的文本细读，通过其间的蛛丝马迹来进行研究，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有如福尔摩斯，从小说里去找寻对于人生和世界的理解，而不是直接问作者您写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我的批评立场就是从作品出发，把作家作品放在大时代的沧桑巨变里去进行细致的考察，我认为自己的评论是冷静的深思熟虑的平实的评论，而不是一味地向作者献花。个人以为，这样的文学批评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如果我去接近王安忆，那么我很可能受到她的影响，很难再对其具体作品进行客观的评价，会有先入之见。而且如果一旦有了某种交情，那就只能一味地唱赞歌，这样的文学批评不会有深度，更是短命的，留不下来。我人生中最好的三年都在做这件事，我希望它有活泼泼的生命力，希望自己的研究不是大唱赞歌，献一束漂亮的鲜花给作家，而是为自己的学术生涯种下一棵无法替代的树，它也许不高不大，但它是属于自己的，带着自己的体温和人生阅历的。而且，您是做苏东坡研究的，您需要穿越时空，去和苏东坡对话吗？

话说到这里，我突然有点为自己感动。为了专心做论文，把嗷嗷待哺的孩子送给婆婆，多少一手二手资料摸下来，不可能没有考虑过作家作品研究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只是没有契机来总结罢了。而就是徐老，也就是徐老，让我在感觉被他的三棍子打退到墙角的时候，突然有了急智，绝地反击一般，把自己的批评出发点、批评方法、批评立场都统统讲了个一清二楚。

但在16年前的那个盛夏，窗外绿树成荫的书房里，我断然不会有今天的觉悟。我当时气呼呼的，想着，既然这位传奇人物言辞这么厉害，还一直板着瘦削的面孔，那么此地也不宜久留，还是赶紧就起身告辞为妙，于是匆匆把博士论文和那篇关于时间哲学的论文一并交给他。徐老也不作任何挽留，只是语气更加急促地说，博士论文我不要的，家里放不下，论文留下来就好。我就更加气哼哼地说，已经写了请您多多指正了，就是送给您的，您要不要都给您了。

然后我干渴着嗓子，一口茶也没敢喝就离开了。整个也没有坐下来二十分钟，我仓皇逃出来的时候感觉后背都湿透了。

第二天遇到师兄李锡龙，他问我情况如何，我说吵了一架，老先生特别凶，我也很凶，我反正从来对人没有这么凶的，怪只怪他太凶了，哼。

就这样，我认为投稿的事情肯定没戏了。过了大概一个多月，《文艺理论研究》杂志的编辑陈佳鸣老师和我通电话，说，你的稿子被我刊录用，我要给你寄样刊了。文章确实不错，但前面排队的稿子有的都几年了，真的不能再等了，你这篇徐老也不知道为何这么着急，非要在最近这一期马上发出来。这样子“插队”让我和其他人都不好交代。

这真让我受宠若惊。而徐老对此文的看重也不曾落空：２００６年，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此文被收入由吴义勤教授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安忆研究资料》。而此文对于王安忆时间哲学的归纳，后来被不少评论家和研究者包括我一直很仰慕的季红真教授进一步演绎，这无疑是对我最初发现的肯定。

到教师节前后，也就是中秋前后，我带着一盒月饼去看徐老。这次徐老也是老早在等着我了，看到我，特别开心，满面放光，连连说看出来我的东西花了好多心思的。这回，终于喝了徐老家的绿茶，细细地品味着，确实是传说中的那种很难喝到的好茶。徐老这回像一个慈祥而灿烂的爷爷，笑声朗朗，估计是敏锐感觉到我的害怕，所以担心把我再次给吓跑了。走的时候，他回赠我一盒月饼，我推托了一下，拗不住他的坚持，竟然也喜滋滋地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