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调本指欧洲18世纪（古典主义）以前广泛运用的一种音乐体裁，它与和弦及十二音律音乐不同，没有主旋律和伴声之分，所有声音都按自己的声部行进，相互层叠，构成复调体音乐，如经文曲、赋格曲与复调幻想曲等。巴赫金借此词来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基本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世界的完整统一，不可以归结为一个人感情意志的统一，正如音乐中的复调也不可归结为一个人感情意志的统一一样。”“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如果非说个人意志不可，那么复调结构中恰恰是几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从原则上便超出了某一人意志的范围。主人公连同他们各自的世界被结合在了某种统一的事件之中，他们相互之间不发生融合，而是处于彼此交锋、对话和争论之中。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就是这样的复调艺术作品。
从文化角度来理解复调小说理论，就会发现复调小说的理论核心，是自我意识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中的形成过程，是文化断裂和转型时期主体性的确立过程。巴赫金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认为其创造了一种作者（自我）与其主角（他者）平等对话、交流，通过戏拟、反讽、双声语等不同话语形式使不同主体间构成了多声部、双声部的复调形式。复调小说中，巴赫金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出了主体之间的全新关系。作者笔下的主角与作者一样，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具有自觉意识。作者创造了主角，是因为作者在努力寻求和实现他的自觉意识，确立他的主体性。巴赫金深刻地意识到，他的自觉意识永远具有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只有在与主角的自觉意识的平等对话中，作者才能实现他自己的自觉意识。为了完成自我，必须创造一个他者。这个观点与其前期提出的责任感/回应性理论具有一致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因为具有同时立刻听出并理解所有声音这一特殊才能（堪与他这才能媲美的，只有但丁），才能够创作出复调型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时代客观上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多声部性，平民知识分子和社会游民的处境，个人经历和内心感受同客观的多元化生活的深刻联系，最后还有在相互作用和同时共存中观察世界的天赋——所有这一切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得以成长的土壤。
正因为如此，巴赫金特别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多种声音的相互作用，而非构成某种统一体的不同层次和相互联系。在他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小心翼翼地维护和保存各种声音的独立性，而将自己（作者和叙事者）退到了一个近似旁观者的地位。
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把人生的种种课题，交给这些各具特色、为欲念所苦恼，燃烧着狂热之火的许多“声音”去讨论，自己却好像只是出席旁听这类牵动神经的论争，怀着好奇心看着一切如何收场，事情往何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事实确乎如此。
我们只要细读陀氏的任何一部重要作品，如《白痴》、《地下室手记》，《群魔》、《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我们就会立刻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每个人物，不论他们的学养、身份和地位如何，几乎全都是“思想家”，或者说具有典型的思想家气质。作者本人的思想呈现，固然与他自己所创造的人物的思想之间，有着极其重要的关联，同时，也与作者所创造的这种特殊的小说文体和结构形式密不可分。
《白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返文坛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写于一八六七年秋至一八六九年一月。这本书显示出作者高度的艺术才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19世纪文坛上享有世界声誉的一位小说家，他的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性质。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心理剖析，尤其是揭示内心分裂。他对人类 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复杂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 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善恶矛盾性格组合、深层心理活动描写都对后世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人是个秘密。要去猜想。如果你一生都在猜想，别说你浪费了时间。我一直在猜想，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小说对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上层社会作了广泛的描绘，涉及复杂的心理和道德问题。善良、宽容的梅诗金公爵无力对周围的人施加影响，也不能为他们造福，这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的徒劳努力，表明作者企图以信仰和爱来拯救世界的幻想的破灭。从表面上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将作者和叙事者的某种权力都交给了自己笔下的人物，作者似乎退到了一个情节组织者和结构者的地位。但如果我们就此切断作者与人物、思想之间更为深刻的联系，而简单地用巴特式的“作者退出”理论来解释陀氏的小说，将作者降格为一个不偏不倚的“客观”叙事者，将会误入歧途。小说这一形式，在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复杂性时所展现的种种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据此将昆德拉所谓“小说自身的智慧”提高到一个令人咋舌的地位，而将它绝对化，则是另一个错误。
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形式的确立，与作者本人在特殊时代的自我意识的巨大分裂是不可分割的。作者曾历尽磨难，并多次濒临死亡。特别是他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经历，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生活中哪怕是片刻的安宁和平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都很难维持。同时，我认为他不定期发作的癫痫也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力。我们或许已经注意到，他小说中的人物，也大多经受着同样疾病的困扰。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每一部重要作品中，都存在着癫痫病发作的案例：如斯梅尔加科夫、基里洛夫、梅什金公爵等等。安德烈·纪德据此推测，癫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伦理道德观的形成过程起到了某种不容忽视的作用，而在我看来，这种生理上周而复始的不平衡状况，与他个人精神的焦虑状况，是遥相呼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曾论述过这种不平衡和欲望与一切巨大的精神改革之间的关系，并断言：“任何的改革者首先是一个精神不平衡的人。”在表达自己思想的深度和复杂性方面，正如巴赫金所阐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其说在构建自己作品中的人物，还不如说是在构建和分配这些人物的议论。
最后，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创了现代小说影响深远的典型范例，即将作家本人的自我矛盾、不连贯乃至于迷失，完整地储存于不同声音的容器中，而不是归纳、调节不同声音与自我，最后完成自我意识的勉强统一。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做，也非推卸一个作家的责任，或者将自己的困惑和烦恼一股脑地推给读者，让作家从他的作品中退出。我倾向于认为，他这样做的深刻动机之一，恰恰是为了重新寻找自己。也就是说，他既没有将处于困境中的自我意识简化，也没有滑向我们所常见的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并未消失，他存在于任何地方。他像一个幽灵，附着于任何一个人物的身上。正如纪德所指出的：
真正的艺术家在创作时，总是处于对自己的半无意识中。他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只有透过自己的作品，以自己的作品，在自己的作品之后，才能真的认识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迷失在他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身上，因为，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都能找到他……一旦他要以自己的名义来说话，他就该有多么笨拙；而相反，当他本人的思想通过人物的口来表达时，他又是多么雄辩啊。他正是通过赋予人物以生命，才找到了他自己。他就活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他就这样把自己交托给了人物的多样化，其最初的效果，就是保护自身的前后不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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