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五年月日，丁忧人范某，谨择日望拜，上书于史馆相公、集贤相公参政侍郎，参政给事。某居亲之丧，上书言事，逾越典礼，取笑天下。岂欲动圣贤之知，为身名之计乎？某谓居丧越礼，有诛无赦，岂足动圣之知耶？矧亲安之时，官小禄薄，今亲亡矣，纵使异日，授一美衣，对一盛馔，尚当泣感风树，忧思无穷，岂今几筵之下，可为身名之计乎？不然，何急急于言哉？盖闻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况今圣人当天，四贤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圣贤之朝，岂资下士之补益乎？盖古之圣贤，以刍荛之谈，而成大美者多矣。岂俟某引而质之？况儒家之学，非王道不谈，某敢企仰万一，因拟议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行者，某所不言也。
恭维相府居百辟之首，享万钟之厚，风兴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跻富寿，答先王之知，致今上之美。况圣贤存诚，以万灵为心，以万物为体，思与天下同其乐。然非思之难，致之难矣。某窃览前书，见周汉之兴，圣贤共理，使天下为福为寿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汉之衰，奸雄竟起，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兴也，如周汉焉；其衰也，亦周汉焉。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经之营之，长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圣之功，岂不大哉!然否极者泰，泰及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环焉，惟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作《易》之大旨，以授予理天下者也，岂徒然哉？今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性久困穷矣。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明器或假于人矣；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倘相府思变其道，与国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复行，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倘不思变通其道，而但维持岁月，一旦乱阶复作，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亦今相府负天下之过也。昔曹参守箫何之规，以天下久乱，与人患 ，而不敢有为者，权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礼作乐，以防微杜浙者，道也。张华事西晋之危，而正人无徒，故维持纲纪，以延岁月，而终不免祸，以大乱天下。今圣人在上，老成左右，岂取维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
某窃谓相府报国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也。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生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复游散、去冗僭以阜时财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才也；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绝乱之阶也；明国听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于有道也。
夫举县令，择郡长以救生民之弊，何哉？某观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循已；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故一邑之间，薄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某恐来代之书论得失者，谓相府有不救其弊之过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为民父母，以困穷其天下？
又朝廷久有择县令郡长之议，而不遂行者，盖思退人以礼，不欲动多士之心，故务因循而重改作也，岂长世之策哉？倘更张之际，不失推恩，又何损于仁乎？今约天下令录，自差京朝官外，不过千数百员，自来郊天之恩，鲜及州县。若天下令录，自大礼以前满十考者，可成资日替与职官，七考以上，可满日循其资俸，除录事参军，则县令中昏迈庸常之流，可去数百人矣。盖职官禄事参军，不甚亲民，为害亦细。此谓退人以礼，士岂有怨心哉？其间课最可尚，论荐颇多，俟到铨衡，别议畴赏。前既善退，后当精选，其判司簿尉，不由举荐。初入令录之人，并可注录事参军。如无员缺，可授大县簿尉，仍赐令录之俸。其曾任令录，有过该恩，舍入本资者，可依初入之例。颁此数条，入令者鲜。然后委清望官，于幕职判司簿尉中历三考以上，具理绩举充。其川、广、福建县令，可委转运使等，就近于判司簿尉中举移，庶从人便。若此后诸处县令，特有课最可旌尚者，宜就迁一官，更留三载，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其侥幸者自从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县政，可澄清矣。愿相府为天下生灵而行之，为国家磐固基本而思之。不以听刍荛为之嫌而罢之，则天下幸甚！幸甚！
某又观今之郡长，鲜克尽心。有尚迎送之劳，有贪燕射之逸，或急急于富贵之援，或孜孜于子孙之计，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狱讼稍简为政成，以教令不行为坐镇，以移风易俗为虚语，以简贤附势为知己，清素之人，非缘嘱而不荐，贪黩之辈，非寒素而不纠。纵胥徒之奸克，宠风俗之奢僭。况国有职制，禁民越礼，颁行已久，莫能举按。使国家仁不足以及物，义不足以禁非。官实素餐，民则菜色，有恤鳏寡，则指为近名；有抑权豪，则目为掇祸。苟且之弊，积习成风，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从而兴乎？某恐来代之书论得失者，亦谓圣朝有不救之过矣。然朝廷黜陡郡长为难者，官有定制，不欲动摇，惧其招怨而速侥幸尔。故知县两任，例升通判，通判两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时，饰身修名，邀其清举；居上之后，志满才乏，愆于素持，止能偷安，未至复悚，故贤愚同等，清浊一致，此乃朝廷避怨于上，移虐于下，俟其自败，民何以堪？故郑庄公伺共叔自弊，而春秋罪焉，以其长恶也。《易》曰：“覆霜坚冰至。”由辩之不早辩也，此圣人昭昭之训，岂用于先王而废于今日哉？近年诸处郡长，以赃致罪者数人，皆贯盈之夫，久为民怨，如此之类，至终不败者，岂止数人而已乎？虽转运使提点刑狱，职在访察，其如位望亚相，怨仇可敌，非致败露，鲜有发现。宜乎论道之间，激扬天下。
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皇上凝命，于今六载矣，以军国重大，未可行远古之道。今郊礼之余，宜宣大庆，可于两制以上，密选贤明巡行诸道，以兴利除害，黜陡幽明，舒惨四方，岂同常务。可命御史严谕百僚，与出使之官，绝书刺往还之礼，仍翌日首涂，以禁请托。苟利天下，大体何伤。所出之官，宜以宣庆之名，安远听也。其诸道知州、通判，耄者、懦者、贪者、虐者，轻而无法者，堕而无赦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利病得以上闻，未举 守之礼，而遣观风之使，非不典也，然后委清望官，于朝臣通判中举诸郡长；于朝臣知县中，举诸通判，今后通判之官，非著显效，及有殊荐，虽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国之符，不当轻授。其知县之人，入通判者，宜 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政，其滥鲜矣。今一司一务，犹或举官，一郡之间，生灵数万，反可轻授予人乎？愿相府为天下生灵而行之，为国家磐固基本而行之，不以听刍荛为嫌而罢之，天下幸甚！幸甚！
某前所谓官有定制，不欲动摇，惧其招怨谤而速侥幸者，两宫圣人临轩命使，激扬善恶，澄清天下，何怨谤之有乎？自兹以降，非举不授，举官之责，厥典非轻，何侥幸之有乎？如所举之人，果成异政，则宜旌尚举主，以劝来者。圣朝未行此典。盖亦缺矣。
县令郡长既得其材，然后复游散，去冗僭，以阜时之财者，何哉？某观天下谷布，厥价翔起，议者谓生灵即庶，使之然矣。某谓生者即庶，则作者复众，岂即庶之为累哉？盖古者四民，秦汉以下，兵及缁黄，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业者不可胜纪，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禄，农有不竭力而饥，工多奇器以败度，商多奇货以乱禁，兵多冗而不急，缁黄荡而不制，此六民之浮不可胜纪，而皆衣食于农者也。如之，何物不贵乎？如之，何农不困乎？某谓谷帛之贵，由其播艺不增，而资取者众矣；金银之贵，由其制度不严，而器用者众也。或谓资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则山川之所出，与恩信之所给，自可较之，非某所敢知也。今更张之制，繁细非一，某敢略而陈之：
夫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难于言，而况于民乎？君子弗论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秽，不可不约。今后天下童行，可于本贯陈牒，必诘其乡党，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鲜人供养者，勿从其请，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别无子孙，勿许方游，则民之父母鲜转死沟于壑矣。斯亦养茕独助孝悌之风也。其京师道观，多招四方之人，宜给本贯凭由，乃许收录，斯亦辨奸细、复游散之要也。天下寺观，每建殿塔，蠹民之费，动逾数万，止可完旧，勿许创新，斯亦与民阜财之端也。
又古者兵在于民，且耕且战。秦汉之下，官库为常，贵武勇之精，备征伐之急也。今诸军老弱之兵，讵堪征伐，旋降等级，尚费资储，然国家至仁，志在存活，若诏诸军年五十以上，有资产愿还乡里走者，一可听之，稍省军储，复从人欲。无所归者，自依旧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诸道巡检所统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当一，而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谷帛之计，其耗万亿。以某观之，自京四向，千里之间，或多寇盗，盖刨置巡检，路分颇多，而卒伍至赢，捕掩无效，非要害者，悉宜罢之。所存之处，资以禁军，训綀即精，冠盗如取。况千里之内抽发非难，又使少历星霜，不至骄惰。彼无用之卒，可减万数。庶使诸郡，节于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辅，五百里内，民田多隙，农功未广，既已开沟洫，复须举择令长，使询父老，研求利病，数年之间，力致富庶。不破什一之税，继以百万之籴，则江淮馈运，庶几减半，挽舟之卒，从而省焉，此去冗之大也。
至于工之奇器，败先王之度，商之奇货，乱国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骄华，宜乎大变浇漓，申严制度，使珠玉寡用，谷帛为宝，此又去僭丰财之本也。今盛明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囊者国家禁泥金之饰，久未能绝，一旦使命妇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无敢衣者。使其余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
又播艺之家，古皆督贵，今国家有劝农之名，无劝农之实，每于春首，则移文于郡，郡移文于县，县移文于乡。乡矫报于县，县矫报于郡，郡矫报于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岂朝廷之意乎？
若县令郡长，一变其人，乃可诏书丁宁，复游散之流，禁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劝稼穑之勤，以《周礼》司徒之法，约而行之，使播者艺者，以时以度，勤者惰者，有劝有戒，然后致天下富之寿之，彼不我富不我寿者，岂难革之哉？此则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观夫《国风》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农夫之庆，为王化之基，岂圣人不思而述之乎？故周、汉、李唐，虽有祸乱，而能中兴者，人未厌德，作乱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乱，鲜克中兴者，人厌其德，吊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则厚民力，固邦本，非举县令，择郡长，则莫之行焉。
或谓举择令长，久则乏人，亦何道以嗣之。某谓用而不择，贤熟进焉；择而不教，贤孰继焉。宜乎慎选举之方，则政无虚授焉；孰教育之道，则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间，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词多纤秽，士维偷浅，言不及道，心无存诚。及于入官，鲜于致化，有出类者，岂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经之士，全暗指归，讲议未尝闻，威仪未尝学，官于民上，贻笑不暇，责其能政，百有一焉。《诗》谓长养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于郡国，王风云迈，师道不振，斯文销散，由圣朝之弗救乎！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时而教育哉？乃于选用际，患其才难，亦由不务耕而求获矣。
今春诏下礼闱，凡修词之人，许存策论，明经之士。特与旌别，天下之望，翕然称是。其间所存策论，不闻其谁，激劝未明，人将安信？倘使呈试之日，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留，以全才升其等级。有讲贯者，别加考试，人必强学，副其精举。复当深思治本，渐隆古道。先于都督之郡复其学校之制，约《周官》之法，兴阙里之俗。辟文学掾，以专其事。敦之以诗书礼乐，辩之以文行忠信，必为良器，蔚为邦材，况州县之用乎？夫庠序之兴，由三代之盛王也，岂小道哉？孟子谓“得天下之英材而教育之，一乐也”。岂偶言哉？行可数年，士风丕变，斯择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设制科，所得大才，将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学经纶之盛业，为邦国之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属多务。暂停此科。今可每因贡举之时，申其坠典，必有国士，继于唐人，岂非国家之盛选欤？勿谓未必得人，遂废其道，此皆慎选举、敦教育之道，亦何患乏人哉！
倘国家行此数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则无不成焉。前代离乱，鲸吞虎噬，无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为不急之务。既在承平之朝，当为长久之道，岂如西晋之祸，而有何公之叹者乎？愿朝廷念祖宗之艰难，相府建风化之基本，一之日图之，二之日行之，不以听刍荛为嫌而罢之，则天下幸甚！幸甚！
至于岩穴草泽之士，或以节义敦笃，或以文学高古，宜崇聘召之礼，以厚浇竞之风。国家近年，羔雁弗降，或有考盘之举，不逾助教之名，孝廉之士，适以为辱，何敦劝之有乎？
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沿之则百姓受弊，革之则诸司乏人。将使群谤不兴，众心知劝，不若敦仍旧之制，加奖善之方，自簿尉两有举奏者，许入录事参军，录事、参军有举奏者，许入职事官，或换三班使臣。既有进身之阶，岂无畏法之志。设使流内之人，无迁进之望，而能尽公者必亦鲜亦。今后百辟新入之人，或采其艺能，或出于仕族，行藏必审，考试必精。避役之人，无图之类，严革其弊，高为之防，既激其流，复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
某又谓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者，何哉？盖闻古之善御戎者，将不乏人，则师战而不衄；边不乏廪，则城围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此刘汉所以长也。不善御戎者，将在贵臣，边须远馈，故战之则衄，围之则下，狄无疑畏，乘虚深入，此石晋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为福。在开元之盛，有函谷之败可龟鉴矣。何哉？昔之战者，耄然已老，今之壮者，嚣而未战，闻名之将，往往衰落，岂无晚辈，未闻边功，此必庙堂之所思也。仍闻沿边诸将，不谋方略，不练士卒，结援弭谤，固禄求宠，一旦急用，万无成功。加以边民未丰，边廪未实。下武之际，兵寡食足，如屯大军，必烦远馈，则中原益困，四夷益骄，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时庙堂之上。虽有皋陶之谋，伯益之赞，不亦难乎！
夫天下祸福，如人家道，成于覆篑败于疾雷，圣朝岂恃其太平，而轻其后计，王衍之鉴岂曰不明？清谈之间，坐受其弊。盖备之弗预，知之弗为，许下之兵，日血十万，岂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诚为令图，安必虑危，备则无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观周礼，则有大司马阵战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礼乐之朝，未尝废武。
今孙吴之书，禁而废学，苟有英杰，受亦何疑。且秦之焚书也，将亦愚其生人，长保天下；及其败也，陈胜吴广，岂读书之人哉？况前代名将，皆洞达天人，嗣续忠孝，将门出将，史有言焉。今将家子弟，蔑闻韬钤，无所用心，骄奢而已，文有武备，此能备乎！今于忠孝之门，可搜兵略，历试边任，使其识山川之向背，历星霜之艰难，一朝用之不甚颠沛，十得三四，不云盛乎？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壮志，宜设武举，以收其遗。唐郭子仪，武举所得者也，斯可遗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识，可赐孙吴之书，使知文武之方，异日安边，多可措任，此皆育将才之道也。又沿边知、通，精加选择，特授诏命，专谋农桑，三五年间，丰其军廪，此实边郡之道也。将材既良，边郡既实，师战不衂衅，城围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朝廷可高枕矣。
前代御戎，其策非一，唐陆贽议沿边备守之术，请置本土之兵，勤营田之利，与今事宜相近，可约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北边有云翼、招收之军，更可增致，作为奇兵。至于营田之利，宜常兴作而加焉，愿相府为国安危思之，五代之乱非远也。为河朔生灵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劳一夕之思，绝百代之耻，无使中原见新羁之马，赤子入无知之俗，则天下幸甚！幸甚！圣人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又曰：“民利于今受其赐。”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华夏，功高当时，赐及来代。况朝廷之盛德乎？
某又谓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绝乱之阶者，何也？盖天下奸雄；无代无之，或穷为夜舞，或起为大盗，伺朝廷之过，执以为辞，幸生灵之怨，吊而称义，不然，以何名而动哉？今明盛之朝，岂有大过，亦宜辨于毫末，杜其坚冰。或戚近挠权，或土木耗国，或禄赏不均，或纲纪未修，或任使未平，斯亦过之渐也。
某敢小举其失以言之：国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约，除拜之际，宜量其才，非曰惜恩，俱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则挠权乱法，增朝廷之过，启奸雄之志。《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所谓盗者，其奸雄之谓乎？今道路传闻，或缁黄之流，或术艺之辈，结托亲近，邀求进贡，或受恩赐，或与官爵，此挠权之渐矣，可不畏乎？夫赏罚者天下衡鉴也，衡鉴一私，则天下之轻重妍丑，从而乱焉。此先王之所慎也。
又土木之兴，久为大蠹。或谓土木之兴，出自内帑，无伤财害民之弊，故为之而弗戒也。某谓内帑之物，出自生灵，太祖皇帝以来，深思远虑，聚之积之，为军国急难之备，非诌神佞佛之资也。国家祈天永命之道，岂在兹乎？如“洞真”、“寿宁”之宫，以延燎之灾，一夕逮尽，岂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崇，非神灵之所据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辍军国急难之备，奉有为之惑，冀无状之福，岂不误哉？一旦有仓卒之忧，须给赏之资，暴加率 ，其可及乎？此耗国之大也，可不戒哉！倘谓内藏丰盈，用不可竭，则日者黄河之役，使数十州之人，极力负资，奔走道路，岂惜府库之余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罢，岂相府之不言乎？两宫之不听乎？
又文武百官之禄，取兵荒五代之制，或职轻禄重，或职重禄轻，重轻之间，奔竞者至，大亨之世，犹患不均，岂圣朝之意乎？所宜损之益之，以建其极。
又今三司之官，差除颇异，禄赐弗轻，何知弊而不言，多养望以自进。天下金谷，决予以群胥，掊克无厌，取怨四海，使先帝宽财之命，弗逮于民，和气屡伤，丰年寡遇，曾不谓之过乎？盖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责课最，朝受此职，夕求他官，直云假涂，相与匿祸。天下受弊，职此之由，岂圣朝之意乎？宜其别制考课，重议赏罚，激朝端之俊杰，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几乎？
又古之勋臣，赏延于世。今则每举大庆，必行此典，自两省以上，奏荐子弟，必为京官，比于庶僚，亦既忧矣。而特每岁圣节，各序子孙，谓之赏延，黩乱已甚，先王名器，私假于人，曾不谓之过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其姑息若是耶？遂使萌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之司民，国家患之，屡有厘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节于彼而不节于此，天下岂以为然哉？我相府岂惜一孺之恩，不为百辟之表乎？
又远恶之官，多在寒族，权贵之子，鲜离上国周旋百司之务，懵昧四方之事，况百司者，朝廷之纲纪，风教之户牖。咸在童孺，曾无激扬，使寺省之规，剥床至足，公卿之嗣，怀安败名。未赏试难，何以致远？非独招缙绅之议，实亦玷钧衡之公。
此则禄赏未均，任使未平，纲纪未修之类也。斯弊已久，何可极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变其极，而天下化成，不为难矣。
晋赵王伦、石勒之徒，心窥天子，口责丞相，岂非奸雄之人，伺朝廷之过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经涂炭，劳则易怨，扰则宜惊。猛将谋臣，威信未著。况边民尚困，边廪尚乏，苟有骚动，馈运所艰，武备未坚，狄志可聘，既挠之以征战，或以加之以饥馑，生灵穷匮，奸雄奋迅，鼓舞群小。血视千里，此五代之鉴昭昭焉，非止方册之有云，抑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亦尝有事四方，劳于馈运，而生灵不敢怨，奸雄不敢动者，何哉？一则五代余民久在涂炭，乍睹明盛，如子得母，纵有劳役，未甚曩昔，此生灵不敢怨也。又当乘天开之运，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动如山压。况躬擐甲胄，备尝艰难，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此奸雄所以不敢动也。所谓彼一时此一时尔。今朝廷岂谓当时之易，而不虑今时之难乎？
又谓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于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则苦口之药鲜进焉；国未之危，则逆耳之言鲜用焉。故佞臣易进，直臣易退，其致君于有道也难哉!及其既病也，药必错杂而进，故鲜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错杂而用，故鲜功焉。盖佞人在矣，直臣远矣，其悔之也难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势使之然矣。
天深戒而不变者，祸可畏矣。伏闻京师去岁大水。今岁大疫，四方闻之，莫不大忧，此天之有以戒也，岂徒然乎？而京师之灾，甚于四方，何哉？盖京师者政教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祸未盈而天未绝。故鉴戒形焉，不独恐惧其心，必使修省其政，国家之德尚可隆，天下道尚可行也。倘弗惧于心，弗修于政，渐盈于祸，渐绝于天，则国家四海，将如何哉？或谓国家之灾，由历数而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论，则夏禹九畴之书，果妖言耶？岂欲弃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则归诸已；天下有祸，则归诸天。岂圣朝之用心？愿黜术士之言，奉先王之训，必不谬矣，必无过矣。于保直臣，斥佞人，则两宫二圣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纵有行伪而坚，言伪而辩，试于行事，人焉廋哉！
某往日不极言，而今极言者，学陋之人，思虑未精，又亲安之时，上惧失禄，不幸亲今亡矣，朝廷或怒之，自顶至踵惟忠也，又何忧乎？倘相府思变其道，与国家作长久之计，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复行，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福在国家，功在相府，得与天下生灵，长见太平，幸甚！幸甚！
窃以五代以来，诸侯暴酷，视民如芥，生杀由之。皇朝龙兴，典章一宽。真宗皇帝至仁如天，尽心于此，内则举执法之吏，外则创按刑之司，徒、流之间，无敢差者。若今于教化之道，复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不至乎？今缙绅之间，多议按刑之司，无益于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纠察四方，绝斯民之冤，协先帝之志，岂无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谓川之既平，可坏其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为相府惜其时也。或曰天下之事，犹指诸掌，岂相府弗克行乎？亦在两宫之意尔。谓人主在上，或喜怒生杀，或好恶邪正，则谏诤之际，为臣不易也。若乃修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纲纪，澄清风俗，相府之职也。岂必两宫之意乎？
倘相府疑某之言，谓欲矫圣贤之知，为身名之计，岂不能终丧之后，为歌为颂，润色盛德，以顺美于时，亦何必居丧上书，逾越典礼，进逆耳之说，求终身之弃，而自置于贫贱之地乎？盖所谓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是不为身名之计明矣。观前代国家，当其安也，士人上言，论兴亡之道，非圣主贤相，则百不一采。及其往也，则后之史臣，收于简策，为来代之鉴。今日之言，愿相府采其一二，为国家天下之益，不愿后之史臣，收于简策为来代之鉴。
狂斐之人，诛赦惟命，以庙堂深严，恐不得上，乃敢于相门下，名致此书，庶有一达于聪明，干犯台严下情无任惶恐激切之至。不次，某死罪惶恐再拜。
网友评论